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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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6
  在民族主义的高压下，“西铁城公司”变成“大日本时计株式会社”，“哥伦比亚唱片”改成“日本蓄音机工业”，“华盛顿靴（鞋）店”更是干净利落地改成“东条靴店”。公司如此，学校也逃不脱劫数，“东洋英和女学校”、“静冈英和女学校”以及“山梨英和女学校”都因为这个“英”字具有“敌性”，分别改名为“东洋永和女学校”、“静陵高等女学校”以及“山梨荣和女学校”。歌手“哥伦比亚小姐”改成了“松原操”，连铅笔的硬软度都换了称呼，HB、2H、3B分别成了“中庸”“2硬”“3软”。日本的“阿尔卑斯山”也重新命名为带有本土气息的“中部山岳”，政府甚至也不鼓励民间使用“爸爸”“妈妈”等西式称谓。在高涨的“文化自信”背后，其实是深刻的“文化自卑”。自明治维新以来，大量的新词汇不断涌入日语，已经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的所有角落。它们丰富了日本文化，也方便日本与世界文明沟通。“净化语言运动”本想维护日本语言的“纯洁”，却注定成为一场滑稽的闹剧。事实上，战后几乎所有改过的名词又都改了回来。既然要净化语言，英语自然也受到鄙视。中学的英语课程成了选修科目，课程数量大为缩小，几乎达到无法进行正常英语教学的程度。……就是在这样疯狂的民族主义浪潮下，日本国民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思想上的“文盲”。民间越来越憎恶美国，“鬼畜英美”的咒骂声不绝于耳。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仇美情绪更加高涨，佩里来航纪念碑自然成了宣泄仇恨的对象。1944年，横须贺市的右翼团体义愤填膺地要求当地军政机关推倒纪念碑，将其“碎尸万段”后铺洒在靖国神社的参道上，供参拜者践踏。同时在原址建立“护国精神振起之碑”，而且商定由著名的右翼学者德富苏峰书写碑文。虽然建碑时有天皇的下赐金，政府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在右翼的胁迫下，当地官方最后不得不同意。不过，将石碑“碎尸万段”和竖立新碑的计划却没有来得及实施，因为不久美军开始空袭横须贺。纪念碑就这样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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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6
  《国家总动员法》在克服种种阻力之后，于1938年4月1日公布，同年5月5日开始实施。这意味着，国家总体战体制框架完全建立起来，日本的国家体制转向国家主义的统制体制。这也意味着，日本议会败给了政府和军部，把全部权力交了出来，日本的议会制度从此名存实亡。颇有趣的是，和《国家总动员法》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特别的出租车。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代用品的时代就降临了，竹器和陶器代替金属器具成为炊具和餐具。随着战争的持续，社会物质越来越匮乏，1938年出现了烧木炭的出租车。它以木炭代替汽油，不仅烟气四溢，发出恶臭，有时甚至导致乘客一氧化碳中毒。这些奔跑的怪物成为那个时代的隐喻。它就像日本的政治体制一样，丑陋而蹩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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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6
  “法西斯主义者最可恶之处，在于一小撮法西斯分子使用××力量，蹂躏多数国民的意志。在忠于国家的热情和对国政的见识方面，在敢于牺牲以实践自己信仰的勇气方面，并非只有他们才有”。“我们和他们不同之处，仅仅是他们拥有××力量，而我们这没有。但是偶尔拥有的××力量，怎么能成为强行实现自己信仰的根据呢？”文章刊登在《帝国大学新闻》上，杂志因担心遭到出版审查，对敏感内容进行了“技术处理”。但是读者一望即知，文章里“××”就是“军事”。“河合荣治郎甘冒白刃，严厉批判军人背叛国民的信赖，将武器用于恐怖活动。他这样写道——"现在国民已经站在了是选择国民全体，还是选择国民的部分，即暴力团伙的二选一的分歧点上了。在暴力面前，我们显得是多么无力呀。而在这无力感当中，隐藏着赞美暴力的危险心理。而正是这种心理会酿成法西斯主义的温床。暴力虽然可以一时征服世界，但最终会因为暴力自身的自灭作用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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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6
  此时日本政治已经被军部主导，随着对外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滑向法西斯统治，宪法学也随之法西斯化。日本之所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不是因为日本人特别“坏”或天然具有某种侵略性，而是它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受到彻底颠覆。如果国家制度出了根本问题，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法西斯。耐人寻味的是，在此过程中，不光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遭到压制，上杉慎吉等人的“天皇主权说”也受到批判。在法西斯主义看来，这两种对立的学说都是以西洋宪法学为基础，其“内在毒素是一样的，病源是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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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6
  政府通过否认“天皇机关说”和牺牲美浓部达吉，避免了事态向倒阁和政变方向发展。舆论终于趋于平静，但是政府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右翼通过“国体明征运动”，破坏了宪法秩序的基础。“天皇机关说”被政府公开否认，意味着议会中心政治运行的理论支柱坍塌，立宪政治的蜕变和倒退，也意味着自由主义、议会主义以及国际合作等势力的全面衰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军部与右翼势力以“合法稳健”的方式实现了一场“政变”。它们以社会舆论为基础，通过公权力抹杀“天皇机关说”，明确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与神国思想，从根本上铲除了自由主义思想，为转变国策方针、在政治上崛起创造了巨大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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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4
  1933年春天，一些政客鼓噪驱逐大学里的“赤化教授”。议会点名指责4名教授的思想存在问题，其中就有京都大学的泷川。……东京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也发表评论说：“关于学问上的意见要断定其是否是反国家的，判断的人必须在学问上有相当程度的涵养。在学问上少有见识的人只看了他人论著的片段就断定其对国家是否存在危险，这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做法。这样就有可能把国家引向错误的道路。”……在法西斯主义步入疯狂、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肃杀时代，京都大学的这些学者敢于公开站出来与权力对抗，可谓大勇。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教授都有这样的勇气。事实上，京都大学有多个学部，其他学部的教授会没有一个发表支持法学部的声明。当时，无论是媒体还是政党都开始追随法西斯势力，各界于一片颂扬声中随波逐流。时势如此，多数教员对此持观望态度，也并非是难以理解的事。校园里压倒性的声音是希望事态能以稳健的方式终结。……“不能为了一个泷川，就毁灭了大学。”著名的哲学教授、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话，代表了许多教授的心声。西田几多郎是“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威望很高，虽然他并不认同法西斯主义，但是也不愿意公开对抗。就像两年后他在给学生的信中所说的：“现在是法西斯主义的时代。真正站在自身之外深刻地长远地思考我国的将来的人，与其徒然从一开始就性急地、洁癖地与其冲突、战斗，我认为不如设法忍受而努力使之逐渐恢复中正。”问题是，这种容忍退让只能增强法西斯主义的气焰。到后来，退让者也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攻击对象。蓑田胸喜大肆攻击京都学派，京都学派的几个成员惨死狱中。假如没有首相近卫文麿等的保护，西田几多郎恐怕也难有好结果。饶是如此，从1944年起，这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还是因为“过于西化”的言论受到教育部思想审查机关的监视。他的“文章也被军部当作工具利用，尊严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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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4
  对于退出国际联盟，虽然并非松冈洋右一人所决定的，但是他的个性所起作用是不可小觑的。有人说：“先前是谁使报纸采取了没有必要的论调，莫如说是有害而又僵化的论调，进而败坏国家的声誉？此人就是在日内瓦的松冈全权代表。”宇垣大将在他的《一如庵随想录》里说：“当局认为尚有设法的余地，才花费许多钱财派遣多人去日内瓦。结果，毫无收获，既未争取到一个朋友，又未能推迟做出决定，更未能使李顿报告的调子有所缓和。归根结底，白白过了半年，却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我早已说过，松冈向本国大为广播，如以其中三分之一的热情影响他国，即可大功告成。万望不要只是停留在对内进行自家对自家的广告上。现今想来，我的讥讽却不幸而言中，甚为遗憾。”……至于松冈洋右本人也自知失败。日本失去与自由主义国家合作的机会，从此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儿”。他离开日内瓦后没有直接回国，而是去了美国，想在那里等到风平浪静后再回国。他在波特兰为“美国母亲”立了一个墓碑，还种下一棵树，然后才启程回国。他已准备好接受国民的谴责。可是当松冈乘坐的轮船抵达横滨码头时，数以千计的日本市民挥舞着手中的小旗拥上码头迎接他，新闻飞机在他的头顶盘旋。面对喧嚣的民众，松冈洋右做了一番道歉声明：“没能让（世界各国）理解日本的立场，我是个失败者，对不起国民。”可是，进行实况新闻报道的东京中央广播公司称他是“国民英雄”。《东京日日新闻》发表《欢迎松冈全权代表》的长篇文章，赞扬他为“凯旋将军”。其他各大报也说松冈“昂首挺胸退场”，并把他的行动称为日本“自主外交的里程碑”。这一切都表明，松冈一意孤行的做法得到了本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在回国当晚日本民众为他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松冈洋右忍不住说：“大家明明知道这是危急关头，却这样欢迎我，是不是大家脑子都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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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4
  自明治末期以来，日本就流行“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论调。戈培尔有一句名言：“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多年的“简单和重复”之后，日本国民普遍相信，那块远离日本本土的土地是日本不能失去的“生命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官方更起劲地重复这种谬论，许多评论家也加入到辩护的行列中，千方百计地为日本的侵略炮制理论依据。他们认为，“日本在满蒙有着特殊的权益和地位”。其论据要么说，“满蒙是日本十万生灵换来的‘圣城’，日本民族感情的源泉，明治遗业的象征”。要么说，“满蒙是日本实力发展后人口过剩的天然移民区，粮食和工业的供应地及商品市场，为上天予日本之良土”。……室伏高信从经济角度指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不过是一个骗人的手段，由日本财阀、军阀及企业家所垄断的满洲对一般的日本国民并无利益。军国主义者推行的侵占满洲的所谓“积极政策”，只能给民众生活带来沉重负担。……“伟大的国民应对于他国有宽容，也应当严肃地对待其自身。只有反省自己的国民，才真正不愧为伟大的国民。一切伟大的行动，仅是从反省自己而生。”……七七事变之前，室伏高信还与胡适书信往来，讨论中日关系的出路。胡适对他说：“我虽然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成了少数了。”不过，和胡适不同的是，室伏高信并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尤其是面对西方文明时，他的国粹主义的思想就开始暴露。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批评西方文明，呼吁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携手合作，“努力拥护东方的自由，东方的遗产与东方的文化，进而将世界史的舞台迁到我们东方的世界上来”。悲剧就在于，这种东方主义和国粹主义很容易和军国主义思想同流合污。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室伏高信就转而赞美这场侵略战争，战后还遭到了开除公职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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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4
  “右翼势力要求日本与德国结盟，同时在国内鼓动反英运动。面对这种社会鼓噪，石桥湛山再次站出来，成为唯一说“不”的人——随着日德意军事同盟主张占据上风，有人用明治时期以来我国在外交方面的恐英论、软弱论、缺少自重论等把自己贬得一无是处。但是，他们没有察觉到自己在议论这些的时候，不知不觉被媚态心理支配而已经快要失去自主精神了……我希望他们不要随感情胡乱辱骂外国，这其实就是媚态外交的反面。记者对先前风靡全国的反英运动持反对态度。超越政策范围，对英国的国体、英国国民的品性，甚至对英国的历史发动攻击，就算英国是敌人，这也太无礼了，眼光过于短视。（言论报道的自由）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各种意见和报道不断被提供到国民面前，从而依靠这些来培养他们的批判能力，纠正其偏见，形成公正、均衡的社会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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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4
  石桥撰文指出，日本根本不存在对外战争的危险，所谓“1935年、1936年危机”是欺骗宣传，“说谎者最初也知道是在说谎，可是到最后自己也误认为这是真实的，这是一种心理作用。我认为现在日本到处嚷嚷处于非常时期也是这种心理作用在作怪”。他断言：“现在的日本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没有对外战争的危险。”面对来自社会的质疑，海陆军发表声明，宣称“将严厉打击离间军民关系的行为”。一纸声明，让全国的媒体噤若寒蝉。只有石桥在《东洋经济新报》发表社论《让人遗憾的海陆军省声明》，指出这个声明本身就是“离间军民关系的行为”。石桥这样写道——我国的一部分人有把发表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言论的人称为“卖国贼”的不好习惯，陆军省和海军省做出的声明中也有这样的内容，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军部、政党、财政界以及其他所有的国民都要互相尊重和理解对方立场，倾听各自的主张，然后做出冷静判断，这才是国家舆论统一和军民大团结的唯一之途。可惜，理性的声音已经难以阻止军部在法西斯大道上狂奔。1934年10月2日，陆军省新闻班发行《国防的布义及其强化之建议》，开头就说“战斗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进行赤裸裸的战争煽动。这个小册子总共发行了16万册，被散发到社会各界，报纸也对此进行大规模报道，引起了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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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3
  在日本历史上，暗杀事件多如牛毛，明治时代的大村益次郎、大久保利通、森有礼等政府高官都是遭暗杀而死。但与以往的暗杀活动有本质区别，朝日平吾的暗杀是典型的法西斯恐怖行动。他不像从前一样只是针对某个具体人物或具体政策的推行者，而是针对整个日本体制而实施的行动。他并不了解安田善次郎，更与安田善次郎没有个人恩怨，只不过把他当作体制的代表，实行“天诛”，以此制造震惊朝野的效果，警告当权者改弦易辙。……这种法西斯恐怖行为并没有达到解决政治问题、“拯救”日本的目的。恰恰相反，刺杀事件只会将国策推向更激进的方向。因为时局没有转变，后来者又进行新的暗杀。财界害怕右翼的恐怖活动而开始为其提供资金，右翼和财界的媾和又进一步把日本推向军国主义，离自由宪政越来越远，直到最后将整个日本帝国推进二战的深渊。……事实上，作为年轻革命运动的精神导师，北一辉和财阀一时之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假如朝日平吾知道这个故事，不知道他是会哭，还是会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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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2
  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团肩负三大使命：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取得德国领有岛屿（赤道以北），把废除人种歧视写入国际联盟盟约。前两个（都是不义的）使命都完成了，唯有第三项提案遭遇挫折。100年前，种族不平等是世界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亚洲各国，深感欧美歧视之重。日本希望把废除人种歧视写入国际联盟盟约，据此解决美国排斥日本移民问题，进而获得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显然，日本有借此成为与欧美大国平起平坐的世界级大国的私心，不过人们也不能因此否定日本提案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可是，牧野失望地看到，只有中国、巴西、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四个国家赞同日本的提案，英国、法国、秘鲁、希腊等国都表示反对，英国以及其自治领澳大利亚的反对尤为强烈。美国最初表示原则上同意日本提案，可是和会期间一度回国的威尔逊总统发现，美国国内舆论普遍持反对态度，认为人种问题属于内政问题，而日本的提案是干涉别国内政，并指责国内歧视其他国家人种的日本政府没有资格提出人种歧视废除案。于是，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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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6
  只要看一眼日本的战争能力，就会立刻对日本下决心与美国作战产生“日本精神正常吗”这样的疑问。其实在战前，日本国内有许多“精神正常”的人。他们很清楚，日本根本就不是美国的对手。包括战争叫嚣最激烈的军队中，也不乏清醒人士。海军最清楚，以日本海军力量根本不足以与美国对抗。……当时日本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开战舆论，让政治家几乎没有退路。在1941年下半年，日本报纸的头版头条刊登的都是如下标题：《对日扮鬼，揭露美国之内心》《抨击美国执着的对日敌视》《美国已设定太平洋战争》《美国意识不变，这才是太平洋危机》《快看，美国反日之种种》……和同期比较节制的美国媒体比起来，日本报刊上充斥着这种激烈的言论。……诚如英国思想家休谟所说：“任何专制政治其基础是人的意见。”再专制的政治，如果没有被统治者的最低限度的自发性协助是无法存在的。“不惜与美国一战”的社会舆论氛围，把日本政府逼迫到毫无退路的地步。日本政治家即使明知开战是自杀行为，也不敢违逆汹涌的民意。……吊诡的是，这种“不惜与美国一战”的社会舆论氛围，并不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而是日本政府自己一手造成的。……“媒体自由没有了，国民的眼睛和耳朵也就被蒙蔽起来了，也不可能形成公正、均衡的社会舆论。充斥在报纸、广播里的仇恨美国的宣传，将日本国民成功“洗脑”。日本国民认为，美国就是一个邪恶国家，包藏“膨胀的野心”，日本不是仅仅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被压迫”的整个亚洲而战，为了世界和平而战。在没有民主的国家里，民众本来是“原子化”般存在的。就像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分析战前日本民众时所说：“原子化的个人一般对公共问题不甚关心，但正是这种不关心往往突然转化为狂热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他们为摆脱孤独和不安而焦虑，正因为如此，这种人才会全面归依权威主义的领导，会全身投入那种国民共同体、人种文化之永存这一观念所表现出的神秘的‘集体’中去。”于是，原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