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海上中国史
最新书摘：
-
百器徒然2021-07-30张弘范为人具有侠义之气，在战争中宽宏大量地对待对手，受到对方尊重。但是，他忠于元朝，因此后世很多评论家认为他背叛了汉人。1479年，崖山海战两百年后，明朝哲学家陈献章（世称陈白沙）出资建造祠庙，纪念在崖山海战中牺牲的宋朝官员和军民。陈献章的一位友人曾作诗曰：“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尽管这首诗在明代代表了一种爱国情怀，但从民族学的角度，还是要为张弘范作一个公道的评价。张弘范是北方汉人，他和对手张世杰的出生地相距不远。实际上，参加崖山海战的元军中只有几千名蒙古人，其他大部分都是汉人。强调这些事实只是为了说明，元军的水师复制了宋朝的水师体制，利用了俘获的宋军战船和水兵，借鉴了宋朝的海上经验和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的还是汉人1218年张荣为成吉思汗造船，刘整在围攻襄阳时（1268—1273）扩充了水军，张荣实、张禧、董文炳和王世强在元军水师中担任不同的官职，宋朝将领范文虎、陈懿和高兴等背宋投元，最后张弘范在崖山海战中让元军水师的发展达到了制高点。没有汉人的帮助，蒙古人要打造一支水师并征服南方，简直寸步难行。回顾元军水师发展脉络，其本质上和宋朝水师是一样的。
-
百器徒然2021-07-30从宋朝的自由贸易转变到明朝的朝贡贸易，元朝是中间的过渡期。这一时期，商户大量涌现。纵观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宋朝时商品经济繁盛，打下了基础；元朝“重商抑农”扶持商人，作为提高岁入的最佳途径，使得这一时期商户大量涌现。元朝统治者的政策是通过贡品、贸易、兑换纸钞从藩属国吸纳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在实施这一策略时，元廷得到有钱有势、深受皇恩的商人阶层的支持和帮助。商人们也协助朝廷建造、装备船舶，经营海外贸易和其他朝廷产业，充当细作、使者让海外国家纳入元朝统治以扩张海上势力。结果，蒙古人企图将帝国版图扩张到东南亚时，遭遇败绩。很快，元朝的外交岌岌可危。元军征讨失利的原因在于不了解南方海外诸国的政治形势，也不清楚当地首领的意图。满者伯夷的王储罗登必阇耶得到元军的鼎力相助，却在达到目的后倒戈；元朝以为占城王因陀罗跋摩对自己态度友好，却不料对方伏击元使，对抗元军。除了缺乏对这些国家的认识以外，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人力和船舶的紧缺。远征南方的士兵和战船都是朝廷从远征日本的军队中抽调出来的，并非最强的兵力。1285年从湖广调集的28，700名远征安南的士兵中，有17，800人不具备战斗力。1284年远征占城时，一整支舰队发动兵变，逃得无影无踪。最严重的问题还是运往前线的粮草供给不能跟上，造成元军两次击溃敌军，攻下东京的红河三角洲后被迫撤兵。这些都是造成元廷在南海势力扩张失败的因素。
-
百器徒然2021-07-30郑和返程后，继续担任守备太监，两年后，即62岁时，郑和去世。郑和去世后，明朝水师的远洋航行中止。然而，30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及其他明朝官员多次出海活动，展示了中国水师的实力，势力所及，几乎覆盖了整个亚洲海域。从日本海到非洲东海岸都留下了中国战船的踪迹。《明史》中曾记载有42个国家的使臣携带礼物—中国人称之为贡品—上京。尽管现代学者通常用“和平”“友好”等词描述郑和的远行，但有一些行为难以称之为“和平”“友好”：郑和俘虏锡兰国王和苏木都剌北部花面的首领回到京城，明廷又另立他人为王。中国人还几乎在满剌加成立王国，将此作为水师在中国南海和印度洋活动的中转站。旧港当时是由华人统治，明廷还曾委任旅菲侨领为吕宋国总督。东南亚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满者伯夷和暹罗，在郑和下西洋后，再也不敢挑战中国在南海的权威。东印度群岛和印度南部的各国国王受到明朝皇帝敕封，有四位国王甚至亲自进京上贡。高丽国、流求岛的中山国、日本都曾向中国称臣，日本、满剌加、浡泥和柯枝的主要山脉都有中文名，寓意它们就像中国领土的山脉一样。安南也一度被明朝平定，并入明朝领土。明朝舰队不仅在东海和南海巡防，反击倭寇的劫掠，还保护马来群岛和南印度的海道，以防海寇侵扰。据《明史》记载，明朝的舰队曾在旧港歼灭陈祖义的势力、俘虏锡兰山国王，以示惩罚这些首领在海上劫掠的行为。满者伯夷和暹罗都受到明朝警告，不得在附近海域干扰往来商人和使者。永乐帝自认有责任护卫东方和平，派遣水师调解外国争端。1403年，水师首次担负这一职责。当时，占城王耶僧伽跋摩五世向明朝求助，称王城被安南篡夺皇位的胡季犛军队攻陷。明成祖出兵相助。安南舰队一见到九艘明军舰队，便不战而退。中国在海上的势力在此时发展到了巅峰。中国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水师，在短短的三十载，势力所及，东至日本，西到锡兰山，政治地位居于亚洲海上诸国之首。纵观中国悠长的历史，只有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