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的帝国：元与明

• 如林

  2019-06-18
  平均而言，一个明代女性能生育4个子女，不过其中最多有2—3个孩子能活到成年。女性面临着生育男性继承人的极大压力，因此不得不一再经受有生命危险的生育过程。尽管公开舆论中充斥的是道德攻击，事实上，大家都心知肚明，问题还在于财产。由于尼僧拥有寺产，在一个土地腾贵的社会，他们这个群体总要受到来自与之竞争土地者的威胁。大部分男性成婚时的年龄比他们的妻子至少大5岁。老妻少夫的现象主要出现在北方。明嘉靖九年（1530），一个福建人士写道，男孩成婚的理想年龄在15到24岁之间，显然比女孩要大得多。这种风俗也可能是女性人数不足造成的另一种后果。男多女少的竞争局面，加上要付给女方一笔不小的聘礼，迫使他们较晚成婚。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说，晚婚最终变成了终身不娶。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到有多少男性是一辈子单身，因为未婚者留下记录的可能性比有家室者要小得多，但是他们在男性中的占比可能高达20%。蒙古人征服中国之后，本能的反应是将社会秩序固化为四个等级的种族结构。蒙古人是第一等；第二等是所谓的“色目人”，包括了所有既非蒙古人又非汉人的族群；第三等是华北的定居者，他们被打上了“汉人”的标签，这个称谓并不是对千年以前汉王朝的追忆，而是指向4世纪统治华北平原的是十六国中的后汉；最低等的是南人，主要由南宋遗民构成，他们是蒙古人最不放心的一群人。市、农、工、商的四大户种中，令明太祖朱元璋最感不安的是士。他自知需要借助士大夫的学士来管理7000万子民。同时，他担心士大夫总是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皇帝的要求之上，并且成为人民的负担。随着经济的增长，市、农、工、商的地位发生转移，农成了社会的末流，甚至在某些阶段，连士也排到了商——这个时代的新主角——的后面。无论最终以何为业，地方士绅的第一要务是维持自身在地方社会中的经营地为。这意味着要运用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关系，加紧与地方官联系，并通过慈善和供养来强化他们的公共形象。...
• 如林

  2019-06-17
  明朝初年，政府为了刺激粮食产量的提高，将部分人口迁移到因战事而荒废的地区。朱元璋的理想是让每个农户拥有100亩（约合6.5公顷）土地，即足够支持北方一个大家庭的日常食用，或在农业经济更密集的南方，另一个普通家庭过上富足的生活。到16世纪，要实现这一理想，在北方只要每户50亩土地即可。17世纪20年代，有一位郁郁不得志的北方诸生从其父手中继承了如数目木的土地，但这一已经缩减的数目并不足以维持其生计。他感叹道：“焉有世上男子可禄以五十亩者耶？”遂变卖田产后从军。在南方 ，许多人家只能依靠二三十亩土地勉强过活。砍伐森林所造成的后果不仅是树木的流失，它也加剧了动物栖息地的消逝。明代笔记中最常出现的濒危森林动物就是老虎。老虎位于食物链的最顶端，它被马立博称为华南的“明星物种”。现在，中国南方边境的山林中也许还生活着为数不多的老虎；而在元明两代，从华南到西伯利亚都可发现它们的身影，尽管随着人口增长和偏远地区的农垦的相应推进，它们的数量在不断减少。随着开垦的加剧，人与虎的活动区域开始重叠。老虎的生存一般需要100平方公里左右的原始自然区域。随着这些处女地的减少，虎见成了明代人士必写的话题——虎虽不如龙那样稀罕，但每次出现都值得记录。隆庆五年（1571），当袾宏复兴云栖禅寺时，该地区正逢大旱。到云栖山垦殖的农民请求他祈雨。甘霖随着他的颂祈而降，于是众人渐附，建成丛林。这其中蕴含着消灭虎患的最佳途径：将虎群的自然栖息地变成农田。由此，老虎逐渐失去了抵制人类入侵的能力。到了明末，老虎仅在华南诸省活动；到18世纪初，已几近绝迹。2009年，盗猎者杀死了可能是中国境内仅存的最后一只野生老虎。
• 如林

  2019-06-17
  嫡长子继承制是为了维持稳定，这是帝制中最核心的理念，也是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所偏好的条件。塔尼斯特里的目标并非复制已有的政体，而是谋求振兴。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振兴是在生态脆弱的草原上生存的关键。谁可以继承汗位，通常是可以预见的，但很少出现论资排辈的情况。皇位继承制是为了在每一个世代中复制相同的权力安排，而塔尼斯特里的诉求是权力的重组，但这样做的代价也许是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忽必烈的祖父铁木真，即赫赫有名的成吉思汗，深知塔尼斯特里的威力足以分裂自己一手建立的帝国。为此，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他在弥留之际，将自己的儿子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讲了一个寓言。他说，有两条蛇，一条是千头一尾，另一条是一头千尾。一辆马车驶来，前者被碾为齑粉，因为所有的头都想奔着不同的方向逃窜，而后者则轻而易举地躲过了飞驰的车轮。他的儿子们听从了父亲的教诲，一致同意由长子窝阔台继承大汉之位，从而没有发生继承之争。这次汗位更替只是一个例外。蒙古宪宗元年，窝阔台的继承人并非自己的儿子，而是他的侄子——在继位战中胜出的蒙哥。蒙哥之后继位的也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弟弟忽必烈。忽必烈凭借政治、武力和运气，挫败了自己的两位兄弟，最终在中统元年（1260）被选举为整个蒙古的大汗。蒙古人改变了帝国历史的走向，恰恰是因为打败他们的那些人使他们的某些规范永垂不朽。一度被视为与汉族传统背道而驰的某些行为（如塔尼斯特里），也变成了汉族心照不宣的规范。英才天纵的蒙古汗变成了中国史册中的一个帝王，这使后来的中国皇帝学会了主张自己如蒙古汗般天纵不羁，行事不必受到帝制本身中宪政色彩的约束。明朝的某些皇帝——尤其是第一人（洪武）和第三人（永乐）——确实如此。其他的则处境尴尬，他们虽贵为最高统治者，却并未享有为所欲为的无限权力，反而在名为庙堂的政治泥沼中苦苦挣扎。然而，在罪名之下潜藏的是相权在现实体制中的状况。宰相作为文官之首，有铨选...
• 如林

  2019-06-17
  我不由得想到应该把元明两朝的政治运势与其气候变化对照看看：忽必烈汗迁都北京正值小冰河期的开始；1368年，元朝衰亡，处于小冰河期第一阶段的极寒期；1644年，明朝灭亡，正值这400年历史上记载的最漫长的严寒期的尾声。气温当然不是解释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唯一因素，但任何解释肯定饶不过它。
• 如林

  2019-06-17
  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是游牧，征服是其生活习惯的逻辑。如果一个部落停留在一个地方，一直在同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中狩猎，那么将逐渐衰落，最终臣服在别的部落脚下。生存的唯一方法是不断迁徙。因此，头领如果能够带领自己的族人不断寻找更好的居所，就具备了特殊的人格魅力。直到1227年逝世为止，成吉思汗遵循的一直是这一逻辑。因此，他南进华北平原。一个世纪前，属于通古斯人种一支的女真人征服了那里并建立金朝。七年后，蒙古人踏平金朝，开始盘算南征宋朝。不唯嘉靖之后，南北间的这种不平衡，实在由来已久。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恢复科举，就是意识到了元朝南人无由晋升之苦，但它本人更欣赏北人的坦率，因此也不愿过多地矫正重北轻南的局面。男方在文化上具有优势——教育资源更多，文学更典雅呀，赞助和繁荣学术的社会网络更发达，因此，洪武四年（1371），明代首次科举产生的进士中，有3/4是南人。朱元璋对这一结果很不高兴，一度暂停了科举。洪武十八年（1385），他重开科举，南人与北人的中试比例还是如此。在洪武三十年（1397）的殿试中，这一问题终于酿成了一场危机。这一次，52名进士全都是南人。朱元璋叫主考官刘三吾重新审阅落榜的试卷，希望重新发现被埋没的优秀北方举子。但令皇帝失望的是，刘三吾再次呈上的排名仍复如是。他向皇帝解释说：“礼闱取士，向无南北之分，大江以南本多佳士，北士自不及南。”朱元璋大为震怒，处决了两名考官（刘被豁免），并重新举行殿试。这一次，61名进士自然都来自北方。王氏“爱居”之地名叫粪堆村，也就意味着他们从此变成了“粪堆王氏”。后来，他们选取了一个更为文雅的“郡望”——菏泽，意为荷花之泽，因此，到清光绪十三年（1887）他们编纂家谱的时候，他们就自称为“菏泽王氏”了。
• 如林

  2019-06-17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毫不费力地解释了这些奇怪的事件。他们在帝国境内叛乱四起的背景下，看着元朝最后17年逐步增加的龙见事件，于是知道这是元朝即将衰亡的夭兆。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1355年8月10日），飓风袭击了江南，一条白龙自旋风中冲出，一位小品文作家记录了这一事件，他回忆道：“凡龙所过处，荆棘寒烟，衰草野邻。”当次年内战打到江南时便是这番景象。他哀叹到：“视惜时之繁华，如一梦也。”12年后，即1368年，朱元璋（1328—1398）自华中的叛乱里脱颖而出。用描述称帝的标准语汇来说，便是朱元璋“飞龙在天”，而明朝草创。朱元璋把忽必烈汗当作一位伟大的征服者来崇拜，他渴望像后者那样，让天下以一己之意志为转移。正是这两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元明两朝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的形态，也左右了中国其后的走向。在他们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具有如此影响力的人物，直到20世纪毛泽东的崛起。今天的中国人都知道他是“太祖”，这是他的庙号，即“伟大的祖先”的意思，这是对开国皇帝的尊称。但这并非当时人们对他的称呼，因此，我遵照一般的指称习惯，或直称其名讳——朱元璋，或以其年号称之——洪武（取“武运宏大”之意）。每个皇帝都要取择一个年号，或标榜自己过往的功绩，或表达对未来的期许，“洪武”即是要明朝子民牢记朱元璋的赫赫军功。朱元璋在成为洪武皇帝之前，就十分留心元朝境内的龙见事件。驭龙是他的象征性职责，他可不是不在乎象征意义的人。朱元璋很早就得到了第一次机会——至正十四年（1354）秋，距离他建立自己的王朝尚有14年。当时，他正在南京以西的长江流域作战，该地区遭遇大旱。当地父老告诉他，附近的泥沼地里时不时有龙出现。他们请他降龙祈祷，以避免灾害全面爆发。许多年后，朱元璋几道：“时信儿往祷之，期日以三。后果答我所求。”雨来了。在谢龙的仪式上，朱元璋赞颂神龙：“不伤而不溢，功田地，泽下民，效零...
• 如林

  2019-06-17
  元明两代共同塑造了中国的专制政体；将中国社会解体，重新以家族为中心聚合起来；并且，为更好地集聚商业财富而重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 turbulence

  2018-07-10
  耶稣会是一个在灵性方面对抗一切新教改革主张的天主教激进精英组织。
• turbulence

  2018-07-10
  南海世界经济体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刚刚落脚就能利用区域贸易的原因。
• turbulence

  2018-07-10
  “世界经济体”。。特指一个大区通过日常交换网络达到高度经济整合，并在内部维持一定程度的自发性劳动分工。这种一定程度上的自发性使得一个世界经济体得以建立自己的世界，在面临改变时可以自我维持并迅速恢复，随着其中流通商品的增值又能够向更远的区域拓展。
• turbulence

  2018-07-10
  明初思想家曹端曾建议：“女子有胡作非为，犯淫秽者，与之刀绳，闭之牛驴房，听其自死。”现实中，寡妇不再改嫁是很少见的。夫家会对。。。寡妇施压。。。以免她的生计成为夫家的负担。。
• turbulence

  2018-07-10
  更令人惊奇的事实是，文盲在晚明人口中只占一小部分。天启五年，遭遇船难被冲上中国海岸的西班牙耶稣会士科特斯。。。对明人的教育程度深感惊讶。‘中国男孩哪怕是来自非常贫困的家庭，不会读写汉字的也极为少见。’科特斯来自一个连贵族也并非人人乐意学习阅读的国度，因此，当他发现大部分人，无论贫富贵贱，鲜少不会读写‘时，怎能不感到震撼？
• turbulence

  2018-07-09
  曷以明白易晓之理谕之曰：尔辈之惑不可解矣。内不敬父母，而外敬神佛，一惑也；明不惧宪典而幽恐违佛法，二惑也；近不修眼前而远思修来世，三惑也；较刀锥于父子兄弟而施十百于衲子缁流，四惑也。彼愚夫愚妇，岂无一二阴诱其明而归之正者乎？
• [已注销]

  2017-03-21
  在嘉靖朝的“大礼议”中，王阳明......在他看来，孝是道德行为的真正基础。反对嘉靖帝的人奉宋代理学家为圭臬，处处以典为范，而支持嘉靖帝的人则认为正确的道德行为依靠的是伦理的直觉。......最高权威的首次公开声明---个人能够在典章制度的范围之外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到的自主性。王阳明关于良知为心之本的哲学不再是袖手论道，而获得了政治立足点。
• Cong

  2017-03-12
  那些看见龙的人宣称，这些偏离常态的现象是皇帝未能留意民生的征兆……如果我们也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么我们也会看到龙。
• 红皇后

  2016-12-30
  “同”不仅仅是一个哲学观念。在这样一个文化震荡的时代，它也决定了一些人如何回应与另一种哲学相遇所带来的认同挑战。
• 红皇后

  2016-12-29
  当皇帝作为上天的化身为灾民下达救荒敕令的时候，世间的一切似乎仍能恢复如常。而当上天变身为市场时，人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能够将他们与死亡阻隔。
• 红皇后

  2016-12-29
  也正是因为规则的弹性，每一次的危机都会变成继承的危机，而每一次危机的解决都要以体制本身应对未来威胁能力的下降为代价。
• 红皇后

  2016-12-29
  如果我们也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么我们也会看到龙。
• 恨嫁少女獨孤冰

  2022-12-30
  为便于读者检阅，参考文献分为中文一手资料和以英文为主的各种文字的二手资料。注释中出现的地方志，在此恕不予以收录。一手文献[1] 蔡汝贤：《东夷图像》，1586年。[2] 陈建著、沈国元补定：《皇明从信录》，1620年。[3] 陈全之：《蓬窗日录》，1565年，上海：上海书店，1979年。[4] 陈耀文：《天中记》，1569年，1589年再刻本。[5] 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华亭：1638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6] 《崇祯长编》，见《明实录》。[7]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1303年，影印本，台北：故宫博物院，1972年。[8] 郑振满、丁荷生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三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9] 董其昌：《筠轩清閟录》，与陈继儒《妮古录》合印本，1937年。[10] 福善记录、福徵述疏：《憨山大师年谱疏注》，重印本，台北：真善美出版社，1967年。[11] 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南京：僧录司，1607年。重印本，1627年。[12] 耿定向：《耿天台文集》。[13] 顾起元：《客座赘语》，南京：1617年。[14]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1662年。重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5]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重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6] 海瑞：《海瑞集》，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7] 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18] 黄瑜：《双槐岁钞》，1456—1497年编，1549年出版。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19]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0] 《寰宇通衢》，南京：兵部，1394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卷166，1977年。[21] 江苏省博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