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而不绝望

最新书摘:
  • waier
    2020-11-05
    诺姆·乔姆斯基:选举人团原本是由在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拥有一定社会特权的精英群体中精心挑选的成员组成的。他们本无必要完全迎合公众的舆论,在这一制度的缔造者心目中,所谓公众舆论并不值得重视。这种说法还是比较温和的。
  • waier
    2020-11-05
    问: 2014年9月,黑马克特出版社( Haymarket Books)将您从1969年到2013年间所写的论文集合成册,出版了《人类的主人》( Masters of Mankind)这本书。在这段漫长的时间内,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想提给您的问题是:您对世界的看法有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如果有变化,是什么样的事件对您的政治观点产生关键性的影响?答: 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我对过去的了解的不断深入,随着正在不断发生的一切给我提供了更多关键信息,我对世界的理解当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真的无法明确指明究竟是哪一些关键的事件或者人物影响了我。我的思想有一个不断积累变化的过程,我接收到更多新信息,在对我过去不太能真正理解的事情有了重新认知之后,也在不断地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但是,我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观点:我们生存着的这个世界上,等级森严、随心所欲的权力始终是政治问题的核心,也是各种罪恶的渊薮。
  • waier
    2020-11-04
    问:修辞学在政治运动被广泛应用,也在政治情境下被濫用。关于政治修辞学,您是否有您自已的理论?答:关于修辞学,我并没有什么理论可言,但是我总是试图让自己牢记一个原则,那就是每个人都不应该试图以说服对方为目标,相反,每个人应该做的是尽可能地划出自己最擅长的领和思考的界线,这样可以让其他人利用他们自己掌握的知识力量来自我判断他们应该如何思考以及究竟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一直都在作这样的努力,尤其是在我撰写政治评论时,总希望能够事先将我的立场尽可能清楚地呈现出来,从而让读者能够相应地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所谓中立的客观性这样的观点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误导受众,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在故意欺骗他人。在面临错综复杂而且很容易引发争论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对整个人类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时,我们不得不秉持一个相对确定的观点。如果你还愿意去努力找到一把可以用来打磨的斧头,那么你就应该在一开始就把那把斧头很明确地亮出来,这样一来我们的对话对象才能看清楚我们面对历史事件所作的解释和选择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信息和事实基础。
  • waier
    2020-11-07
    问: 您曾经指出核武器和气候变化是我们人类在当今时代所面临的两大威胁。娜奥米・克莱因( Naomi Klein)等人认为,气候变化是资本主义直接造成的后果,而英国哲学家约輸・格雷( John Gray)则认为气候变化与人类整体和社会进步相关。您的看法是什么?答: 地质学家通常使用纪元来划分我们人类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的漫长进化史。更新世延续了几百万年,紧随其后的便是以一万年前农业革命的肇始为起点的全新世,而最近我们所生活的年代则属于人类世,这是和工业化进程相呼应的一个时代。我们所称的“资本主义”——在实际运作中,其实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变形——在交易过程中更倾向于市场原则,而忽视那些非市场因素,即被称为外部效应的成本和代价,就好比比尔和哈利达成交易时给汤姆带来的成本和代价。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像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一样,在这种体系中,“市场失败”的代价往往需要税人来承担。还有另外一种外部效应,那是对环境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恢复整个系统,即便有纳税人也无济于事、无力回。这根本不能被轻描淡写地视为只是“人类整体和社会进步”的问题,而恰恰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形式,当然不完全局限于资本主义这种形式;推行专制统治的俄罗斯的国家主义(这里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要糕得多。在现存的系统框架内,我事实上也有不少重要行动可以采取(碳排放税、替代性能源、自然源保护等),把这些措施进行到底,发挥到极致。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重建整个社会和文化,更好地满足人类需求,而不能唯权是图、唯利是图。
  • waier
    2020-11-05
    问: 您曾经说过真正惹得您心烦意乱的恰恰是那些精英知识分子群体。这是因为您把政治和道德关联起来吗?答: 精英知识分子,根据定义,应该拥有很多特权。这些特权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同时也意味着承担更多的责任。有特权的这些精英知识分子有更好的条件来获取信息,采取行动影响政策制定。精英知识分子的责任应该与其所享有的特权同时评估,加以明确。我确实认为人们都应该承担起最基本的道德责任,这样一个立场应该无须我多加辩护。身处一个相对而言更自由、更开放的社会中,我们显然应该比那些可能为自己的诚实和正直付出某种代价的人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如果苏维埃时期的人民委员心甘情愿地自己屈服于国家权力,他们至少还可以用恐惧作为借口来让自己内心的愧疚减少一点。而在更自由、更开放的社会中,那些苏维埃人民委员的同伴们除了儒弱恐怕找不到别的借口了...
  • emma
    2020-07-03
    关于修辞学,我并没有什么理论可言,但是我总是试图让自己牢记一个原则,那就是每个人都不应该试图以说服对方为目标;相反,每个人应该做的是尽可能地划出他们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和思考的界线,这样可以让其他人利用他们自己掌握的知识力量来自我判断他们应该如何思考以及究竟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一直都在作这样的努力,尤其是在我撰写政治评论时,总希望能够事先将我的立场尽可能清楚地呈现出来,从而让读者能够相应地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所谓中立的客观性这样的观点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误导受众,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在故意欺骗他人。
  • AOI
    2020-06-22
    诺姆·乔姆斯基:你需要考虑如下情形:每一次发生危机,都是靠我们这些纳税人来拯救那些银行和金融机构。如果你所推行的是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那么怎么可能发生这种情形呢?那些在投资时完全不顾风险,最终血本无归的资本家一定会被清理出场的。但很显然豪富阶层和权势群体是不希望看到国家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他们真正希望的是一个掌控权完全落在他们手上的保姆式国家,一旦自身面临各种问题的时候就可以迫使纳税人来无偿地拯救他们。对此,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大而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