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六案

• 楚门

  2024-03-16
  进予究索，则发现二千多年来五千言思想面目已极模糊。它究竟是怎样一本书，似乎难有答案。其传于后世，盖以三途。其宗教，战国时神仙家由此而来，以后发展为道教，老子被尊教主。其二哲学，学界所重《老子》价值主要在此，以其极富辩证思维，且是中国最早包含宇宙论的著作，并提出、创建或发展了许多重要概念与命题，如道、自然、天地、物、化、一、大、有无、阴阳、象、法、名、静、朴、常等等。①以外还有一种接受与解读亦甚普追。李泽厚提到“传言十年前毛泽东同志说过，《老子》是部书”，对此李泽厚一面表示同意，一面顺以延伸，认为由《老子》是兵书的线索，“其后更直接衍化为政治统治的权谋策略”。①循之则岂止“政治统治的权谋策略”，中国举凡商海、职场以至日常处世、与人交接，种种韬略遁避和所谓“人情练达”，皆可觅根于《老子》。以上俱系后人眼中的《老子》，而彼此驳舛。这种多义多向、杂流旁出的情形，先秦百家书唯《老子》有之。对于《论语》，或《墨子》《庄子》《商君书》…人们颇易求得一致。惟《老子》见仁见智，划然有别。
• 楚门

  2024-03-15
  南唐三朝的尚文慕雅之风，再承以东晋以来衣冠南渡、风流文采渐以金陵为一新中心之遗韵，遂使此域在五代十国那种武人嚣张的乱世，别开生面，成为文教放兴、艺囿独秀之地。近体诗为长短句所代系我国诗史一重大流变；后世多以“唐诗”“宋词”并称，却不知所谓“宋词”是因凭五代词人开山辟林而来，而五代词林的发育，根本在中原以外。时有两处重镇，一为西蜀，一为南唐。西蜀有温庭筠、韦庄等为代表，南唐则有璟煜父子和冯延已三大家。两相比较，南唐又以帝王径充词坛泰斗，更显气象迥越。尤须强调，南唐文气之盛，不止显于辞章一端，而是书、画、乐等各种门类艺术，争奇斗妍、巨擘辈出，呈现全方位繁荣。
• 楚门

  2024-03-15
  但李璟恪守父亲旧策，时间不长：“三四年间，皆以为守文之良主。会元老去位，新进后生用事，争以事业自许，以谓荡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荧惑，移于多口，由是构怨连祸，蹙国之势遂如削肌…未及十年，国用耗半。”③李璟943年登基，殂于961年，在位凡十九年。其间，南唐维持烈祖原态大概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时间，之后便开始不安分、生事。攻楚伐闽，甚至结怨北周、援其叛将，虽然将福建西部收入版图，但“境内虚耗”“国势遂弱”④，而李昪谨慎治国留下的家业，则挥霍殆尽。确言之，南唐走上亡国之路，正自李璟始，只是亡国之君的滋味却由李煜去品尝而已。
• 楚门

  2024-03-15
  不以宗教为基石，乃中国文明较为奇特处。上古情形不可考，依载诸文字的论，殷商仍崇神巫，很盛，而周人一旦“革殷受命”，首先“革”去的便是此风。我们观览商周两代文物，甲骨文几尽系占卜之属，又称“卜辞”，周代代表性的钟鼎文，重心转向现世人生，多志史、礼、政治之述。世所称的周礼，其突出特色，一在国家理性的浚澄，二在社会纲常的厘定，不复祈神谄鬼，努力探索人世秩序如何合于“善”。后来正是自周礼基础上，孔子创其儒学，使中国从此都走着一条重“人治”不重“神治”的道路。
• 楚门

  2024-03-13
  前7世纪，由余指诗书“乃中国所以乱”；前4世纪，商鞅谈“国去言，则民朴”；前3世纪，李斯献焚书之策——专制理念在秦如是实现其三级跳，四百年俱系同一路线。秦沿此而来，从僻处雍州、诸侯之所卑，到先登春秋五霸之列、嗣踞战国七雄之首，乃至并灭六国，所尝一直是甜头。对这种路线，它不特笃信不疑，抑将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以擅其威，以尽其势。于是，终至焚书坑儒一幕。自后果论，虽然始皇火与坑让人扼腕，回溯既往却又分明世运所铸，有在劫难逃的意味。
• 楚门

  2024-03-13
  孟子曾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这是对时代特征的精准描述。春秋以降，王纲解纽，天下支离，而思想放兴孔子当年犹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到了战国却“处士横议”，处士即并不在官的读书人，他们纷纷指古谈今、嗷嘈以言，中国遂迎来一个空前绝后的精神大自由、大活跃、大创造时期，史称“百家争鸣”。但极少有人注意到，当这样一个时代落下幄幕，胜出者并非“处士横议”最放兴的国家比如齐国，而是列国中惟一坚定厉行文化管禁的秦国。
• 楚门

  2024-03-13
  《储蕃志》完全表明，截至宋代，中国对西洋业已知之。不过，“知究竟不同于“行”。纸上之“知”何时转化为切身之“行”，其起点目前仍尚难确定。近代以来，南洋至非洲各处发现不少早于明代的中国物件。例如，1827年新加坡掘出中国铜钱，“多数为宋钱”；1860年爪哇发现中国铜钱，“亦过半为宋钱”；1888年“英人于非洲东岸之桑给巴尔（即赵汝适《诸蕃志》之层拔国）”，“掘土得宋代铜钱”；1898年“德人于同洲东岸索马里滨海”，“即明费信《星槎胜览》卷四之木骨都束”，“亦掘得宋代铜钱”。①又如，东非基尔瓦地方发现有“唐宋时期的越窑瓷和白的瓷”©，“马达加斯加岛东北端的武黑马发现很多元代瓷器”⑧这些痕迹，既可由中国人携至，亦可能是他国往返贸易者留下，但至少存在着中国有人抵于以上诸地的可能性。桑原骘藏曾经考证，自唐代起，“往来波斯、印度南洋”的中国海船不少，“蕃商乘者颇多”④。揣其语意，要指中国海船及海员为“蕃商”所雇佣，而往来东西洋，尚非以个人身份前去游历，或因货殖、访问等特定目的奔赴西洋。但是在元代，这样的记录终于出现了，有两份确凿的文献。
• 楚门

  2024-03-13
  中国人泛洋于西，最早记录为五世纪法显和尚《佛国记》。但来法显去由陆路、归而浮海，尚非完全航海的旅程，二来所历洋面仅为印度、斯里兰卡至广州间，以西则既未至亦所不知。“二十五史”之方域地理内容，《汉书》有“西域传”，提及四十余国，然概系陆路所通；《后汉书》有“大秦传”亦即罗马帝国及近东之描述，亦属陆路而往；《晋书》地理志只有郡县、无外国内容；《隋书》并同。显著的变化在唐代，域外舆地大增，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海路所通突然大举现于载记。可以明确地讲，虽然中国人亲履其地的文字记录尚俟以后，但去“西洋”的海路及“西洋”诸国概况，唐人多已知之。
• 楚门

  2024-03-13
  今将古时中国与西洋间，经由海路的交通商贸路线，比照“丝绸之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而不少人关于“海丝”的知识，与郑和下西洋密切地联系着，甚至误以为下西洋乃“海丝”开拓者。这是错误的。“海丝”形成于唐代，至两宋完全成熟，且极盛期也在宋元；到了明代，“海丝”不但无复其盛，并且大为衰落。其间，最基础的事实即是伊斯兰文明对于印度洋的探索。“海丝”无疑因中国之财富与繁荣引起，但却非由我们主动开拓，而是伊斯兰教徒寻宝求富所致，是典型的阿拉丁式故事。
• 楚门

  2024-03-12
  次而看在这区域内，他们具体到过哪些地方。现存下西洋史料，重要且确凿者有四种，即巩珍《西洋番国志》、费信《星槎胜览》、马欢《瀛涯胜览》和佚名《郑和航海图》。巩、费、马三位作者均系郑和随员，所述得诸亲历。《郑和航海图》则属晚出，天启、柴祯间经茅元仪编入《武备志》面世。茅元仪，是著名文人茅坤之孙，对于此图来历，书中“只说明成祖朱棣派人出使海外诸国，“当是时臣为内竖郑和，亦不辱命焉。其图列道里国土，详而不诬。’云云。至于此图是否郑和所用，或出于何人何时，序文一字不提”。抠字眼的话，其与下西洋关系存疑。《武备志》原题《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现名系今人改易。不过，茅序于郑和“亦不辱命”之后道以“其图”二字，似可理解为这是下西洋所用图。加上研究家们经与巩、费、马书对勘，发现线路、地名都能对上号，故其作为下西洋可信史料的价值一般无异议。这四种文献，前三种记载相互吻合度高，《郑和航海图》与它们除吻合处外，有一些独载的线路与地名。差异或因三点。一是巩、费、马都没有全部参与过七次下西洋，费信“四次随征”②，马欢三次⊙，巩珍则只参加了最后一次①，各有所限，自不能遍历七下西洋之所至。二是郑和舰队并非全队始终统一行动，抵于某要地后有“分腙”，这也造成单个成员不可能到过所有地点。三是巩、费、马所著之间似有渊源，直白讲，便是有“抄袭”关系，三人中马欢为通事，见，费皆兵士出身，至少巩珍之书被普遍认为取自马欢，向达先生说：“巩珍在自序里说他所纪各国事迹，悉凭通事转译而得，纪录无遗。我们认为巩珍所说的通事，多半指的是马欢，大概他也利用过马欢的记录。”①万明先生则委婉地认为，“其书可视为马欢《瀛涯胜览》的一个别本”②，亦有学者索性指其“是抄袭马欢”⊙，故而彼此吻合度高不足奇。唯独《郑和航海图》自有来源，向达先生根据茅元仪的履历和家世推测，“如不是出自兵部档案，就是从胡宗宪那里...
• 楚门

  2024-03-12
  哥、达、麦的结果都很确切——哥伦布西航，“发现”了美洲达伽马南下，“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可达印度洋；麦哲伦则自西班牙往西南航至南美南端，越麦哲伦海峡、入太平洋横渡之，继而穿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北上回抵出发地，此航全贯三大洋，彻底证明地球为圆，并“发现”环球水路皆通。上述“发现”，有的确属全人类首知，有的则仅为基督徒自身首历或首知而已，从全人类角度言实属“旧闻”。
• 楚门

  2024-03-12
  南方汪洋无涯，貌似无路，其实殊不然，唐末以来已成中国亡命者首选。整个古代史，华人大举避难南洋共历三次浪潮，第一次由黄巢作乱导致，第二次便是崖山海战后宋为元亡，第三次为17世纪中叶明遗民之播迁。当郑和下西洋之际，起占城国而至爪哇国、三佛齐、满刺加、暹罗国各处，华人蕃衍已盛。……国人避滩难首选南洋，实因地理有其绝佳之处。一面，相较于朝鲜和日本等，这里波涛万顷、遥悬海外，中国视为远夷，王化难及；另一面，其距中国虽远航路却很发达，舟夫熟路，甚易往返。像这样既足够远而又交通便捷之地，更无他选。况且还有第三条好处，即南洋地处东西海道要冲，万船辏泊，进可伺机潜回中国，不利辄随时张帆西遁。故唐末以降，窜者蚁集，而华人繁殖既庶进而又造成风俗、饮食、语言方面的上好环境，极利混迹藏身。综上可见，如果建文帝逃奔异域，客观上其实没有比
• 楚门

  2024-03-12
  在民国至共和国古代史研究中，中外交通史选题异军突起，下西洋于内居一显赫地位。可以说，下西洋乃典型的“古今异趣”题目。此类题目往往特点有二。一是彼冷此热，相关事件或人物在原代未必占据时代中心、为世所关注与争说，以至很快沉寂、问津者乏、日益遗佚，逮及若干世纪后，却如珠拂尘垢突放异彩而大热。二是古简今繁，亦即彼时彼地语未芜蔓、义亦简明，后世却因时过境迁，从而引人新维度，翻成新说新解，相关史事遂由简入繁，乃至生出原所未有的各种疑讼。
• 楚门

  2024-03-12
  1402年那幕，乃明史深重的内伤，撕裂了社会，民族和伦理。能将它糊弄过去，抑或说勉强弥合心灵伤疤，使所谓朱棣之“心事”、朱允坟之“至德兼收并蓄、泯然相融的，只有“逊国说”。最终，问题完全依此思路尘埃落定。崇祯十七年1644七月初三日，继位于南京的朱由崧，追上朱允炆谥日“让皇帝”，庙号“惠宗”，使之正式回归朱家帝王行列。③“让”即是“逊”，“惠”字亦源出此义。大明一道裸露了二百余年、始终流脓淌血的伤口，总算缝上。然而却有何用？仅止一载，弘光皇帝就被俘往北京，明朝的正朔画上了句号。
• 楚门

  2024-03-12
  这里出现一个“革除”字眼。朱棣自燕王摇身变为永乐帝，先后涉及两个关键词。一则“靖难”，二即“革除”。“靖难”是他为起兵夺位制造的说辞，“革除”则是大功告成后他对建文朝这段历史的发落。具体而言，下金陵之翌月，诏“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①抹去建文年号，使其并入洪武，将实际三十一年的洪武朝，生生杜撰为三十五年，是谓“革除”。明史由此得一专有名词，后来明朝作者笔下每现“革除年间”字样，指的便是建文统治期。
• 楚门

  2024-03-12
  眼下，宜布朱允炆已死且死于自焚，这结果其实不能再好。问题是假如这不是真相，朱允炆并非当真殒命官火，只是神秘失踪、泥牛入海，那么成祖心头就永远笼罩着一片乌云。第一，他需要千方百计守住这秘密；第二，他得不动声色地搞清侄儿的真实下落；第三，徜有所获，亦须瞒天过海，神不知鬼不觉地加以了结。总之，断不可令个中情形稍有外泄。
• 祭酒

  2021-10-04
  焚书后果之严重，后来有个最直观的证据，即晋武帝司马炎时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当时发现了战国魏襄王墓，掘出一批竹简，涉及七十五篇文章，约十余万字。其中最重要的为一种纪年史书，共十三篇。它们有两个特点。一是内容方面“《纪年》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亦即所述历史从夏代起迄至西周灭亡为一段落，春秋开始转为晋国史，三家分晋之后则专述魏国史，脉络线索反映并遵循历史的变迁。二是文字为“古文”，保持着始皇“书同文”以前的面貌。魏襄王统治期为前318—295，距秦灭六国还有七十来年。到那时为止，中国古史面目尚未失真，与后来所知甚有出入。例如《竹书纪年》记曰：“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尧、舜易位，实际是尧在其晚期因“德衰”被废黜，舜不仅废黜了尧，还软禁其子丹朱，不让他们父子相见。虽然夏代变为“家天下”前，古代权力变更所行“禅让制”并未因此被否认，《竹书纪年》别处仍作“尧禅位后，为舜王之。舜禅位后，为禹王之”，但起码尧与舜的“禅位”，不是出于主动“让贤”，而是前者因品德变质，经某种“民主”方式的裁处，被动地失去权力。依汲冢竹书，几千年来所传的尧的“大圣人”形象，其实是不存在的，他最终没有经得住考验，而被权力所污染。司马迁所谓“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人一’，而卒授舜以天下”，并非史实，而是借题发挥的议论。《史记》痛憎专制独夫的思想倾向十分彰灼，从始皇、武帝两篇本纪都可看见，其大谈“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应含有为反独夫的主张张目的动机。但我们只可以说司马迁在书写中融入了个人情怀，却不可以说他刻意篡改历史以迎合个人观点。他并非在明知历史不是这样的情形下，强行作此曲解。《五帝本...
• 祭酒

  2021-10-04
  焚书令具体内容计七项：一、史书方面，除秦官方所撰史无论周史、列国史或古史旧藏，一律烧掉。二、史书之外，《诗》《书》和百家语这三类书，惟限任职博士官之人藏有，否则，须皆交出于地方长官烧之。三、任何人，敢聚议或私下谈说《诗》《书》，将处死并陈尸示众。四、若有以古非今言论，灭族；凡公家人知情而隐匿不举，亦予灭族。五、焚书令设三十天缓限期，逾期有书未烧，先领黥面之刑，继充“城旦”（一种四年筑城苦役）。六、医药、神仙及种植类书籍，不在“焚书”之列。七、凡学习政治与法律，只能以公家人为师。
• 祭酒

  2021-10-04
  读史益智，很多人知道这句话。但对读史者来说，只读不辨往往是个隐患。历史必有真相，对历史真相的存在我们不应怀疑；然而，历史话语盖如顾颉刚先生所言“层累地造成”，经漫漫时空穿云渡水而来，且不说需要提防刻意造假，即便没有造假，信息传递间不知不觉发生的畸变，也在所难免，所谓“耳食”，所谓“一犬吠声，百犬吠形”，从来难以根除。因此，只读不辨极可能落入“为史所误”的陷阱而不自知。对这一点，人数众多的业余历史爱好者一般较少意识，于史述史论容易一味信任，凡书中读而见之即作为可靠知识加以接收，殊不知即便权威作者、权成著作，亦未必无杂质不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