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传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7
  他慢慢看出，世上有人不断地否定人类有知道自身命运的权利，即使在他们走向毒气室的时候也一样。后来他的思想之所以始终以这一话题为中心并不仅仅是由于大居杀，而是多重压力的合力使然：对马克思主义所谓的错误意识理论以及苏联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日益强烈反感。但仅仅是反共信念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他在捍卫备受争议的个人判断的主权以及知道并且睁开眼睛去迎接自身命运的人权时会那么激烈，那么坚决，那么始终如一。在这一点上，奥斯维辛集中营在潜意识中的确发挥了作用。正是由于想到他自己的民族被人卑劣地欺骗，懵然不知地走向死亡，这个主题才变成了信念，这个观点才变成了学说。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7
  既然一一他的意思太明显了——工党就是那“一片悲惨的灰暗”，那么在1950年的大选当中，以赛亚的投票应该是预料之中的。实际上，他佩服丘吉尔，但从来没有真正地喜欢过他。就在那次宴会上，这只老狮子咆哮着说，他正盼着自己将来重新掌权，好投身于和斯大林的斗争中。他非常凶暴地说，他认为意大利和法国都可能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中，他明显十分兴奋地反复考虑着在欧洲重燃战火的可能。这让伯林又是恐慌又是反感。“他太粗暴、太残忍，我可不想让他再次上台。”因此他并没有选丘吉尔，而是投了自由党一票。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7
  “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这篇文章可以解读为一部冷战教科书，解读为一个西方自由主义者在苏联威胁下对自由的捍卫。但是，这篇文章读起来比上述两者都还要不舒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战后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都同样是20世纪理性主义幻觉的牺牲品，那就是，只要加以足够的社会管理，人类的罪恶就能够被消灭，不同的个人就可以幸福地融汇成一个亲密无间的社会统一体。诚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在其对民主和人权的蔑视方面更为冷酷无情；但是西方自由主义者们也不能自鸣得意。去除“选择”这一负担的人类愿望可能会导致西方将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困境交给专家、政治家、心理治疗医生以及其他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来解决。以赛亚期待着丹尼尔・贝尔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出现，他评论说，有关政治和道德的终极目标的基本争论已经被一种关于手段和方法的技术性争论代替了。这种专家治国的政治模式只不过是转移了道德上的争论，而并没有解决它。实际上，在一种乏味的管理上的一致性掩盖之下，激烈对立的各种原则仍然处于斗争当中。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7
  他的学生们似乎并不清楚如何读写，或者至少“不像我们最好的大学里的师生们所理解的那样来读和写”。他们的思想乱七八糟，头脑里满是“嗡瞈作响、不断膨胀的疑团”。田最差的学生似乎对讽刺听而不闻，而最好的那些学生则好像深感内疚，惭愧不安。他认为他们对艺术和学问的毫无用处所怀的惭愧之情只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庸俗而已。他在怀德纳图书馆读到的俄国知识分子那些饱受折磨的道德言语，与他在洛厄尔学院就餐时碰到的年轻热切的美国大学生们那乏味的心理学话语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为他提供了思考的材料。他们似乎为这个观念而困惑：生命的本质问题有可能无法得到解决。伯林越是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越是像这时代的核心症状。“所有的悲惨或罪恶被设想为，”他写道，“一种坏的状态，一种心理上的不适，首先需要的是一种补救的措施。”四但这将是对生命价值的误解。当这种救疗文化与发达的社会福利制度相结合的时候一一在艾德礼的英国或杜鲁门的美国一一产生的结果就是一种缺少灵魂的社会趋同性。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6
  写作则意味着承担责任，而他是个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的人。他没有孩子，没有随从，也几乎没有什么工作上的责任。他是在有意识地延长自己的青春时代。他现在已近中年，仍然独身，并没有定居在某个地方，将来注定要在牛津做一个仍未成年的名人。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6
  比如说，他最优秀的思想之一就是在一次宴会游戏当中产生的。就在二战爆发前，牛津勋爵一当时在巴里奥尔学院学习古典文学的一位世袭贵族、信奉天主教的一位同龄人一一告诉以赛亚，他偶然间发现了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的一行诗。它具有日本俳句的一切优雅和神秘：“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以赛亚马上就开始将以前那些伟大的人物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类：歌德和普希金是狐狸；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则是刺猬这种区分方式将创作生涯中的艺术个性和道德品行之间根本的不可比性戏剧化了。1951年，当他著文研究列夫・托尔斯泰对历史的理解时，他又想起了这种分类法：它似乎捕捉住了托尔斯泰作为一名小说家在传达人类生活精致的细节方面狐狸般的天赋，和他对贯穿人类生存的理论刺猬似的搜寻二者之间的分歧。这也是他自身存在的一种分歧。大多数朋友都把他看作是只狡黠的狐狸一一灵巧、狡猾、机智，从一个话题飞快地扑向另一个话题，避开别人的追逐。但他同时又是一只渴望成为刺猬的狐狸在一件事情上比对其他任何东西都能更真切地了解和感觉。他花了不止十年的时间才发现这件事情是什么。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6
  他始终坚信对阿赫玛托娃的访问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件事情。他在离开俄国的时候，心中满怀着对苏联专制的憎恶之情，这种憎恶几乎在他后来为捍卫西方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而写的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他对于历史决定论猛烈的攻击是被他从她身上学到的一种东西激起的，那就是对个人良知绝对的坚守可以让历史在它面前屈服。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6
  他们分手的时候没有拥抱，连碰也没有碰一下对方。在位于芬兰边境的车站上，一位可敬的苏联女边境官员查看了这些由那位被压制的诗人题赠的书，庄重地鞠了一躬，让他通过了玻璃门，走进另一个世界。他漫不经心地经过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以及如同坟墓一般“整洁、美丽、沉寂而又空虚”的巴黎。叫在英国稍作停留之后，他回到了华盛顿。但是他的思绪仍然萦绕在阿赫玛托娃身边，可资证明的是，在2月下旬写的封信中，他还在说：造访阿赫玛托娃“在我看来是发生在我身上最令人激动的一件事”。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6
  她说，一切诗歌和艺术都是“怀旧情绪以及对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的渴望的一种形式，就像歌德和施菜格尔设想的那样，是所有那些成形于艺术和思想中的事物自然、爱、死、绝望和牺牲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没有历史可言的现实的形式，在它之外空无一物”。叫在喷泉屋度过的那个晚上，在那间空荡荡的房间里，伴着盘子里的土豆、莫迪里亚尼的画、缓缓下沉的雪茄烟雾，以赛亚的生命与艺术的沉静完美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时天色已明，两人都能听见冻雨落在枫丹卡运河里的声音。他起身吻了吻她的手，步行回到阿斯托里亚，心情迷乱“神魂颠倒”，飘飘欲仙。他看了看表，发现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布伦达・特里普清楚地记得他一头倒在自己房间床上的时候，嘴里说着：“我恋爱了，我恋爱了。”在他的记忆中，列宁格勒之行别的什么也没有，只有阿赫玛托娃。实际上，他一共待了一个星期一一像进行必不可少的朝圣一样去马林斯基剧院看了格林卡的《为沙皇献身》，和伦道夫・丘吉尔一起到拉赫林的公寓拜访了他，还给城里那些和暴徒差不多的政治领袖们一一打了个电话。但是所有这些记录在他的官方报告中的东西很快就从记忆中消失了。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6
  她坦白地承认自己是多么孤独，她的列宁格勒已经变成了个多么凄凉的地方。她说起了她以前的恋情：古米廖夫、希列伊科和蒲宁。以赛亚被她坦诚的方式所打动但同时或许也是为了先发制人地止住她对他的肉欲也向她坦白了自己正和某人相爱。他虽没有明说，但是很明显，他指的是帕特里西娅・道格拉斯。阿赫玛托娃似乎把他这些有关自已恋爱史的话加以严重的歪曲之后透露给了科尔涅・茹科大斯基，后者在他数年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把伯林说成是一个唐璜式的人物，他来到列宁格勒的目的是要将阿赫玛托娃列入他的俘虏名单。阿赫玛托娃自己似乎应当对这场误会负责。这种误解从此以后就一直和他们这次见面连在一起，没有一个读过《诗五首》——她献给他们共度的这一夜的诗的俄国人能够相信他俩没有同床共枕。实际上，两人几乎连碰也没碰过对方。他待在房间的一边，她则待在另一边。以赛亚根本不是一个唐璜，而是一个性爱方面的新手，独自一人待在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狐狸精的公寓里，后者曾经和半打极富天分的男人发生过深厚的罗曼蒂克的恋情她试图赋予二人这次见面以神秘的、历史性的以及肉体上的重要意义，他则努力躲避着这些感情的潜流，保持着一段安全、理智的距离。同时他还有一种更日常的需要。他到这儿已经六个小时了，很想去方便一下。但是这样做会破坏当时的气氛，更何况公共厕所在下面没有灯的过道里；因此他只好待在那儿，听着，抽着自己的另一支瑞士雪茄。当她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的恋爱故事的时候，他把她比作《唐璜》里面的安娜小姐，他自己则来回晃动夹着雪茄的手——这是她后来在一行诗中捕捉到的一个动作一跟随着紫绕在两人之间空气中的莫扎特的旋律。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6
  一次偶然的相遇让他开始苦苦思考自己知识分子生涯的未来走向。1944年初，他曾在哈佛教职工俱乐部与数理逻辑学家哈里・谢弗尔共进午餐。谢弗尔对逻辑实证主义虚假的科学伪装给哲学造成的危害感到痛心疾首。他坚持认为科学的进步在类似认识论或伦理学这样的哲学领域内根本不可能出现。以赛亚记得谢弗尔是这样说的：“说一个人在认识论上博学或是精通伦理学的知识都是一派胡言；这不是那种性质的学问。只有在像逻辑这样严格遵循演绎推理或者像实验心理学这样经验性的学术领域内，属于科学范围的进展才可能发生。虽然以赛亚觉得谢弗尔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指责不免有一棍子打死之嫌，这次遭遇却让他对重新从事哲学产生了新的怀疑。1944年春，以赛亚乘坐飞往伦敦的飞机，踏上了横越大西洋的漫长旅程。当时的机舱没有经过增压，乘客们只能长时间待在黑暗中，通过一根输氧管呼吸。以赛亚由于担心管子会从嘴里滑落而无法入睡，整夜清醒地待在一架又黑又冷、嗡嗡作响的飞机上，除了思考以外无事可干。他始终很讨厌一个人思考，而这次旅行又异常不舒服。他又在记忆里重温了一遍谢弗尔所说的话，开始将单纯的哲学视为与评论或诗歌相类似的领域，在其中不可能为确实的人类知识添砖加瓦。他后来写道：“我逐渐认定，我应当选择一个有望在生命结東时比开始时知道得更多的领域。”次日早晨着陆之时，衣服压得皱巴巴、视线模糊的以赛亚已经下定决心离开哲学，转而研究观念史。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6
  嫌，这次遭遇却让他对重新从事哲学产生了新的怀疑。1944年春，以赛亚乘坐飞往伦敦的飞机，踏上了横越大西洋的漫长旅程。当时的机舱没有经过增压，乘客们只能长时间待在黑暗中，通过一根输氧管呼吸。以赛亚由于担心管子会从嘴里滑落而无法入睡，整夜清醒地待在一架又黑又冷、嗡嗡作响的飞机上，除了思考以外无事可干。他始终很讨厌一个人思考，而这次旅行又异常不舒。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6
  伯林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活动感到痛恨，前进的道路是魏茨曼的道路：在幕后进行谨慎的游说活动。但是到最后，使得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突然变得难以压制的不是魏茨曼的种种策略，而是“集中营里已死和将死的人的惨状，骷髅和消瘦的尸体的照片与影片，鼓胀着肚子的孩子们，以及一堆堆破破烂烂的可怜的个人财产”。“一股巨大的恐怖、怜悯以及愤怒的人类情感的潮水席卷了全球。”除此以外，1945年工党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压制及其造成的犹太恐怖活动的急剧发展，还有杜鲁门总统做出的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出人意料的决定所有这些因素在当时都是完全不可预见的，它们综合在一起产生出了魏茨曼式温和外交策略一辈子也不可能达到的结果。以赛亚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对魏茨曼的支持而后悔过，但是他悔恨地认为自己和魏茨曼一一两位“中心人物”一一以前是在“水上写字”“沙上建房”。华盛顿让他明白了：即使是伟大的政治人物也很少能够理解他本人试图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加以改造的历史，而政治也总是具有一种产生悲剧的潜在可能性，因为它试图掌握的那些力量永远不可能完全被人力所控制。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6
  在伦敦电影社团里，以赛亚观看了苏联影片中伟大的经典作品：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普多夫金的《母亲》、维尔托夫的《持摄像机的人》。他的反应并不是像纳博科夫笔下的普宁那样，坐在黑暗中尽情地哭泣，但他也情不自禁地对革命的真挚态度感到某种崇敬，尽管他不大情愿这样。那时他当然也知道这是为欺骗和幻想服务的工具；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它还对恐怖和屠杀负有责任。因此，写关于马克思的书，也就相当于融入那个年代意识形态的主流当中，同时也意味着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他早期的自由主义忠诚所构成的挑战。让他感兴趣的是，对他本人十分赞赏的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竟满怀憎恶。这一点实际上奠定了他以后终生未改的一大模式，亦即，他为自己的信念辩护的方式便是去写这种信念的死敌。于是，1933年春天，这个好讽刺、爱自嘲而又不受约東的资产阶级分子决定，花上五年时间与一位极端武断并且蔑视伯林本人所支持的每一样东西的理论家伴。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6
  如果批评伯林太容易为上层社会所吸引、太过世俗化，就是忽略了他性格中的一个本质因素，亦即他喜欢世俗性，喜欢对权势世界的内部运转方式有某种把握，喜欢听闲话，喜欢试着去了解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卑劣动机在让这个世界运转下去。“世俗性”在他的词典里几乎已经和所谓的“现实感”成了同义词，而这种现实感正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们明显缺乏的。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5
  虽然以赛亚从来没有正式学习过演奏一种乐器，甚至连乐谱也不认识，他对音乐却有着真正的热情。他在音乐上的偏爱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也包括一些较轻量级的人物如罗西尼和多尼泽蒂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从中不难看出他的精神生活本质上是满足、平静而又秩序井然的。他喜爱19世纪的经典保留曲目，尤其是钢琴曲目，因为其中表达了对于尊严和绝对光明世界的一种倾心，这种倾心既是审美的，又是伦理的。他尊敬瓦格纳，却不赞成其暴力倾向和对性的激情。使以赛亚退缩的不仅是情感的强度，或者欲望的力量，还包括他眼中的瓦格纳的伪善。在1935年写给斯彭德的一封信中，他认为瓦格纳是那些无力直接感受情感的艺术家中的一个。他必须问自己：“什么是性的激情？”“什么是嫉妒？”，然后着手为他自己无法亲身感受的那些情感建构音乐的诠释。威尔第则能更直接地打动人心，因为他不需要借助于诠释来进行感受。无论以赛亚的说法是否正确，他对不同类型的艺术家所作的这种区分其实也是对他自身的种种焦虑进行的间接考察。他不知自己能否直接感受种种情绪，又觉得自己过于担心给别人的印象好坏。他早就把这种自觉看成艺术和内在满足的一种障碍。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5
  伯林一家却从未被贫穷所困。在安格里斯基大街，与他们为邻的有一位犹太大提琴演奏家，他是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女婿；一位高加索公主；还有一位芬兰事务副部长，他的女儿成了以赛亚的玩伴。这个小圈子里的人们一起经历了1917年10月下旬开始的动乱。事态不妙的第一个征兆是公寓里的电梯停开了。接着电车没了。然后报纸也从街上消失了。随着布尔什维克对反对派报纸的镇压，这些报纸频频在改头换面之后重新出现一一至少ー段时期内是这样。一家宣传自由主义的报纸《白天》在10月里被査封了，结果几天后就又卷土重来，摇身一变成了《黄香》；再停再改，起名叫《夜》：然后叫《午夜》：最后一次的名字是《夜之死寂》。再后来终于被彻底查封了。040伯林传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7
  1953年夏天，以赛亚的父亲被诊断为白血病。医生们向他隐瞒了他的病情，只把真相告诉了以赛亚。因为知道父亲不大可能康复了，9月，他向哈佛告了一个学期的假。以赛亚一向坚信真相需要人们承担一定的责任，垂死的人有权知道自己的真实状况。但是现在，和自己的父亲面对面地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却发现要实践这一准则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他12月到家时，父亲已经在医院里了，虽然还很活跃而且并不痛苦，但很明显是快要死了。他俩在一起待了两天，他父亲还没有完全清楚自己的情况，他问儿子是不是有来世，儿子不忍对他说自己认为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门徳尔在迎接死亡时的态度像他面对生命时一样温和、謙逊而且略带困惑。1953年12月15日，他陷入了昏迷状态，在沉睡中死去，享年七十。
• 豆友204163543

  2019-12-06
  从学生到教授的过渡对他是一次毫无愉快可言的冲击。新学院的高级教员公共休息室里死气沉沉。“人人都在聊着汽车和旁道的事情。”有一次，巴里奥尔学院一个聪明的哲学专业学生贾斯珀・里德利来到新学院高级教员公共体息室门口，探头往里面张望了一眼，然后低声说：“这些怪兽是谁？”现在以赛亚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意识到这一点让他很不舒服。第次在高高的餐桌上吃饭的时候，伯林一声也不吭，克罗斯曼只好隔着桌子嘘他：“伶俐点儿，伯林，伶俐点儿。要不他们不会喜欢你的。”他倒是可以跟克罗斯曼说话，但发现他是个傲慢好斗、爱以强凌弱的人，话里随时都有一种玩世不恭的痕迹。“他是一个左翼的纳粹。他反对资本主义，痛恨那种体面正直而沉闷的行政事务、名望、传统价值。他想要的是唱着歌的年轻人，手挽着手的学生，点着火把的游行。他的性格当中有种强烈的法西斯气质。他渴望权力，仇恨自由主义、温和、善良、亲切……"
• 夜深歌

  2020-04-13
  以赛亚下结论说，时代所要求的“并不是（如同别人常常告诉我们的那样）更多的信仰，更有力的领导，或更科学的组织。毋宁说是与这些相反的东西——少一些救世主式的热情，更开明的怀疑主义，对不同特性的更大忍耐。”与不义作斗争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人“并不仅仅是依靠与邪恶作斗争而活着”。他们是依靠选择自己的目标而活着——几乎永远无法预见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目标，并且有时候是不可调和的。选择善或者恶是个人的自由，必须加以捍卫的是这种自由，而不是某种人类道德的终极形式。因为有什么控制是永远正确的，没有什么控制是决定性的。他最后说，他的政治座右铭是：“ surtout pas trop de zele。"（“尤其不要有过多的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