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一部历史

• 枯川满

  2013-12-05
  一名囚犯回忆说，一个中国人告诉他，像许多其他人一样，那个中国人也是因为被国界另一边的景色所吸引，游泳渡过阿穆尔河（黑龙江）来到苏联而被捕的：“苍翠金黄的树林......看上去如此美丽的草原！从我们那里渡过黑龙江的人没有一个回去的。我们认为这意味着这边的生活一定很好，因此我们决定过江。一过江我们就被抓起来，然后根据第五十八条第六款——从事间谍活动——把我们判了刑。十年。”
• 枯川满

  2013-12-05
  囚犯到达时首先看到的是劳改营的大门。通常，大门上方悬挂着标语。在科雷马某个营站的入口处，“高悬的胶合板拱形门楼上面写着一句口号：‘劳动在苏联是一件正当、光荣、勇敢并且富有英雄主义的事情！’”。芭芭拉.阿莫纳斯来到伊尔库茨克郊区的一个劳动定居点，迎接她的是这样一条标语：“只有通过劳动我才能够报答祖国的恩情。”一九三三年来到索洛韦茨基——当时那里已经成为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时，另一名囚犯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我们将用铁拳带领人类走向幸福！”十四岁被捕的尤里.奇尔科夫也在索洛韦茨基看到一块写着“通过劳动——获得自由！”的牌子，这句口号令人不安地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方的那条标语——“劳动使你自由（Arbeit Macht Frei）——意思相近，它可能对后者产生了影响。
• 羅北山

  2013-05-24
  随着战争结束而来的是庆祝胜利的游行、眼泪汪汪的亲人团聚——以及普遍认为生活将会而且应该变得更加容易一些的信念。成百上千万男男女女为赢得战争忍受了巨大的痛苦。现在他们想过比较轻松的生活。在农村，解散集体农庄的传闻迅速蔓延。在城市，人们公开对配给食品物价过高表示不满。战争已经向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既有军人也有苦力——展示了相对奢华的西方生活，因此，苏维埃政权不可能再像它所曾经做过的那样花言巧语地宣称，西方的劳动者比他们的苏联同类贫困得多。这时，甚至权力阶层的许多人也认为，已经到了把苏联的生产从军工产品调整到人民迫切需要的消费商品方面来的时候。在一次被秘密警察为了留存而录音的私人电话交谈中，一位苏联将军对另一位说，“大家全都公开表示他们对生活多么不满。在火车上，实际上是在所有地方，人们都在这么说。”这位将军推测，斯大林肯定也了解这种情况，因此他将不得不立即采取措施。一九四五年春天，囚犯也满怀希望。当年一月，当局宣布对怀孕孩子幼小的女囚犯再次实行普遍的特赦，于是大量囚犯——到当年七月，准确数字是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五人——被释放。战时的限制有所放松，重新允许囚犯收取家人寄来的食品和衣物。通常，采取这些新的措施并非出于对囚犯的怜悯。特赦女犯——这理所当然地不包括政治犯——并不代表发生了什么实质性变化，而是对孤儿数量惊人的增长以及随之在苏联全国各地出现的流浪儿、流氓行为和青少年犯罪团伙等问题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当局迫不得已地承认母亲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取消对收取包裹的限制同样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企图减轻战后饥荒对劳改营的影响：劳改营养活不了囚犯了，所以为什么不让他们的家人帮忙呢。中央所下的一道命令明确宣称，“在囚犯的吃饭穿衣问题上，必须把包裹和汇款看做一种重要的补充。”然而，许多人从这些命令中看到希望，把它们当成一个更加宽容的新时代的预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战争胜利不到一...
• 羅北山

  2013-05-23
  ……从莫斯科的观点看，战争期间逮捕和流放的浪潮与之前进行的逮捕和流放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选定目标与以前不同。斯大林第一次决定，不仅要消灭特定民族的可疑分子或者各种类型的政治“敌人”，而且要消灭整个民族——男人、女人、子女、祖父母，把他们从地图上抹掉。“种族灭绝”或许不是描述这些流放的恰当词汇，因为没有进行大屠杀。后来几年斯大林还将在这些“敌对”群体中寻找合作者和盟友，因此，他的仇恨并非纯粹出于种族原因。然而，“文化上的种族灭绝”却不能说是不恰当的。他们离开之后，官方的档案资料删除了所有被流放民族的名称——甚至把它们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删掉。当局从地图上抹去了他们家乡的地名，取消了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伏尔加-日耳曼自治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和卡拉恰伊自治州的行政区划。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也被取消，克里米亚仅仅成了苏联的一个州。地方当局推平墓地，修改了城镇和乡村的名称，并且从历史书籍中删除了与以前的居民有关的内容。在新的居住地，穆斯林流放者——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伊人和鞑靼人——不得不把他们的子女送到俄语小学上学。所有人都不允许使用自己的语言、从事伊斯兰教活动、怀念民族的过去。这无疑是打算让车臣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河的日耳曼人和那些更小的高加索部族——以及历史更为悠久的波兰人和波罗的人——彻底消失，被说俄语的苏联社会所同化。最终，在斯大林死后，这些民族“重新复兴”，尽管过程比较缓慢。虽然车臣人在一九五七年就被允许返回家园，但克里米亚鞑靼人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方才能够重返故里。一九九四年，他们终于得到了克里米亚的“公民身份”——他们合法定居的权利。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战争的残酷性以及西面几千公里之外的另一场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的存在，有些人奇怪斯大林为什么没有简单地将他极其鄙视的这些民族斩尽杀绝了事。我的猜测是，毁灭文化而不是消灭...
• rjx

  2013-04-28
  几个月后，为了庆祝俄罗斯基督教的千禧年，更多的囚犯从劳改营获释。
• april

  2013-04-21
  某些种族的人比其他种族的人优越这一概念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足够普及。而且，在极其深刻的意义上最终把苏联劳改营与纳粹德国集中营联系在一起的恰恰也是这一概念：两个政权都是通过划定他们将要大规模破坏和消灭的“敌人”和“劣等人”的种类而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 april

  2013-04-21
  从一九一四年开始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被颠倒了：毕生积累的财富和经验成为一种负担；抢劫美其名曰“国有化”；谋杀是公众所接受的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在这种气氛中，列宁最初对数千人——仅仅因为他们以前的财富或者他们的贵族头衔——的监禁看来一点也不奇怪或出格。
• 无复烟火

  2021-08-08
  说到集中营，我指的是为关押那样些人而设立的监禁营：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不像刑事犯监禁营或战俘营，集中营是为某一特定类型的非刑事平民囚犯建立的，他们如果不是某个“反对派”的成员，至少也是因其种族或可能的政治见解而被认为对社会充满危险或对社会无关紧要的某一类人。汉娜·阿伦特在半个世纪以前写道，纳粹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均设计了“目标反对派”或“目标敌人”，他们的“身份根据现实情况发生变化。因此，在一类人被消灭之后立即向另一类人宣战。基于同样的原因“极权主义国家警察的任务不是发现犯罪，而是随时准备在政府出决定时立即逮捕某一类人”。在两个社会里，集中营的产生实际上是将这些目标敌人非人化的漫长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一过程首先由修辞学开启。（害虫、垃圾、有害的杂草）一旦把敌人妖魔化，他们就立即着手煞有其事地将其合法孤立起来
• 夕雾

  2021-03-28
  ……一名办案人员明确告诉他，“我们从不逮捕无罪的人。即使你没有犯罪，我们也不能释放你，因为那样人们会说，我们正在滥抓无辜。”
• 考马斯里脊

  2020-03-13
  而且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特点消失了。因为，如果我们永远忘记欧洲大陆另一半的历史，我们所了解的关于人类自身的某些东西也将失真变形。二十世纪的每一次大规模悲剧性事件都独具特色：古拉格，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革命，波黑战争，其他还有许多许多。这些事件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哲学和文化根源，每一次均产生于决不会重复的特定的局部环境。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表现而且还将继续表现一一的只是我们贬低、毁灭自己的同类并且将其非人化的能力：我们把邻国变成“敌人”；我们把对手贬为虱子、臭虫或毒草；我们一再把受到我们侵害的人说成劣等、次要或邪恶的人，只配监禁、驱逐或处死。我们对不同社会如何把邻居和同胞从人变成物知道得越清楚，我们就对导致每一次大规模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的特定环境了解得越充分，对我们自身的人性阴暗面洞察得越透彻。写作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写作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极权主义哲学曾经对成百上千万人产生过一一而且还将继续产生一一巨大的吸引力。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曾指出的那样，消灭“目标敌人”仍然是许多独裁政府的主要目的。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因此，关于古拉格历史的每一个故事、每一部回忆录、每一份文件都是这个谜题的一部分，都是对它的一种解释。没有它们，终有一天我们将在醒来之后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 考马斯里脊

  2020-02-27
  或者，也许根本没有合理的解释。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本人后来也是一名囚犯，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耸了耸肩膀。他说，这是一个使古拉格举世无双的悖论：“在我们的劳改营，不但要求你做一个苦力，而且要求你在干活儿的同时还要唱歌和微笑。他们不只是要压迫我们：他们还要我们为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 我突然

  2017-09-27
  一名囚犯讲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她带着两岁的女儿探视丈夫。见面时，她让女儿“去吻爸爸”。小姑娘跑到看守跟前吻了看守的脖子。
• 夕雾

  2021-04-09
  托多罗夫也再次写道，古拉格和纳粹集中营的许多幸存者同样都把自杀视为行使自由意志的一种机会：“通过自杀，人们改变了事情的进程而不仅仅是对其作出反应——哪怕只是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这种自杀是反抗不是绝望。”
• sophie

  2019-01-13
  所有人都会对佩戴卐字徽章的想法深恶痛绝。可是，却没有人对T恤衫或者帽子上的……图案表示反感。当一次大屠杀的象征令我们充满恐惧时，另一次大屠杀的象征却让我们微笑面对。
• sophie

  2019-01-13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名声由于他草率地公开支持纳粹、由于他在希特勒实施主要暴行之前所产生的一阵热情而受到了严重损害。另一方面，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名声却没有因其在战后年代始终坚定支持斯大林主义而受到丝毫损害。在这期间，有关斯大林暴行的大量证据对于任何感兴趣的人来说均唾手可得。“因为我们不是……，”萨特曾经写道，“所以描写苏联的劳改营不是我们的责任；如若没有具有社会意义的重大事件发生，我们就有冷眼旁观的自由，而不必去争论这一制度的性质。”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对阿尔贝·加缪说：“像你一样，我也觉得这些劳改营令人不能容忍，但是我认为，天天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利用它们大做文章的行为同样令人不能容忍。”三十年代这里发生过可怕的饥荒，在那场饥荒中，斯大林害死的乌克兰人比希特勒屠杀的犹太人还要多。可是在西方，到底有多少人记得它？毕竟，这样杀人害命太——太乏味，而且明显缺乏戏剧性。
• 我突然

  2017-10-14
  变化以令人迷惑的速度发生——但是，对此感到最为迷惑的似乎是使苏联开始分崩离析的那个人。最终，这是戈尔巴乔夫最大的盲点：赫鲁晓夫明白，勃列日涅夫明白——只有“人民的敌人”的孙子和公开性的倡导者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全面而真诚地讨论苏联历史最终将会动摇苏联统治的合法性。
• 弥次郎

  2016-06-08
  男女囚犯混在一起有可能比刑事犯与政治犯混在一起的后果严重得多。严格地说，这是不允许的：在船上，男女囚犯应当分开关押。实际上，看守可能接受贿赂允许男犯进入女犯船舱，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科雷马电车”—发生在轮船上的轮奸—在整个劳改营系统闹得沸沸扬扬。叶莲娜·格林克是一名幸存者，她描述了被轮奸的经过：他们在电车“售票员”的指挥下开始强奸……听到“停止玩乐”[кончай базар]的命令之后不情愿地爬起来，让位给身边跃跃欲试的下一个人……死去的女人被拖走，堆在门口。他们往那些奄奄一息的女人身上泼水，使她们恢复知觉，接着，轮奸再次开始。一九五一年五月，“明斯克”号[在整个科雷马以“大电车”而臭名昭著]上受害妇女的尸体被抛进大海。看守甚至没有记下死者的姓名……据格林克所知，从来没有任何人因在这些押解船上强奸而受到惩罚。波兰少年雅努什·巴尔达赫对这个说法表示同意。一九四二年，他发现自己上了一条开往科雷马的轮船。当一伙刑事惯犯准备袭击女囚犯的船舱时，他就在现场，他眼看着他们把分隔男女船舱的铁栅栏切开了一个大口子：很快，从这个口子赶过来一些女人，那些男人撕掉她们的衣服。几个家伙立即开始强奸，没有一个女人幸免。我能看见受害者雪白的身体挣扎着，她们使劲踢腿，用手抓男人的脸。女人们撕咬、喊叫、痛哭。强奸者回手毒打她们……放开女人之后，一些块头较大的强奸者转身来到床铺搜寻男孩子。接着，这些青少年受到残害，他们也被打趴在地，流着血不停地哭求。其他囚犯没人试图制止强奸：“几百个男人从床上低头看着强奸的场面，但是没有一个人试图干涉。”巴尔达赫写道，只是在上甲板的看守把水泼向船舱时，强奸才会停止。几个死去和受伤的女人随后被拖了出去。没有人受到惩罚。“任何读过但丁《神曲》的人都会说，”一名幸存下来的囚犯写道，“地狱就在那条船上。”
• 羅北山

  2013-05-24
  也许出人意料的是，古拉格输出政策最为持久的影响发生在欧洲以外。在中苏关系最紧密的五十年代初期，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建立了几个劳改营，还在抚顺附近的一个煤矿组织了劳改队。中国的劳改营至今仍然存在，尽管它们与当年建立时所仿效的斯大林式劳改营几乎已经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它们仍然是强制劳动的地方——就像斯大林的古拉格系统那样，在其中服刑往往伴随着一段流放——但是，中国劳改营的负责人不大受劳动定额和中央生产计划的困扰。相反，他们的精力集中在“教育改造”的严格形式上。在当局看来，与囚犯制造的产品相比，囚犯的赎罪和囚犯向党仪式性的忏悔即使不是更加重要，至少也是同样重要。
• 羅北山

  2013-05-22
  不过，想要孩子的女囚犯也大有人在，但是她们的命运同样悲惨。人们多次提到那些在劳改营里生孩子的女人的自私和唯利是图，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哈娃·沃洛维奇的故事。沃洛维奇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政治犯，她在劳改营里非常孤独，因此考虑生一个孩子。尽管哈娃并不特别爱孩子的父亲，叶列昂诺拉还是于一九四二年出生在一个没有母亲专用设施的劳改营里："那里有三个母亲，在营房里给了我们一个自己的小房间。臭虫像沙子一样从屋顶和墙上往下掉；我们整夜都要从孩子们身上把它们掐死弄掉。白天我们必须出去干活儿，把婴儿留给我们能够确定不去干活儿的老年女犯照看；她们总是偷吃我们留给孩子的食物，一点也不感到害臊。"然而，沃洛维奇写道，“整整一年间，每天晚上我都坐在孩子的小床旁边，把臭虫一个个掐死并且默默地祈祷。我祈求上帝，哪怕把我的苦难延长一百年，也不要让我与我的女儿分开。我祈祷将会与她一起获释，即使因此成为乞丐或者残废。我祈祷我能把她抚养成人，即使为此我不得不向人卑躬屈漆乞求施舍。但是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祈祷。当我的宝宝刚刚开始学步时，当我刚刚听到她所说的第一句话——那一句美妙温馨的‘妈妈’——时，不顾冬天的严寒，他们把衣衫褴褛的我们塞进一辆货车转送到了‘母亲劳改营’。在那里，我的长着满头金色卷发的矮胖小天使很快变成一个苍白的幽灵，眼睛下面有乌青的阴影，嘴唇全部都烂了。”沃洛维奇最初被安排在一个林业劳动队，后来又被派到一个锯木厂干活儿。晚上，她带回去一小捆木柴送给托儿所的保育员。作为交换，她被允许在正常探视时间之外去看女儿。“我见过保育员早晨叫孩子们起床。她们总是连拉带拽硬把孩子从冷冰冰的床上弄起来……对孩子们又打又骂。她们脱掉孩子们的睡衣，用冰冷的水给她们洗漱。孩子们甚至不敢哭喊。他们像老人一样轻轻的抽着鼻子，发出轻微的叫声。这种让人难受的声音天天都从小床上发出。已经大得可以坐起来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