经济的常识

经济的常识
内容简介:
当前,全球经济持续震荡,旧体系已被打破,新格局尚未形成。面对国内外的多元态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从中国当前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变量切入,运用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知识,结合对真实世界的观察、研究与实践,将经济理论与现实问题相统一,揭示经济活动中蕴含的常识。
作者简介:
姚洋,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BiMBA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6年)、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是“金融40人”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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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更多
  • 豆友210630430
    2022-11-18
    姚洋教授的演讲集,书如其名,作为常识性读物,广度较大,深度一般。
  • 渐行渐远渐无书
    2023-01-02
    算是普及了一些东西吧
  • irisxinoo
    2023-03-06
    一本不算用心的演讲合集,很多重复观点,没有系统性及成体系的论述。不过花费两个多小时,对理解中国创新,国产替代,县域经济有一些启发,也算读有所值
最新书摘: 更多
  • 咩咩
    2024-05-24
    荀子的学说在我看来属于环境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回首人类的文明史,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轴心时代,那时候的人类文明群星灿烂。钱穆先生说,三大古文明中,印度文明产生了第一个宗教一佛教,试图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希腊文明试图回答“如何征服自然”的问题,产生了科学;中华文明试图回答“如何活在当下”的问题,所以我们创造了官僚帝制。可以想见,未来肯定会出现一个全球文明。
  • 咩咩
    2024-05-24
    小农经济有自身非常明显的特点:一个小农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它要预测未来的市场,制订生产计划,这个过程要考虑所有影响生产的外在因素,特别是气候,然后规划劳动力投入,审时度势把握良好的市场出售时机。而在小农家庭消费上,它还要灵活把握丰收、歉收等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消费支出。这种经济学上的多任务问题,需要极丰富的人力资本积累。中国的小农经济催生了大量掌握着各种经验的小农,虽然他们受教育水平不高,但拥有各种社会技能和经验。小农较高的人力资本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受了多少年教育“读了多少年书”,而是跟经验相关。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所以涌现出大量农民企业家,正是和传统的小农经济有直接关系一小农经济培养了众多有经济头脑、有管理才能、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这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更是不可复制的。小农经济另一个优势就是“无剥夺的积累”,这是南非学者吉莉恩·哈特(Gillian Hart)在《去全球化》一书的观点。吉莉恩·哈特发现,在中国,由于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对工资的要求往往较低,导致中国工业化的成本比较低。工业化没有让农民流离失所,变成城市贫民,因此中国城市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这当然和政府的整治有关,但小农经济对农民的保护也可能是个重要原因。不仅如此,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东亚各国实际上都没有太多的贫民窟。目前,中国不能抛弃小农经济也有现实原因。大规模的农业经营或者农业商业化,我们都做不到,因为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跟欧美动辄几百英亩的大农场相比有天壤之别。我们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农业在中国是极其昂贵的行业,包括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如此。说它昂贵,是因为农业一主要是粮食种植,是不可能有丰厚的商业利润的。在全球范围内,这种情况有一定普遍性,西方很多大农场也主要依赖财政补贴。需要指出的是,指望通过农业发家致富很难,世界上还没有先例,而在中国更不可能。把农业看得...
  • 咩咩
    2024-05-24
    对今天的社会而言,共同富裕的核心就是教育公平。……大家可能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或观察: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企业家中的草莽英雄很常见。一些人小学都没毕业,照样可以把企业做到百万元、千万元甚至亿万元级别的规模。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二十年,这种情况越发少见。不要说成为卓越的企业家,在今天的中国,一个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想要迈入中等收入阶层行列,成功的既率也正变得越来越小。教育是决定收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教育回报率也在不断提高。我们曾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核算过,对20多岁的年轻人而言,其教育回报率最高可达12%,意味着20多岁时每增加一年的受教育经历,步入职场后的工资水平最高可能提高12%。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回报率仅有6%。当然,这也反映出年轻人受到的教育质量也有了大幅提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双减”可能治标不治本。雷晓燕的研究成果也说明,“双减”落地后,部分高收入群体的家长开始聘请私教。然而低收入群体家长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教育差距反而在无形中被拉大,我们的政策有可能好心办坏事。在我看来,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制度入手,从中小学开始入手。目前,高考仍然是中国教育的指挥棒,这种客观事实暂时无法改变,但各地都在积极地落实一些有益举措。比如江西省在降低考试难度的同时,增加了考题的数量,这样的考试其实是在考验人的智商,与其知识掌握程度关系不大。我认为这是另一种方式的减压。以上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解决这一问题绝非一日之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我看来,可能要等到我们大学入学率达到80%的时候才能解决,而我们现在的入学率还不到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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