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

• 陈茉不能说话

  2020-04-14
  群体的作用主要在于让犹豫不决的人下决心。个体软弱的信念在成为集体的信念之后便得到了强化。强势的或拥有声望的领袖可以通过对议会中的所有其他群体施加影响，有时也可以使得议会成为一个单一的群体。国民公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就是在极少数上述领袖的影响下，投票通过了那些完全违背自己意志的动议。面对一些能量很大的派系，集体总是会做出让步。革命议会的历史表明，尽管革命议会可以冒犯国王，但面对那些操纵骚乱的领袖们，革命议会还是得唯唯诺诺。在一个霸道的首领指挥下闯入议会的一群狂热分子，便足以胁迫议员们当场投票通过那些最为荒唐、最为不堪的动议。 一 个议会若具有了群众特征，便会像群众一样在情感上走向极端，既极为暴戾，也极为儒弱，一般表现为对弱者顾指气使，对强者卑期屈膝。当年轻的路易十四气势汹汹地来到议会发表简短讲话时，议会是诚惶诚恐的。随着路易十六大权日渐旁落，制宪议会对其态度则越发器张。到了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国民公会议员已让人闻之色变这个特征成了议会的一条普遍规律。一个君王若在其权势渐衰时召集议会，则是犯下了一个严重的心理学上的错误。全国三级会议①的召开让路易十六送了性命。当享利三世被迫离开巴黎之后，便决定在布卢瓦召集全国三级会议，而这个愚蠢的念头差点让其丢掉王位。旦三级会议的代表们感觉到国王的颓势，他们便会立即当家做主，调整税赋，遣散官员，并声称他们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
• 陈茉不能说话

  2020-04-13
  作为群体的一分子的人，与孤零零的一个人大不相同。有意识的个性（ individualise）湮没在无意识的集体的人格（ personnalite之中。个体要获得集体的心理，并非一定要有实质性的接触。特定事件诱发出来的激情和封闭的共同情感足以使得个体产生集体心理瞬间形成的集体灵魂是一种特殊的情结。其主要特征便是：完全处在一些无意识的因素支配之下，并服从于一种特殊的逻辑一一集体逻辑。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群体特征如极端的轻信、敏感、轻率以及理智的缺乏等。断言、传染、重复、威望是唯一说服他们的方式。事实和经验对他们不起作用。可以做到让群众接受一切，而在群众看来切皆有可能。由于群众的极度敏感，因此他们的情感，无论好坏，都是夸张的。在革命年代，这种夸张尤为明显。一点微不足道的刺激便可促使群众做出可怖的行动。在平时就泛溢的轻信，到革命时期就变得越发不可收抬。最为离奇的故事他们都相信是真的。集体对个体影响最为显著的结果之一便是他们的情感和意志综合在一起。这种心理上的融合赋予集体巨大的力量。心理上的这种联合源于群体中的情感、举止和行为的相互传染。个人的爱、恨、愤怒在群体中会立刻得到响应和叠加。这种共同的意志和情感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们通过传染得到传播但这种传染首先需要一个触发点。领袖便是这个触发点。我们稍后便来谈谈领袖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没有领头人，群众便是一盘散沙形成不了合力了解支配群体心理的规律是阐述法国大革命事件、理解革命议会行为以及参与其中的人的特殊转变所必不可少的。在集体无意识的力量的推动下，人们经常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赞同他们原本不赞同的事情。
• 陈茉不能说话

  2020-04-10
  每一个时期的社会总包含有一定数量的焦虑、彷徨和不满的人，他们随时准备起来反抗既定的社会秩序。他们对造反有着赤裸裸的嗜好，即便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他们的欲望，他们依然还要造反这种特殊的心理通常是由于个体难以适应环境造成的，它也许源于极端的神秘主义。不过这种心理也可能是一种性情上的问题或是些病理问题。这种造反欲望也有程度上的差异，可以从单纯以话语来发泄对人和事的不满，一直到暴力摧毁。有时候，无处发泄的革命怒火只能朝自己发泄。俄国就充斥着这类疯子。如阉割派（ skopos）①以及其他类似派系的门徒们，在纵火及向人群中乱扔炸弹依旧不能满足他们之后，他们开始自相残杀。这类终身造反者一般都是一些受心理暗示影响的人，他们的神秘主义灵魂受到一些挥之不去的念头困扰。尽管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劲头十足，但实际上他们性格软弱，无法抵御冲动，因而被冲动所左右激励他们的神秘主义意识是其暴力行为的根源，也是他们自视为伟大的改革者的缘由。在正常情况下，社会的反叛者受到法律、环境的约束，简而言之受到社会规定的约東，因而发挥不了影响。在混乱不堪的年代，这地约束被弱化，反叛者便得以兴风作浪、为所欲为，并成了各个运动的领导者。革命的动机对他们而言是不重要的，红旗也好，白旗也罢，其至道听途说的国家解放，为了这些，他们无所畏惧，宁可牺牲自己。革命精神并不总是意味着走极端，这样很危险。革命精神若非源于神秘主义或冲动，而是源于理智，那它就是进步的源泉。独立的精神造就出理智的革命者，仰仗这种革命者，一种文明方可成功地摆脱那业已变得过于沉重的传统和习惯的桎梏。科学、艺术、工业等，无不借此实现了进步。伽利略、拉瓦锡、达尔文、巴斯德就是这样的革命者。一个民族没必要拥有太多这样的革命者，但必定要有几个这样的人。否则人们至今还会居住在洞穴中。发明创造道路...
• 陈茉不能说话

  2020-04-10
  但仅有丰富的激情与微不足道的理性这两个因素尚不足以前雅各宾心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激情支撑若信念而非创造了信念。不过，真正的雅各宾党人都有坚定的信念。那么这些信念的支撑会是什么呢？至此，上文我们提及过的神秘主义因素便浮现出来。雅各宾主义是一种神秘主义，它用新的神代替了古老的神，它凭借文字和惯用语的力量，使得新的神拥有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为了侍奉这些挑别的神，它不惜诉诸最为暴力的手段。如今的雅各宾分子投票通过的法律可兹证明。雅各宾心理多见于性格偏执和狂热的人，他们的思想僵化、狭隘，听不进任何批评以及任何有悖于其信仰的意见。神秘主义以及情感主义因素左右着雅各宾党人的灵魂，导致其行为做事过于简单化，他们只知道事物间肤浅的关系，他们把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念头当成是事实。他们不懂事物之间的前因后果，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梦想。大家知道，雅各宾分子犯错并非由于其理性逻辑过多，而是其理性逻辑太少，这也是他们变得如此危险的原因。在有识之士犹豫、却步的地方，那些几无理性的雅各宾分子却在冲动的裹挟下大大咧咧走上前去。即便是一个伟大的理性雅各宾主义者，也绝不意味着他是受理性的支配，他其实是受神秘主义和激情的左右，但却自认为在理性的支配下行事。像所有囿于自身信仰不能自拔的坚定分子一样，雅各宾党人也无法摆脱自己的窠臼。雅各宾分子是真正的好斗的神学家，其与前一章中描述过的加尔文的门徒惊人地相似。这些加尔文门徒在其信仰的蟲惑下，什么都不能使之屈服。所有与其信仰相悖的人都应当被处死。他们也像是一些强大的理性主义者一样，认为只有理性指引自己，却不知自己被秘密的力量所左右，而事实上，神秘主义和激情才是他们唯一的主宰。真正理性的雅各宾党人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他的存在只会让理性感到绝望。相反，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狂热的雅各宾分子却...
• 陈茉不能说话

  2020-04-10
  神秘主义意识的特点表现在它赋予一些人或事物以一种神秘力量，并以偶像、图腾、文字和程式来使之具体化。神秘主义意识是一切宗教的基础，也是绝大多数政治信仰的基础但政治信仰一旦被剥离了其赖以为继的神秘主义因素便会崩塌神秘主义逻辑与受其左右的情感和激情相结合，给群众运动注入了情感和激情的力量。极少有人准备为理性而牺牲，但却有非常多的人心甘情愿为其膜拜的神秘主义理念而奉献生命。法国大革命的信仰所激起的神秘主义的狂热堪比之前出现的由各种宗教所引发的狂热。但大革命信仰只是对数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心理加以引导、改变而已由此，国民公会成员所流露出来的狂热就很好理解了。他们的神秘主义心理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新教教徒们的心理没什么两样。大恐怖时期的主角们，例如，库通（ Couthon）、圣茹斯特（ Saint-Just）以及罗伯斯庇尔等人，实际上就是大革命信仰的使徒。他们就像波利厄克特①（ Polyeucte）一样，摧毁供奉着虚无的神的祭台，以便宣扬自己的信仰，他们渴望说服所有的人。他们的热情泛滥，坚信自己的神秘主义范式足以推翻一切君王，他们迫不及待地向国王们宣战。游移不定的信仰总是不敌强烈的信仰，因而他们在欧洲得以所向披靡。大革命领袖们的神秘主义意识还一览无余地体现在其公共活动中罗伯斯庇尔确信自己有来自上天的支持，他在一次讲话中确认，至高无上的神“自世界之初始便已敕谕施行共和制”。他以一种国教大祭司的身份，促使国民公会颁布一项法令，宣称“法兰西民族承认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以及永恒的灵魂”。在至高无上的神的节日里，他端坐在王座上，进行长时间的布道。
• 陈茉不能说话

  2020-04-02
  然而这群暴戾而残忍的人，一旦遭遇到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又会变得极其乖巧。这群人的残暴是无边的，他们的奴性也是无边的。所有的专制者都对其大加利用。而恺撒一类的强人，如卡里古拉②（ Caligula）、尼禄（ Neron）、马拉（ Marat）、罗伯斯庇尔或布朗热（ Boulanger）等，则是这群人的偶像。除了这群在革命期间发挥主力作用且具有破坏性的群众之外，剩下的便是之前提及的只想过安稳日子的真正的群众。他们有时也会从革命中受益，但绝不想革命。革命理论家们对其知之不多，也不看重他们，觉得他们从骨子里就是传统且保守的。但他们才是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并且始终如一、尽其本分。由于胆小、恭顺，因而极易为领柚所左右，并在其影响下，一时间也可以做出疯狂之举，但在传统力量的约束下，他们很快又会回到正轨，这就是他们很快厌恶革命的原因。其固有的传统意识促使其在无政府主义成灾时站起来与之对抗，并找寻一位带领他们重建秩序的领袖。这样的人民并没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也没有复杂的思想，他们温顺且本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政府其实十分简单，就是一种极类似独裁的政府。自希腊雅典共和国至今，在无政府状态结東之后总是一成不变地出现这种形式的政府，个中原因恰是如此。在第一次大革命之后出现的波拿巴独裁政府受到了广泛欢迎；第二次大革命后也是如此，尽管一片反对声，但四轮全民表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①（ LouisNapoleon Bonaparte）均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及皇帝，借助公民表决，他的政变还合法化了，法兰西帝国由此得以顺利建立，一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前，他的统治都是合法的②。无疑，人民在这些事件中受到了蒙蔽。但若没有这些导致混乱的革命伎俩，人民也不会去想办法来摆脱这些混乱。
• 陈茉不能说话

  2020-04-02
  为了解释某些理论概念，人民已被升华成为一个神秘的群体，它集一切权力及一切德行于ー身，政治家们对其赞不绝口、恭维有加但通过对人民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的研究，我们就会明白，对人民的这种概念还需要三思。无论是当年还是如今的雅各宾分子，在他们看来，人民群体有种至上的特性，拥有只有神灵才有的属性，它无须为自己的行为担当，也从不犯错。人们对其只有膜拜。人民可以烧杀抢劫，可以犯滔天罪行，它可以在今天把人捧上天，而明天又将其贬得一文不值，但这都没关系。政治家依旧不停地歌颂它的徳行、它的大智慧，并把人民的每一个决定都奉为圭桌②。这个神秘的偶像般的群体，一个世纪以来备受革命者推崇，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呢？这个群体可以被分解为两个迥异的类别。第一类由农民、商贩以及各类工人组成，他们需要安宁和秩序来从事生产。这一类人占了人民的多数，但却是一类绝不想革命的多数。他们只想平静地过日子，因而被历史学家忽视。第二类人是由一群在犯罪意识支配下的具有颠覆性的社会边缘人组成。他们因酗酒和贫困而堕落，成了小偷、乞丐、一文不名者和没本事的失业工人，他们组成了起义军中一个危险的群体。他们是国家切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因害怕惩罚，这类人中的大多数在平时都是老老实实的，不过旦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他们罪恶的本性便暴露无遗让每一次革命变得血腥无比的大屠杀就是由这群阴森恐怖的乌合之众所为。这类群氓军人，在其头目的带领下，不断冲击主要的革命议会这群捣乱的军人没有别的想法，只想着屠杀、抢劫、纵火。他们完全不把革命原则和理论当回事。通过精神传染，并受到运动的吸引，一群游手好闲且无所事事的人又加入到这群来自人民最底层的群氓中。听到别人高呼口号，他们也跟着呼喊口号，看到别人起来革命，他们也跟着革命，但他们却连喊口号、同革命的最基本的目的也一无所知。这是受氛围感染的随...
• 陈茉不能说话

  2020-04-02
  一个没有力量的思想，只有依仗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才有所作为，为了打动人民，资产阶级理论思想变成了一种清晰的新信仰，它带有明显的功利因素。这种转变是迅疾的，当人民听到眼前被视作政府的那些人对它保证说人民翻身做主人后，自视为受害者的人民大众便开始洗劫、纵火、屠杀、并自以为在替天行道。革命定律的巨大力量在于释放出被传统、法律、环境长久压抑的原始野蛮的本能。于是，所有的社会约束日渐坍塌。民众体味到了拥有无限权力以及追捕、洗劫前主人的快感。成了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民众，还会有什么不敢干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是信仰的真实体现，也是大革命之初的向往，但很快它就成了掩饰大众真实动机的冠冕堂皇的词，如贪梦、嫉妒以及仇视高高在上者等，这些动机是任何约束都无法抑制的。这也解释了为何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法国就落入无序、暴力和无政府的状态之中。自大革命从资产阶级蔓延到人民大众阶层之时起，大革命便不再是理性支配本能，而是相反，成了本能竭力去支配理性。本能对理性的胜利有着合法的借口，但这是一种可怕的返祖现象社会的一切努力——依靠传统、习俗以及法制对遗传下来的人的动物本能和原始兽性进行抑制一是实现社会延续不可或缺的。对这些本能的抑制是可以实现的一一一个民族对其本能的抑制越强，文明程度就越高，但却无法摧毁本能。诸多因素皆可轻易将其激活。因此，放纵民众的激情是很危险的如滔滔洪水，一旦越过河床，如不进行大肆蹂躏，它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里瓦罗尔（ Rivarol）①在大革命之初便说过：“这不是对群氓进行启蒙的世纪，这场撼动一个民族之根基的大革命是一场不幸。”
• 陈茉不能说话

  2020-04-02
  构成民族灵魂的一系列东西，只有在具备一定的稳定性的情况下才是稳固的，但是这种稳定性不应当过分，否则就没有韧性可言了没有了稳定性，祖先的灵魂就没有了任何依托；而没有了韧性，灵魂也就无法适应由于文明的进步而导致的环境的变迁。民族灵魂若有过度的韧性，便会导致人民进行无休止的革命。而过度的稳定性则会导致没落。因为长期的过于稳定，人类会变得无法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人类这样的生灵就会消失。鲜有民族能够在这两个相反的特征初性和稳定性一之间达到一个恰好的平衡状态。古代的罗马人和现代的英国人可以说是在这个方面做得最好的两个民族。灵魂过于稳定的民族，其革命往往是最暴力的。他们不懂得慢慢演化并适应环境变化的道理，当发现这种适应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因而不得不强行适应。
• 陈茉不能说话

  2020-04-01
  如果只知道法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动荡不安，就会认为法国是处一个极度的无政府状态下。但法国的经济、工业和政治领域却与之反，表现出一种连续性，似乎和所有的纷争以及体制无关。在历史所关注的重大事件以外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书本都不屑去谈论它们。它们都是被迫在眉睫的大事所左右着。但它们的集合体构成了一个民族其生活真正的骨架。不过，对重大事件的研究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名称频繁变化的法国政府，而对日常小事的研究则与之相反，它证实了法国政府实质上几乎没有变化。一个民族真正的引领者是什么？从大的方面来说，可能是国王和大臣，但从每日生活中的小事来看，则没他们什么事。一个国家真正的引领力量，是非人为因素构成的行政机构，它们不受体制更替的影响。它们是传统的守护人，虽不显山、不露水但却连绵不绝，构成了种隐匿的权力，其他的一切都得向它低头。这种权力的作用正如本书要分析的那样：形成一个隐匿的国家，要比形式上的国家更为强大法国就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并逐渐过渡到由一些官僚和职员管理国家的阶段。研究革命史越多，人们就会越发感觉到，革命更替的只是表面。进行革命很容易，但改造一个民族的灵魂却非常难。
• 陈茉不能说话

  2020-04-01
  土耳其的经历和中国类似，可以作为佐证来证实上述断言。几年前，一些在欧洲的学校里接受教育并满怀憧憬的年轻人，在几名军官的帮助下，成功地推翻了一位残暴的让人无法容忍的苏丹①。在接受了我们强大的拉丁信仰对制度的神奇力量的信仰一一之后，他们想要在一个被宗教仇恨弄得四分五裂的、种族众多的、半开化的国家里，建立起代议制政府。这种尝试前景很不乐观。改革的倡导者应当注意到，尽管他们十分宽容，但他们还是不得不用一些与被推翻的体制相近似的方法来管理国家。他们无法废止不经法定审判程序的死刑，无法制止对基督教教徒大规模的屠杀，也无法根除任何弊端指责他们当然有失公允。事实上，他们无法改变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和狂热宗教信仰的民族，在这里，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穆斯林按照自己的法典来治理他们信仰的圣地是合情合理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非常难以撼动，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有点像是立宪体制的君主专制形成了，它和旧体制没什么大的差别。类似的尝试形成了这样一个范例：在改造民众的灵魂前为其选择体制是徒劳的。
• 陈茉不能说话

  2020-04-01
  政府几乎总是在与革命做斗争，而不是闹革命。体现着时代需求和民意的政府，它们总是在追随改革者而不是引领改革者。某些政府想开展一些激进的改革，但这些改革有时会导致革命的发生。改革的成功和失败取决于民族意识的稳定与否。当一个民族是由半开化的部落组成的时候，没有固定的信仰，也没有强大的传统，也即没有现成的民族意识，政府对这样的民族强加些新的制度往往会取得成功。这就是俄国在皮埃尔大帝时代（ Pierrele Grand）的情形。为人所知的还有俄国是如何利用自身半亚洲、半欧洲的俄罗斯人的力量进行欧化的。……只有一个极为强势的、一个极具天赋的独裁君主方能成功地或部分成功地完成下列任务：改革要顾及全体人民。此处与一般意义上的革命不同之处在于：专制君主是革命的，而百姓是保守的。通过仔观察，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民通常都是非常保守的。失败不过就是这些改革企图的代名词。无论这些革命是从社会高层还是从底层发起的，它们都不会改变一个长期保持稳定的民族的灵魂。它们仅能触及已被岁月侵蚀的随时会崩塌的东西。对一个政府而言绝难做到的事情就是：突然改变一个国家的制度对此，实际上是中国做了最有趣的尝试。中国政府原本想强行推动改革，在中国进行改良，但改革却引发了不满，不满导致了革命，革命进而推翻了封建王朝。禁烟、禁赌、改建军队、兴办学校导致税赋增加，这一点和改革本身一起，成为舆论责难的目标。几位到欧洲留过学的中国学者，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煽动人民起来抗争并宣布成立共和。但对于这个制度，中国人却毫无概念。这个共和必然不得长久，因为推动共和的不是一个进步的而是反动的运动。对于接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共和”就等于“摆脱长期以来一切限制、法律、规则的桎梏”。他们剪辫子、戴鸭舌帽、自共和党人，认为由此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了。这与ー...
• 陈茉不能说话

  2020-03-31
  如果仅从宗教改革运动这一段灰暗的历史来看待宗教革命，就会认为宗教革命都是灾难。但宗教革命并非都是如此，其中也有极大促进文明进步的宗教革命宗教革命赋予一个民族一个道德体系，往往会极大促进其物质力量的发展。穆罕默德建立起的新信仰，将那些弱小的阿拉伯部落改造成为了令人生畏的民族。新的宗教信仰不仅使得一个民族的精神得到统一，它还可以显著改变一个几乎不可改变的事情：一个民族的情感。这是任何哲学、任何法典都无法做到的。人们可以从历史上发生的宗教革命中最伟大的革命——推翻了异教，用一位来自加利利（ Galilee））平原的神取而代之——观察到这一点。新理想要求人们放弃全部的尘世之乐，以寻求天堂中水恒的极乐。这样的一种理想很容易被级隶、穷人、不幸的人所接受，因为他们此生已经没有了幸福可言，于是人们给他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来来，以替代眼前毫无希望的生活。清戒的生活容易被穷人所接受，但富人也可以接受。这点展现了新信仰的力量。两千多年来，基督教革命不仅改变了德行，也给文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种信仰成功了，文明的所有因素自然就要立即适应这种信仰，文明很快也就被改变。作家、文人、艺术家、哲学家，只是用自己的作品来表现新信仰的思想而已旦某种宗教或政治信仰取得成功，理性便对它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但信仰总是念念不忘去阐释理性、证实理性并强加理性。在摩洛克神（ Moloch）时期，可能会有诸多的布道者、神学家在论证以人条祀的作用，这与人们赞誉宗教裁判所、美化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系及大恐怖时期的屠杀如出一撤。不要过于指望持有坚定信仰的人能够有多宽容。只有古代社会里那些多神论者才拥有宽容心。现代社会里讲究宽容的国家是认可多神论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在这些国家里有着不计其数的宗教派别。同一个名称的诸多教派，其信奉的神也是五花八门。繁多的信仰，成就了宽容，成...
• 陈茉不能说话

  2020-03-26
  除非到处充斥着不满甚至愤怒，否则不满并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怂思人们去抢劫、破坏和杀戮很容易，但要煽动整个民族，或至少这个民族中的一大部分人，领头人的示范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领导者对不满者夸大其词，让不满者相信当前的政府是一切苦难尤其是饥馑的唯一原因；领导者还许诺说，所追求的新制度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幸福的时代。通过启发和传染，这些思想得以萌发、传播，随后革命的时机便到来了。
• 陈茉不能说话

  2020-03-26
  政治的或宗教的信仰，它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并遵循同样的规律它们的形成往往和非理性有关，而不是理性。佛教、伊斯兰教、宗教改革运动、雅各宾主义、社会主义等，都是一些特点鲜明的思想形式。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情感和神秘主义基础，并遵循着与理性逻辑不相干的逻辑。政治革命可能源自植根于灵魂中的信仰，但政治革命的形成也有诸多其他因素掺杂其中。“不满”一词是对这些因素的一个概括。当这种不满蔓延开来时，一个政党便形成了，且常常变得强大到足以对抗政府的程度。不满一般要经历长期的积累才可以产生效果，因此，一场革命并非总是表现为一个现象结束另一个现象随即开始，它是一种持续的现象，只是其演化速度较快。不过所有现代革命都是一些突发运动，导致政府瞬间垮台。例如，巴西、葡萄牙、土耳其、中国的革命等均是如此。
• 陈茉不能说话

  2020-03-26
  一 场革命的根源通常是理性的，但不要忘了，酝酿革命所需的理性，只有在转化为情感时才能够对大众起作用。人们带着理性逻辑抨击弊端，但为了煽动大众，仍需激起他们的欲念，此外，还得再添加上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因素，给人们的行动注入动力，才能达到目的。例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哲学家们便用手中的理性逻辑，揭示了旧体制的各种弊端，唤起了变革的欲望。神秘主义逻辑从有着一定的规则且组织完整的某个社团的习俗中诱生出了信仰。情感主义逻辑释放了被压抑百年的激情，导致人们歇斯底里地放纵情感。集体主义逻辑规定着团体以及国民公会，并促使其成员采取行动，而理性主义逻辑情感主义逻辑、神秘主义逻辑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 Animus

  2012-02-02
  在宗教革命中，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向其信徒们揭示他们受到了欺骗，因为他们非得进入天堂才能验证；而在政治革命中，一种虚假教条的错误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经验迫使人们不得不抛弃它。
• 远古翅膀☯

  2012-10-18
  卡特琳甚至没有想过，个人之见的宽容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是可能的，而集体之间的宽容根本就不可能。
• 特丽丝苔莎

  2020-12-22
  发动一场革命容易，但要改造一个民族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
• 远古翅膀☯

  2012-10-18
  迄今为止，科学还没有发现这样的魔戒，借助它的力量能够不通过纪律来挽救一个社会。当纪律已经内化为一种遗传因素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强力加以规则；但是，当原始的本能尽情宣泄，冲破由祖先费经年累月之功建成的种种屏障时，就只有靠一种严厉的专制才能重建秩序了。作为上述断言的一个印证，我们可以举例最近在土耳其发生的一个与中国极为相似的实验为例。几年前，几个在欧洲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满怀爱国热忱，在一群军官的帮助下成功地推翻了苏丹的政权，尽管这一政权的专制程度是尚可忍受的。当时的土耳其还是个半文明半野蛮的国家，宗教仇恨和民族矛盾使这个国家四分五裂。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革命者们对规则的神奇力量像我们拉丁人一样虔诚，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建立起代议制政体来。这一努力至今仍未取得任何重大成果，改革的发起者们不得不认识到，尽管自己信奉自由主义，但他们的统治方法却与苏丹政府所使用的方法并无二致。他们既不能阻止草率的处决，也不能阻止对基督教徒的大规模屠杀，他们甚至无法废除某种陋习。因此而责备他们显然是不公正的，事实上，要想改变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而深厚传统的民族，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的宗教热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伊斯兰教徒虽然只占少数，却可以根据他们的法典合法地统治其信仰的圣地；在这个国家里，民法与宗教法还没彻底分离，对古兰经的信仰还是其民族思维得以维系的唯一纽带，要阻止伊斯兰教成为它的国教，谈何容易？要想打破这种状态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必然会看到这样一种状态，专制体制打着立宪的旗号掩人耳目地再次登台亮相——也就是旧制度将卷土重来。诸如此类的尝试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民族除非首先改造它的精神，否则就无法选择自己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