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马克斯·韦伯的两个概念，“启蒙者”所秉持的是心志伦理——关心的只是信念本身，是一种无所忌惮、不讲条件的政治理想主义，虽极富热情，却是没有任何结果的亢奋。回溯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心志伦理横流，无论是道德的理想国，还是技术的乌托邦，当学校变成政治的舞台（教师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或者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教师成为知识资本家），教育无力守护自己的边界，亦很难具有清明理性的态度。

《从启蒙者到专业人》以为“专业人”可以奉行责任伦理——心志伦理只关切于“应为”，而责任理正视的是“能为”。在一个业已除魅的理性世界，辨析于目的一手段之间关系的责任伦理要求具备三种特性；热情（对事的献身）、责任感（对事的坚持）、判断力（心沉气静去如实面对现实的能力，也就是对人对事的距离）。作为一个专业人，要小心守护学术与教育的有效性范围，需要有一种具有相对自主性并且“价值中立”的学术，对所置身的世界，方有切实的贡献。这要求专业人在学术探讨与教学上有严格的自我节制。

然而，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一定冰火不容吗？“启蒙者”与“专业人”之间一定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吗？教育是关注“应然”的实践，倘若抽离了“意义”与价值关怀，是滞坠入官僚制度下的工具价值与程序合理下的技术霸权？因此，中国教师的角色演变，可能也很难说是从启蒙者到专业人，而是两者之间构成一对张力，从“启蒙‘高蹈，到双雄并秀，彼此互补。

刘小枫用”思想史上的刑事侦探“来称谓毕希纳，《从启蒙者到专业人》所做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侦探，在教师与国家关系之间，在教育与国家之间。《从启蒙者到专业人》从教师然色演变出发，探讨中国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构型的政治哲学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