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记忆

• 十口青草桑

  2021-01-10
  诗人，无论哪一位，在此处是不可或缺的：他肩负着救赎的任务，将某人的生命变成便携式的，将标志与肉体分离，将记忆与肉体所在之处分离。
• 这日苏

  2021-01-10
  随着数字摄影的出现，昨天与今天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紧密度共生共存，好比居民楼里的垃圾管道被堵住了，全部的生活垃圾永远地堵在那里。
• 白果莓果

  2020-12-12
  这目光的含义直接而功利，显然，在女人和拍摄者之间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什么，严格说来，是正在发生什么一一这目光就是所发生事件的渠道或通道。女人的脸一一扁平，宽脸盘，眼睛犹如黑洞一一完全归结于这一眼神。然而，这一信息却没能指向其接受者，在观者的位置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个我，令事情变得悲剧而荒唐。很显然，与明确指向观者并将观者考虑在内的一切艺术及历史作品不同，“沙发上的女人”完全不知道我的存在，也压根不想看到我，她一心一意地认为，在我的位置上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有名有姓，很可能还有胡子。
• 沛然

  2024-01-14
  我家亲戚过去购买的那些乐谱都比较简单，是用于招待客人时演奏的，华尔兹、狐步舞曲和探戈最多，好让人们能够跟着音乐翩翩起舞；此外还有需要安静欣赏的浪漫曲，以及形形色色的声乐，从卡尔曼[插图]到韦尔京斯基[插图]。封面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歌曲名称，非常之多，每页能有一两百首，只有这时你才会感受到逝去声音的整个规模。所有这些都是无法再现的，尤其是那种感觉，它充溢于所有这些同属于“茨冈生活”系列的浪漫曲和歌曲之中：无数次重复的“亲爱的朋友”，星辰与朝霞，雾气弥漫的清晨，铃声叮当，漆黑的夜晚，一串串芳香四溢的洋槐花，盛开的丁香与玫瑰，没完没了的“我想爱”和“不想忘”。如今已经很难设想，所有这些都曾经被成百上千万人同时传唱着、哼哼着、附和着，在楼房、在出租屋、在包厢里、在达洽凉台上，伴着钢琴、伴着留声机，从敞开的窗户流淌而出，漫过整个俄罗斯大地，而后才渐渐消退，陀螺般嗡嗡转着，渗入泥土。音乐融化在彼时尚不知其他娱乐的空气之中，无穷无尽，汇成层层叠叠的乌云，连大雨也浇不开。
• 阿月浑子

  2021-03-03
  在所有这些东西之间存在着必然而直接的联系，它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延续生命的共同结界时才有其意义和价值，而如今，眼看着零落成尘。我在一本关于大脑结构的书里读到，为了意识到人脸之为脸，为了辦别出某张脸，脸型比五官更管用。没有脸型是绝对不行的，正是它框住了我们的故事，将其整合为可辨识的整体。人活着，脸型就是生命本身:人没了，脸型就是逝者故事的主线。房子里的东西低眉顺眼，仿佛遗弃，生气全无，什么都不记得，什么也说不出了
• 白果莓果

  2020-12-19
  那个晴朗的日子很多人都记得。军校学员尼古拉・尼库林在郊外的列瓦绍夫亲眼看见高射炮弹凌空爆炸，仿佛蔚蓝天空绽开的一团团棉花。“炮兵部队手忙脚乱，毫无章法地对空齐射，但未对敌军轰炸机造成任何伤害。敌机甚至没有机动迁回、调整队形，好像压根没听到炮声一样，继续向目标飞进。（……）当时特别可怕，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躲在一块防水布下面。”坠落在沙地的燃烧弹“嗤嗤”作响，继而熄灭。当一切安静下来时，黑烟遮蔽了半个天空，那里是城市所在之处。时年六十二岁的柳博芙・瓦西里耶夫娜・沙波琳也正从自家窗户朝那里张望。’高高的天空上出现一团团白色的爆炸烟雾，那是高射炮疯狂的射击。突然，屋顶后面迅速腾起一朵白云，随后又陆续腾起其他云朵，全部被陷落的太阳染成了金黄，充斥了整个天空，云朵变成黄铜色，下方是一条黑带。那太不像烟雾了，我许久都不敢相信，那是着火了。（…）那幅画面有种惊心动魄之美。’ 在写于1941年那个可怕严冬的围困日记和笔记中，时不时便会出现一些片段，与文本其余地方惊人的不同。这些地方宛如冰面之下生成的气泡，被不同作者用来观察和描述美好。这个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城市，时不时便会出神，好像睡在冰天雪地中的人顾不得挨冻一样。书信变换着节奏，原本潦草匆忙的记录，以备忘却的细节、谈话、笑话，每日野蛮化纪实等等，突然会作出冗长的停顿，去观察云朵或描写光影效果。这会更加令人震惊——当你明白，每一位书写者为生存所付出的努力达到了何种地步时。他们的证据是指向受话人——未来的读者的，后者能够意识到所发生之事的全部恐怖与耻辱，见证逮捕与放逐、深夜轰炸、抛锚的电车、污水冻结的浴缸、领面包的长队的恐惧与仇恨。
• 白果莓果

  2020-12-16
  身体，自己的或别人的，自然是此处不可或缺的材料，仿佛用于塑形的黏土。它们被同时检验其坚固性与脆弱性。在一张自画像上，一根透明的双股电话线被从伍德曼口中拽出来。在其他照片上，小腹和大腿上被插入锋利的镜子边缘，胸部和身侧被鸟喙一样的晾衣夹子夹住。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体被冲刷掉，而物品则保持了其轮廓。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异，有的只是无限的、无差别的温柔。这是纯粹的忘却实体，按照曼德尔施塔姆的说法，是没有窗户的海洋，永远处于漂移状态，一直在鼓荡，收缩，保护着自己的面孔，突然又将其压皱或撕裂。只是偶尔，洋流表面会出现粼波，如同溺水者从黑色水底浮出水面，过去渗入当下。伍德曼的身体并未消失，也没有与背景融为一体，而是从碎花和剥落的白灰中凸显出来，慢慢结晶，慢慢聚焦，一个印痕一个印痕地慢慢出现。在一个视频中，她将自己卷入一页巨大的纸张，在上面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出自己的名字，随后，从内部突破纸壳，来到这个世界。
• 白果莓果

  2020-12-13
  照理说，为了成为文化矿层，我们生命中的物品和实践需要腐化、分解，一如人类的一切造物。吊诡的是，随着摄影摄像的出现，它们开始变得跟当今的垃圾一样，不再分解成泥土，而是累积起来，变成对未来完全无用之物。而一切不变之物都是不结果的，换言之，是注定灭绝的。20世纪初的客厅曾以摆放形形色色的动物标本为时尚，挂在墙上的鹿头、野猪头，各种鸟类，这些动物标本腹内以锯末填充，外表看上去栩栩如生，而且远比活着时更加从容。
• 白果莓果

  2020-12-12
  有种观点已经讲了一百年，即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或者问题在于视觉材料生产过剩，图像取代了文字，如同轻便爬犁取代了厚重的大车。情况的确如此，但问题不仅仅在于载重量，尽管这也是很重要的因素。问题还在于，在镜像再现中，不但死者会消失，生者也无法幸免。在克拉考尔关于照片的随笔中，以照片式的直观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描述，将我们的注意力对祖母的照片所做的进行了逐步分解，从中可以看出，祖母是如何在眼皮子底下消失的，她隐匿于自己衣服的褶皱里，图像表面只留下衣领、裙撑和假发。事实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每一张自拍每一次合影、每一张证件照都会渐次将我们的生活串成链条，变成段历史（但那既非我们对自我讲述的，亦非我们希望向亲近者所传达的），变成线性的“曾经一现在”，变成一套并非由我们编选的瞬间和姿态的大全集，张嘴说话的瞬间，光洁的下巴。巴尔扎克对此似乎有所警觉，因此从来不肯拍照，认为每一张照片都会从他身上剥落或者去一层巴尔扎克，长此以往，就什么都剩不下了，或者只剩下一缕轻烟，最后残存的石膏面膜厚度的一层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纪实摄影未免过于野心勃勃。看见并保存切存在或曾经存在之物，或许只有“祂”能够胜任，正如喷泉楼大门上的铭文所说：“ Deus conservat omnia”。不过，给时间刮皮的技术十分勤勉，其可视化仓库中的居所也的确有很多。
• 白果莓果

  2020-12-11
  看老照片时，每每最先注意到的就是人物的眼睛：那眼神通常是直勾勾的，失落的（因为已经失去了依托，即能够认出自己的人）。而这张照片上的视线却是朝向左侧的，牢牢地抓住镜头之外的某人或某物，以至于你会不自觉地想要把自己放到视线汇聚的那个点去，尽管那里早就什么都没有了。注意力来回穿梭之间，不知不觉绘制成一个局促的三角形，在其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全靠沉重的他者视线加以协调。
• 白果莓果

  2020-12-09
  而加利娅姑妈的日记则是完全另类的，我读得越深入，就越觉得其独特结构神秘费解、耐人寻味——酷似一张宽眼渔网。小时候逛大型画展时，总能见到一类特别的参展者。这个群体不知为何以女性居多，她们从展品前逐一走过，凑近标签卡，在纸上或本子上记些什么。后来我才发现，她们只是在摘抄全部展品信息，好做成类似名录的东西一一几乎是对画展的独特复制。我当时搞不懂，后来明白了：名录赋予人一种拥有的假象——展览总会结束，画作和雕塑总会从眼皮子底下消逝，而名录则将其以最初的秩序留存在案，勿致飘零。姑妈的日记就是这样的每日事务清单，令人吃惊的详尽，同时又令人吃惊的隐晦。它们总是精确记录诸如此类的信息：起床睡觉时间，电视节目名称，通话记录（时间、通话人），吃的什么，干了什么。而每日的内容和填充物却被巧妙地回避了。比方说，日记中写着“看书”，但看的什么、有何心得却只字不提。其余那些赖以构成其漫长的、被完整记录的一生的事物一概如此。没有只言片语能够示此生何谓——没有自己，没有他人，只有琐碎而详尽的细节，以编年史的精确度记录着时间的脚步。
• 中信大方

  2020-10-21
  廖吉克书信中屡屡提及的那个尚未出生便已令他如此牵挂的廖利娅和廖尼亚的宝宝，非是旁人，正是我的小妈妈娜塔莎·古列维奇。也正是妈妈向我讲述的廖吉克，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妈妈从小就将廖吉克视为自己的英雄，将其作为自己渺小世界的隐秘核心，一辈子对其念念不忘。那个装着廖吉克的信件、照片和阵亡通知书的信封上，至今还签着她的名字。
• 白果莓果

  2020-12-15
  灾难被替代，窟窿被填满，物件各归其位，所有人都还活着，没有任何的空白与避讳。这仿佛失落前的伊甸园（如今很多人都会觉得，1929年的欧洲或1913年的俄国正是这样的），仿佛华美的舞台背景，令人产生拍照留念的冲动。然而，并没有地方可以回归。忠于家族历史的誓言变成了对家族历史的毁灭，对死者复活的戏仿：用自己充当他者，以想象排挤真实。“他者即地狱”变成了家族相册，其中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假装还活着。其实，还应该让他们彼此聊聊天——同样用你的声音，如同错乱的自动应答器。
• 白果莓果

  2020-12-13
  柏拉图在《斐德罗》中对于书面记忆的态度十分不屑：记忆开始转向外部，付诸文字和符号，而非源自自我内心。这种手段其实不是记忆，而是提醒。你传授学生的乃是虚假的，而非真正的智慧。他们可能会道听途说很多东西，不必学习便可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但实际上还是不学无术，无法与之沟通。他们会变成伪智者。
• 中信大方

  2020-10-21
  姑妈死了。八十出头。我们并不亲，由于一长串的家庭龃龉和恩怨。我妈我爸跟她，怎么说呢，关系复杂。我们不常走动，也谈不上什么感情。只是偶尔通个电话，再偶尔见个面；后来，她把电话线给掐了（“谁的电话也不想接！”），一头扎进了自己亲手打造的结界里：在一大堆物什和小玩意儿中间—这些东西挤满了她的小房子。加利娅姑妈生前对美有不懈追求：家具挪来挪去，墙壁刷了又刷，窗帘换了又换。有一次，好几年前了，她发动了一场大清扫，清扫逐渐席卷了整个屋子：对于必需之物审视再三，屋内一切都分门别类，一碗一碟都费尽思量，书籍纸张八方汇聚，一堆堆，一叠叠，街垒纵横。总共就俩房间，随着东西不断侵吞地盘，姑妈带上必需之物，从一间迁居到了另一间。但那里随即展开了新一轮的审视与评估。房子还活着，内脏却被掏出来，塞不回去了。再无所谓重要与否，剩下的一切都或多或少有其价值，特别是那些数十年间积攒下来的泛黄的报纸，以及罗马柱一样支撑着床和墙壁的一摞摞剪报。女主人的立身之所只剩下一座坍塌的小沙发。令我印象深刻的那次见面，我俩就坐在这片孤岛上，周围是明信片和电视杂志掀起的海浪。姑妈殷勤地给我做了点什么西葫芦，又往我嘴里塞待客专用的高级巧克力，都被我嫌弃了。离我最近的剪报柱最顶上一张是《十二星座专属圣像》，顶部工整地标注着报名和出版日期，漂亮的字体，蓝色的墨迹，死掉的纸张。
• 中信大方

  2020-10-21
  我的太姥姥，孤独而倔强的，自1908年起旅居巴黎。1911年11月，卡夫卡曾短暂到访此地；在旅行伊始，他和马克斯·勃罗德曾一道计划出版系列旅行指南。其构想十分充分，颇有些类似于半个多世纪以后问世的Lonely Planet，读者们可以在其帮助下放心大胆地乘坐廉价的三等车厢游遍意大利，选择乘坐公共电车而非出租马车。勃罗德草拟了指南框架，填充了关于折扣和免费音乐会的信息。卡夫卡总共只写了两句话，其中一句是“小费的准确数额”。指南中还包含购物建议：到巴黎必须享受菠萝、牡蛎和玛德琳贝壳蛋糕。彼时，距离令玛德琳贝壳蛋糕享誉全球的《追忆似水年华》首卷出版只剩下不到两年时间。同样在这年十一月的这些天，巴黎街头还漫步着刚刚结束德国旅行的里尔克；各大报纸正在热议《蒙娜丽莎》失窃案，嫌疑犯之一便是默默无闻的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911年是极为寻常的一年，比任何一年都既不好，也不坏。“俄国演出季”向公众推出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约翰·克利斯朵夫》正一部接一部，缓慢而准时地出版，这部长得没有尽头的巨著在我们家族的女性中间受到狂热追捧（却被普鲁斯特嗤之以鼻，他甚至打算撰文“反对罗曼·罗兰”）。从四月开始，在格博兰街（拉丁区的另一条街道，太姥姥也曾在此居住），列宁成功地讲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四月底，高尔基前来投奔，二人商议了当前局势，列宁认定：“战争不可避免。”阿赫玛托娃和莫迪利亚尼各自坐在卢森堡公园的长凳上——付费座位对他们而言过于奢侈。这些人当中的几乎任何一位都对其余人的存在毫不知情，每个人都各自为政，囿于自我命运的透明袖筒中。引自章节：第一章 命运难逃
• 中信大方

  2020-10-21
  记忆是传说，而历史是描述；记忆在乎公正，而历史要求准确；记忆劝谕训诫，而历史清算纠正；记忆是主观性的，而历史追求客观性；记忆并非基于知识，而是基于体验，比如感同身受，比如同情怜悯。从另一方面来讲，记忆的领域充斥着投射、幻想、扭曲，是将我们今天的幻影投向过去。
• 白果莓果

  2020-12-10
  在后院，我久久地摩挲着潮湿的萨拉托夫墙砖。院子里的一切完好如初。这个我从未见过、也从未听人描述过的太姥爷的院子，我准确无误地辨认出来。无论是圈着重瓣金光菊的木板栅栏，还是曲折的院墙和墙上的木料砖块，抑或是栅栏旁边随意摆放的那把凳面破损的凳子，都与我一见如故。它们在说，你终于来了。院子里有股强烈的猫骚味，但被花香盖住了。完全没有任何可以拿走留念的东西。其实也根本不需要任何纪念品，在这些窗棂下，我清晰地回想起了一切，纤毫毕现地还原了家族当年在此地的生活：他们如何在这里居住，又为何离开了这里。院子将我抱在怀里。又驻足了十来分钟，我离开了，竭尽全力将其镌刻在脑海，像从镜框里取出镜面一样将画面拷贝下来，牢牢地嵌入工作记忆的榫槽，以免其跑偏错位。返程列车的窗外，长长的沟渠波光粼粼地沿路飞奔，一个小型灰尘龙卷在空荡荡的铁路道口打旋。约莫过了一个礼拜，萨拉托夫的友人打电话过来，十分难为情地告诉我，地址搞错了。街道没错，门牌号错了。对不起，玛莎，实在抱歉。关于记忆，我所知道的大抵如此。
• 中信大方

  2020-10-21
  关于我们家族的历史，我想得越多，就越觉得它像是一部未偿夙愿的清单：别佳·利别尔曼和她那从未开始的医生梦；他的儿子廖尼亚做过那么多职业，却似乎终究未能找到最重要的、唯一的使命；旧俄律师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四十出头便英年早逝，他那倔强的遗孀萨拉终究未能将家庭的小船拖到港湾；我的妈妈，娜塔莎·古列维奇一直在偷偷创作自己的“抽屉诗歌”，铅笔尖轻悬在稿纸上，留下淡而又淡的痕迹，专等时间将它慢慢褪色。我们斯捷潘诺夫家的人在这方面同样不甘落后：喜欢唱歌的加利娅姑妈，手抄了数不清的浪漫曲，专挑不会有人听见的时候低吟浅唱；科利亚爷爷痴迷绘画，在别热茨克的整个童年时代都是拿着画笔度过的，尝试过各种类型，画了无数草稿，一直没有放弃，“比你爸爸画的都好。”加利娅姑妈对我说——在她看来，我爸爸便是最具权威的画家。这些画作日积月累，直到1938年。加利娅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家里人为预防被捕烧毁了各种文件，所有的家庭通信和照片都被扔进了火炉，末了，科利亚爷爷将厚厚一摞画稿，他毕生的心血，投入了火中。后来他虽然没被搜捕，但画笔从此再没摸过了。就这样，他们所有人都没能成为自己。不过，我们家倒是有个远得不能再远的远房亲戚，每当她的歌声从广播里飞出，在公共厨房和走廊里回荡时，就好像在为整个甘于寂寞的家族鸣不平，为整个沉默的家族发声。但她本人自然从未这样想过，她只是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