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大瘟疫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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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球球ss2020-10-12随后的1934年,在鸡胚胎中培养流感病毒的方法获得成功,从此研究人员不再需要在疾病暴发时从患者身上取样,也不会因疾病流行期过后没有病人而被迫放弃实验。这项技术使得实验室能够不间断地增殖病毒,并可确保是在同一病毒株上开展实验,这在1918年是无法做到的。同时,通过这项技术,科学家们还能够降低病毒的毒力,并制造出疫苗,以抵御当季的各种流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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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球球ss2020-10-12科学史家还提出了第四个类型——“未知的已知”,即实验者们认为他们已经知晓了关于某个科学事物的一切,却不知道自己忽视掉了某些重要方面(这种知识有时也被称作“令人不安的知识”)。肺鼠疫、鹦鹉热、埃博拉和寨卡都属于此类。相比之下,军团病、SARS、HIV则属于“未知的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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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球球ss2020-10-12拉姆斯菲尔德引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这一概念来自知识哲学和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论。的确,许多科学研究都是基于探查“已知的未知”。科学家们先提出假说,接着设计实验,检验初始假设(或普遍接受的观点)。一开始,研究者并不知道实验结果是否会支持初始假设。不过通常来说,研究者都认为检验结果不会超出他们预估的那些可能性结果。但偶尔也会出现结果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这就是一种“未知的未知”。科学史家常常使用这种观念,来描述自然事件(比如地震、气候变化、疾病大流行等)中的不确定性对现代社会产生的灾难性威胁,但关于这些事件的既有知识却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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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球球ss2020-10-12但是,也许医学史能够给出的最重要提示,还是流行病与战争之间的久远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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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球球ss2020-10-12本书讨论流行病时,也强调了如下一点:在不断变化的疾病流行与发生模式中,环境、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回顾迪博对病原生态学的见解,我认为大多数疾病的出现都可以追溯到生态平衡的破坏,或病原体惯常寄居的环境的改变。这一条尤其适用于动物源性疾病或人畜共染病毒,如埃博拉病毒,但也适用于共生菌,如链球菌(它是引起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主要原因)。目前认为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是一种果蝠。然而,人们尽管已在非洲本土的各种蝙蝠身上发现了埃博拉病毒抗体,却从未在任何一种蝙蝠身上发现活病毒。最可能的原因是,就像其他由于长期进化而关联在一起的宿主和病毒一样,蝙蝠的免疫系统会很快将埃博拉病毒从血液中清除,但在清除前,病毒就已传染给了另一只蝙蝠。结果,病毒在蝙蝠种群中不断循环,而不会导致病毒和蝙蝠中的任何一方灭亡。类似过程也发生在那些已进化到只感染人类的病原体上,例如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儿童时期第一次感染这类病毒通常只会导致轻微疾病,之后患者会康复并获得终身免疫。然而,这种免疫平衡状态时常会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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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球球ss2020-10-12病毒太小了,无法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识别。此外,当时用来分离流感患者鼻喉中常见细菌的是陶瓷过滤器,但病毒能直接穿过滤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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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球球ss2020-10-12美国大都市的日报之所以对疫情反应不同,可能不在于洛杉矶卫生官员的能力问题,而是更多地反映了东西海岸商业精英之间的竞争,以及对瘟疫是否会造成经济影响的商业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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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球球ss2020-10-12但不管是否为大众所熟悉,这些流行病都揭示了一点,那就是新病原体的出现可以多么迅速地推翻医学常识,以及在缺乏实验室知识、有效疫苗和治疗药物的情况下,流行病如何具有引起不安、恐慌和惊惧的非凡力量。……我们被反复告知,问题不在于世界末日是否会发生,而在于何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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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球球ss2020-10-12然而,仅仅识别出病原体并了解疾病病因还不足以控制流行病。尽管传染性病原体可能是患病的必要条件,但它并非充分条件。微生物以多种方式与我们的免疫系统相互作用,当感染同一种病原体时,有的人会病倒,有的人却毫发无损或只是轻微不适。事实上,许多细菌和病毒可在组织、细胞中蛰伏几十年,然后被一些外部事件重新激活。外部事件可能是合并感染了另一种微生物,或外在压力对人体系统突然打击,再或是衰老引起免疫功能衰弱。更重要的是,如果仅关注病原微生物,我们有可能错失大局。……我们可以说传染病几乎都有更广泛的环境诱因和社会诱因。只有充分考虑新病原体出现和传播的生态、免疫和行为因素,我们才可能比较充分和完整地了解这些微生物及其与疾病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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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球球ss2020-10-12在恐慌中,许多人会寄望于科学。诚然,科学的理性、中立和审慎是抵抗流言的利器,但我们必须谨慎地承认,科学亦有局限。正如书中所展现的:有时科学观察会出现失误,就像在没有认清流感病毒之前,我们一直将细菌视作流感的病原体。有时科学研究又不够迅速,正如当SARS疫情急需特效药和疫苗时,医学界却只能给出隔离建议和支持治疗。艾滋病的科学纷争历史更是向我们昭示,当科学家陷入名利、荣誉之争,经济利益、名誉诉求甚至国家荣耀混杂在一起时,疾病的本相就会陷入重重迷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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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球球ss2020-10-12此外,在每场瘟疫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恐慌、流言与不信任情绪总是如影随行。瘟疫来袭时,我们总是希望迅速获取准确、全面的信息,但是马克·霍尼斯鲍姆博士却用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种近乎不切实际的期盼。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中,纽约公共卫生官员们担心影响战事,刻意夸大流感对德军的影响,而对美军的疫情轻描淡写。20世纪初洛杉矶鼠疫暴发时,出于对城市形象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市政领导、商业和新闻业巨头压制疫情报道,宣称“绝不会刊登有损城市利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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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球球ss2020-10-12信道可以被管制,但焦虑与恐惧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它们时常为流言蜚语营造出滋生的温床。……另一方面,污名化与偏见常与流言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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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球球ss2020-10-12除了生物因素之外,社会、文化因素也加剧了传染病的蔓延。首先,全球化使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疫情流行时,我们已无法寄望于躲进某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一隅偏安。其次,文化习俗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疫情的传播,饮食、丧葬、节日习俗等都可能推波助澜。而这正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冲突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具现。在第八章的埃博拉防疫史中我们看到,简单粗暴地取缔习俗可能会适得其反,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时,我们需要谋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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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球球ss2020-10-12我们常把对抗传染病喻为一场战役,将病原体视作虎视眈眈的敌人。但比起“对抗”,也许“平衡与失衡”才是更为贴切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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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0-06-16也许正是无国界医生在几内亚遭遇到的这种敌意,使它第一个发出警告,提醒全世界,当地人对前来遏制病毒扩散的外国医疗队的不信任会引发危险。2014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疾控政策专家会议上,刚从科纳克里出任务归来的无国界医生的急救医师阿曼德·斯普雷彻(Armand Sprecher)发表讲话,告诫人们国际卫生界面临着“营销问题”:我们最好的应对办法是……找到一些好的宣传者,一些可以传达他们在诊疗所内部见闻的疾病幸存者,来告诉大家,我们确实是在真心为他们考虑,我们是在努力地拯救人民。但问题是,我们要先有患者,才能有幸存者。而为了招来患者,我们首先又需要幸存者。多么不幸,我们陷入了二十二条军规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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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0-06-121930年的大流行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进口鸟类只是替罪羊,罪魁祸首仍是加州鸟舍中饲养的本土雏鸟。一旦明白了这一点,鹦鹉和长尾鹦鹉就不再是恐惧和歇斯底里的来源,控制鹦鹉热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兽医学问题。但话说回来,如果不是阿根廷的鹦鹉引发了全球同步的瘟疫及相伴的新闻报道,也许没人会注意到特殊的肺炎死亡病例,诺卡尔的错误观点——鹦鹉热是某种沙门氏菌所致——也会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被纠正。在20世纪下半叶,由于一些鲜为人知或曾被忽视的病原体又开始引发新的瘟疫恐慌,此次事件的另一个教训变得越发珍贵。在自然状态下,鹦鹉和长尾鹦鹉对人类的威胁不大。诚然,在亚马孙雨林或澳大利亚丛林深处,可能偶有大范围的鸟类死亡,但用伯内特的话来说,鹦鹉热“本质上并不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相反,他认为鹦鹉热病毒的主要功能,是将对于其所占据的生态位来说过量或过密的野生鸟类种群调整到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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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0-06-08诚然,媒体在这些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一一毕竟没什么能比恐惧更抓眼球了一一但是,尽管有线新闻频道全天候的报道和社交媒体助长了传染病暴发引起的不安、恐慌和污名化,记者和博主在很大程度上却只是媒介。我认为,通过提醒我们注意新的传染源,并将特定行为定义为“有风险的”,医学科学一一特别是流行病学才是这些不合理的、往往带有偏见的判断的最终源头。毋庸置疑,对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的更深入的了解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流行病的能力,医学技术进步也无疑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健康和福祉,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前述这些知识在不断地滋生新的恐惧和焦虑。本书中讨论的每一种流行病都描绘了这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书中还描绘了在每一个流行病例子中,疫情的暴发如何动摇了人们对占主导地位的医学范式和科学范式的信心,强调了以牺牲对疾病透因更广泛的生态学探求为代价,过度依赖特定技术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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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0-06-15今天,我们身处在一个拥有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时代,当艾滋病不再意味着必死无疑后,人们很容易忘记疾病大流行早期时出现的恐慌、歇斯底里和污名化。…… 事实上,HIV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病毒——逆转录病毒。由于感染后潜伏期长、起病慢,因此又被归入慢病毒(lentivirus,来自拉丁语中“慢”一词)。当某个人第一次感染HIV时,免疫系统会产生抗体抵御病毒。这种急性感染过程可能持续两周到三个月。在此期间,患者血液中的病毒水平非常高,极具传染性。患者还可能会表现出类似流感的症状,如发热、皮疹、肌肉酸痛和关节疼痛,但这些症状通常很轻微,患者或许还没察觉到就消失了。在血清阳转后,患者通常几年内都不再有HIV感染的外在症状表现。相反,病毒潜藏了起来,暗中寄生于CD4细胞中,并侵染淋巴系统。在感染的无症状期,HIV利用CD4细胞的生理机制进行增殖,进而散布到全身。在每一个阶段,CD4细胞都不断被激活,然后死亡。这种“激活-死亡”的过程一直持续,直到身体失去代偿能力,无法再生成足够多的CD4细胞。这个过程大约需要10年,也可长可短。最终,由于缺乏足够的CD4细胞供应,免疫系统将无法再激活B细胞产生抗体,也无法命令CD8细胞杀死被感染的细胞。到这一节点,患者开始容易出现机会性感染,表现出明显的症状。但在此之前,HIV都是沉寂的,它隐藏在CD4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内。 如果要衡量一个人的免疫状态以及免疫系统应对病毒的能力,CD4细胞计数是最重要的实验室指标。虽然病毒载量也可显示血液中的病毒数量,并提示病情进展和传播的风险,但如果没有测量迈克尔的CD4细胞,戈特利布就不会知道他的免疫系统受损,进而猜测他可能患了某种新疾病。回过头来看,在艾滋病现身洛杉矶和其他美国城市时,CD4细胞计数技术恰好应时而生,这不可谓不幸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其他医院的免疫学部门可以使用这项技术,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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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0-06-13但研究发现,当把取自大楼空调冷凝系统中术经过滤的水制成气溶胶,并将实验豚鼠暴露于其中后,豚鼠出现背性肺炎,这说明水中存在细菌大小的传染性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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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0-06-12反常是科学中的常态。没有哪两个实验是完全相同的,但通过改进方法,共享工具和技术,科学家们能够大体重现彼此的观察和发现,从而达成共识,认同对世界的这种或那种解释。这就是知识产生的方式,也是一种特定范式被接纳的方式。不过,在科学中没有绝对的确定性。范式不断被新的观察改进,如果发现了足够多的反常,对原范式的笃信就可能会被打破,一个新的范式可能会取而代之。实际上,最优秀的科学家都乐于接受反常和不确定性,因为科学就是这样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