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

• Sariel

  2022-04-23
  职业生涯早期的痛苦经历告诉我，要想熬过至少为期5年、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的政治或经济周期，就必须遵循若干丛林法则：不要浪费有限的资源，去追逐每天或每季度的数字；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不是持固有的观念阻碍应有的理性和审慎；关注大趋势，在转折点来临时做出明智选择；在所有人追随潮流之时，努力建立合理的甄别体系。这就是我在过去25年的主要工作一构建一套能够识别经济形势变化的规则体系。更重要的是，这种适用于自然界和华尔街的生存法则，同样适用于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生存。
• Chandler

  2022-03-21
  在其他进入后危机时代的国家，当选民对收入不均严重不满或是对外来威胁感到忧虑时，他们最想得到的可能不是改革，而是补偿。在当下的很多国家，这已经成为民众的主流情绪，也包括美国。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始终笼罩在平民主义氛围中，这在几十年以来前所未有。而这股思潮的领袖人物既有左翼派别的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也有代表右翼势力、号召对富豪阶层开展政治革命的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平民主义的纲领不利于经济发展，尤其是当它促使主要候选人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时，只会导致经济运行偏离正轨。特朗普在移民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让很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感到不满。在他们看来，这会伤害美国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幸运的是，就像政治周期标准所阐述的那样，激进的平民主义者还不至于给成熟的民主国家带来严重威胁。即便是在新兴市场国家，他们也不会成为主流，部分原因在于，政治体系本身就隐含着足够的制约和均衡机制来抑制激进政策造成的不安定因素。
• Chandler

  2022-03-21
  虽然任何单一标准都不能肯定一国的经济前景，但有一个标准可以否定一国的未来。这个标准就是“债务之吻”。加速增长的负债表明这个国家的未来并不光明，具体来说，当一国债务在5年内的增长速度比同期GDP增速高出40%以上时，严重的经济衰退几乎已不可避免。但是目前拉响这个警报的国家并不多。因此，一种在看待问题上严谨、全面和与时俱进的视角，比任何单一标准都更有效。
• Chandler

  2022-03-21
  关于哪些国家在崛起，哪些国家在衰退，主流媒体的预测通常不准确，因为它们通常是在用历史趋势推断未来走向。因此，一国的增长持续时间越长，就越会让媒体青睐有加。爱的理由虽然极富感染力，但往往流于片面。要克制这种盲目并带有误导性的浪漫情怀，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多角度出发，参照各类标准，对媒体吹捧炒作的目标做出理性判断。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牢记一个准则：高速增长的时间越长，它持续下去的概率就越小。最让你一见钟情的国家，基本不可能在未来5~10年里成为经济前景最美妙的国家。与此同时，让你咬牙切齿的国家，通常是出于某种原因而成为众矢之的，比如，频繁爆发的政治动乱或是金融危机。在外界看来，这些不安定因素让它们的经济显得脆弱，即使要修复也需要时间。于是，这些危机四伏的国家逐渐从媒体视野中消失，成为被遗忘的群体。这给了它们养精蓄锐的机会，在下一个成功故事中，它们也最有可能成为主角。对每个国家来说，最值得期待的炒作，就是不做任何炒作。
• Chandler

  2022-03-21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最早是由世界银行在2007年提出的，但在2013年9月，世界银行的新一批研究人员重新分析了这个概念，并提出了一系列疑问。他们说，研究表明这种陷阱的“存在性没有几乎任何依据”，对于能否按一国正处于追求欧美国家的哪个阶段来判断其是否处于中等收入这个问题，研究人员也提出了若干质疑。他们发现，一国经济会在很多收入水平上陷入停滞，而不只在划分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临界点上。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正常水平。仅仅因为其经济增速低于快速集聚所需要的速度，就把“陷阱”这个标签贴到这些国家的身上，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很多国家一直陷于贫困状态，比如孟加拉国、尼日尔、萨尔瓦多和莫桑比克等，其人均收入水平还不到美国的5%。
• Chandler

  2022-03-21
  所有这些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先兆，也因此成为预警未来危机最强的信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内私人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速。债务规模的增长也有可能是健康增长的信号，但前提是债务增速不能长期大幅度地超过经济增速。债务规模会在某个未知时点给经济带来巨大影响，但债务的增速更为重要，这也是经济转暖或变冷的标志性信号。债务危机的引爆点通常出现在私人领域，也就是说，私人领域往往是信贷泛滥的始作俑者。债务狂欢的心理不仅会诱发各种非理性的不良贷款，还会导致过度负债，这两者皆会阻碍经济增长，并有可能诱发金融危机。而且它们留下的心理阴影，往往会在危机过后延续良久。一旦债务恐惧症消除之后，银行就会重启贷款闸门，而摆脱债务重压的经济，也将再次腾飞。
• Chandler

  2022-03-21
  此外，要准确判断货币危机的起点和终点，务必以本地人为准。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或转向复苏时，本地人必定最先感知到。即便是声名显赫的跨国机构，在大多数情况也只能追随本地人的脚步。当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由赤字变成盈余，并从国外吸引到足够的资金支付进口费用或偿还外债时，就意味着一国经济即将出现转折。通常，这个过程需要非常便宜的货币。当然，货币的大幅贬值绝非好兆头，尤其是当这个国家不仅面临巨额外债，还缺少强大的出口制造业时，廉价货币几乎不会给它带来任何好处。因此，一国经济增长所需的最理想组合，是由市场决定的廉价货币，加上以低通胀预期为基础的稳定的经济环境。这个组合有利于提升本地企业增加投资的信心，鼓励银行以合理的利率发放贷款，让投资者看好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
• Chandler

  2022-03-21
  最理想的情况是让市场来决定货币价值，而且在评价一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竞争中是否有效时，由市场决定的货币价值也是最简单、最实时的指标。如果一种货币变得太贵，它可能会导致经常账户赤字大幅上涨，进而刺激货币外流。如果一个国家5年内的平均经常账户赤字达到GDP的5%，则极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但是在一个“去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增强的世界里，可控制的经常账户赤字限额已有所降低，可能会下调至3%。而且即使经常账户赤字低于GDP的3%，我们依然要清楚，流出的货币到底是用来建设工厂、采购设备，还是用来购买奢侈品。
• Chandler

  2022-03-21
  在新兴市场国家，要确定货币危机的开始与结束，最好跟随本地人。一个国家何时处于危机，何时复苏，通常是本地人最先知道，他们也是最早采取对策的人。所谓的国际玩家，大多只是在跟风而动。富国追逐新兴市场高成长和高回报的行为，将导致货币倾向从富国流向穷国。卢卡斯指出，在新兴市场国家，富有的本国人也有动机将资金转移到更富有的国家，而且只需更可信的机构和更安全的投资工具，如美国债券，他们即可实现这个目的。从有数据记载的1995年开始，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者就一直在输出资本。针对21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跨界资本流动数据显示，在每个年份，本地投资者都是本地股票市场的资金净流出者。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地人确实以本国投资为主要对象，但他们对本地股票的操作通常卖出多于买入。与此同时，外国人在新兴市场国家买入的股票通常多于卖出。因此，除2008年及大规模资本外逃的2015年之外，外国人每年都是净买入者。这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无论外国人还是本地人，都需要通过分散投资降低风险。因此，发达国家的投资者要拿出一部分资本，投资于新兴市场国家的高收益资产，而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者从追求安全性的角度出发，也会投资于发达国家。驱动投资者转移资金的动机，是出于对自我利益的维护，是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而不是出于爱国主义情怀，或是制裁其他国家。
• Chandler

  2022-03-19
  按照我的判断原则，首要需要关注的是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并了解政府干预的对象，进而判断政府开支到底是被用于生产性投资，还是被用于纯消费。此外，还要看政府是否在利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人为推高经济增长，抑制通胀，还有它对民营经济的态度是压制还是鼓励。最近几年，许多国家持续提高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引导银行为非生产性或低效企业提供贷款，维护大型国有公司的利益；它们为富人及中产阶级提供补贴性廉价汽油，以无法预测的方式推行不合理的规则，导致私人企业难以生存。当下，很多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不是在促进增长，而是在鼓励倒退。
• Chandler

  2022-03-19
  与制度体系相对立的，是以政治领袖与被庇护者相互勾结为基础的社会体系。2015年，希腊新上任的左派政府以偷税漏税为由逮捕一名知名企业家，试图打击政商一体化，即原执政党与知名家族企业，尤其是能源建筑企业之间的相互勾结。但希腊记者雅尼斯·巴雷奥罗格斯（Yannis Palaiologos）指出，政商勾结“并不仅限于几只肥猫”，它已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政治附庸者身上。站在这些政治保护伞下的有律师、制药商、卡车司机、国有银行和电力公司的员工，甚至还有政治党派的年轻党员。这种广义上的庇护主义（clientelism）始终是“希腊悲剧中最重要的一个情节”，因为希腊激进左派联盟对某些企业巨头实行突击搜查的做法，实际是在保护他们自己的被庇佑者。区别对待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想法必将“侵蚀希腊社会的信任基础”，并最终破坏经济增长。印度和南非等在内的许多“政治庇护”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
• Chandler

  2022-03-19
  每一个对新兴市场国家有具象认识的人都会告诉你，只要政府理性投资，建立稳定而有可预见性的制度，就更有可能带来好结果。当评论家们谈论新兴市场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时，实际是在谈论如何从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出发，建立并执行合理的制度。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的产出是基础劳动要素的简单加总。这些劳动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因此，所谓“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就是制定有效的法律架构，对购置土地、建造厂房、通过借款为厂房建设提供资金及劳动力的雇用、解雇做出规定。
• Chandler

  2022-03-19
  如果一个国家倾向于将银行当做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那么国有企业也难逃这种命运。政府对付高通胀，一种通常的策略就是利用国有石油、天然气或电力公司来打压物价，但结果往往徒劳。相反，这只会减少针对这些定价不当部门的新增投资，并随着时间推移，加剧供给短缺，助长浪费型消费。在巴西，罗塞夫在执政时期就曾利用国有企业、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来应对通胀，而此举给巴西经济几乎带来致命一击，新近爆发的恶性通胀令人不寒而栗。2010~2014年，尽管经济增长几近停滞，但巴西的通货膨胀率依旧从4%缓慢上涨到7%左右。在全球油价本该大涨之时，巴西石油公司的管理层曾屡次要求提高汽油价格，但每次均被政府回绝。这极大地削弱了它的盈利能力，进一步加剧巴西的汽油消耗。
• Chandler

  2022-03-18
  职业生涯早期的痛苦经历告诉我，要想熬过至少为期5年、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的政治或经济周期，就必须遵循若干丛林法则：不要浪费有限的资源，去追逐每天或每季度的数字；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不是持固有的观念阻碍应有的理性和审慎；关注大趋势，在转折点来临时做出明智选择；在所有人追随潮流之时，努力建立合理的甄别体系。这就是我在过去25年的主要工作——构建一套能够识别经济形势变化的规则体系。
• 不注销

  2020-03-08
  政治生活的自然周期：危机常常会迫使一个国家实行改革，而改革大多会带来增长和繁荣，但是繁荣容易滋生领导者的自负，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危机。
• Chandler

  2022-03-19
  我们可以做出假设，不管多么优秀的执政者，迟早都会丧失改革的动力。他们执政的时间越长，改革动力就越弱。改革动力的衰退速度，则部分取决于国民经济的状况。2003年中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成为阿根廷总统，对于刚刚经历过4年断崖式经济衰退的阿根廷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摆脱困境，实现复苏。作为一名坚定的平民主义者，基什内尔力排众议，留任大力推行改革的罗伯托·拉瓦格纳（Roberto Lavagna）担任财政部部长。在阿根廷勒紧腰带熬过这场大萧条的艰难时期，拉瓦格纳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2005年阿根廷经济复苏，基什内尔解雇了拉瓦格纳，其政策导向也开始倾向于左翼势力。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时刻，正如普京在2011年撤销库德林的职务一样。总统开始解雇改革派，往往是最值得警惕之时。
• Chandler

  2022-03-19
  政治领导人的偶然成功和频繁失误，才是国家实现繁荣或衰败的关键，政治周期为我们识别哪些国家将进入快速增长期，或是哪些国家将跌出增长轨道提供了一些参考。
• Chandler

  2022-03-19
  在最艰难的时期，领导者会归罪于外国势力或是其他不可控因素；在繁荣时期，他们马上会跳出来争夺名誉。即便经济收益部分源于全球性因素，比如1998年后全球油价上涨给俄罗斯等石油国家带来的增长，政治领袖们也会将这种强势增长看做自身的功劳。他和自己的阁僚们会认为，只要有他们天才式的领导，国家就会与成功为伴。
• Chandler

  2022-03-19
  当一个国家长期受制于僵化的领导者时，就不可能出现改革，因为这些领导者习惯于慷政府之慨，作为对盟友的奖励和对民众的恩赐。繁荣时期会让改革家自以为是，使其权力欲望不断膨胀。因此，僵化的领导者长期把持权力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他们或许就是导致国家走向衰落的引领员。事实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从土耳其到巴西，还有遍及阿拉伯国家的大规模政治抗议运动，基本上都是针对僵化守旧的领导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