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的论题，是由唐代两个著名混血儿的一场讥讽性对话引发出来的。《新唐书•哥舒翰传》给后世留下这样的记录：

禄山谓翰日：“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翰日：“谚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禄山以翰讥其胡，怒骂曰：“突厥敢尔!”

安禄山和哥舒翰的身世，以缩影的形式反映出一个广阔的种族文化背景，即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的接触和交融。自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沙畹在圣彼得堡刊布《西突厥史料》以来，昭武九姓与突厥汗国在中古时代的互动关系及其渗透现象，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当代粟特学和突厥学的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不断地推进本世纪初沙畹孤明先发的学术导向。

《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之作，并无“预流”之心，只有“拾遗”之意。以下三编，谈胡说蕃，兼及胡物在汉地的命运。略人所详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能否详人所略，那就有劳读者慧眼的鉴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