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一贯把《新青年》标记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然而鲁迅在《热风·题记》中却说，“新文化运动”是讥嘲《新青年》的人“另起”的名目，随后“反套”到《新青年》身上。《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从名与实的缝隙切入，追问“新文化运动”一词何时出现，是谁的发明？又如何被“反套”在《新青年》身上？“五四”与“新文化”是如何被“焊接”在一起的？从而重审文学革命、“五四”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历史逻辑。

《另起的新文化运动》采取的研究策略，不是用“另一个”起点来对抗原有的起源神话。“另起”是动态的过程，新文化、新文学的“起点”本是复数的。每个事后追认的“起点”都对应着一种运动方案、一种历史评判及一种文化远景。

新文化运动作为“起点”的标志性意义，从长时段看，终体现在语言文字的变革上。“五四”文学革命，亦可视作一场漫长的读写革命。从不同角度探讨汉字存废及阅读方式、书写习惯的变化，未尝不是松动“起点”的另一种方式。

重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史，困难之处还不在于历史场景的还原。时至今日，我们完全有能力寻觅更多的历史细节，把故事讲得无比繁复。真正的困难恰在于胡适所谓的“价值重估”，如何回应中国当下的思想氛围，重新检讨五四一代的立场。

“五四”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基石。长期以来这块奠基石过于稳固，以致我们忽略了它的存在。当“五四”的历史地位逐渐松动，变成一块“滚石”时，既给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而在危机中或也蕴含着自我更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