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史

• Jacky

  2021-06-13
  学生们5月18日的决定，在“五四”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这个决定以前，他们反政府的活动曾产生过一些鼓动作用。虽然联合抵制运动刚刚开始，学生罢课随处发生，但是如果没有全体大罢课他们的活动就显得不够普遍和强烈，难以引起一般不识字公众的注意。全体学生罢课的决定意义，是向政府的压制提出全盘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学生们的着重点，由大批学生团体的集会，转移到小型的、但更有影响的普通民众的街头集会，由多彩的游行示威转移到实际的抵制日货和提倡本国工业，而后一变化当然对一些新兴工商业者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新兴商人和工业家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遭到日货在中国市场倾销的威胁。学生们抵制目货的決定当然不是孤立的。上文提起过，北京商会在5月6日的决议里也曾提倡过此项行动。学生们可能是用这一步骤来获得新兴商人和工业界的合作。事实上，学生们这样做，也确实争取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援助。学生全体罢课在5月19日开始，北京18所大专学校的学生拒绝上课。第二天，全市所有的中学也加入罢课。街头演讲团分散到城内各地抵抗警察的干涉，大量分发印刷的白话文传单、小册子和报纸。演讲者所提倡的主要是恢复青岛主权，拒绝承认基于“二十一条”和其他密约所签订的中日协定，抵制日货和购买国货。当时警察的干涉毫无效用，因为很多警察都同情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 椒盐拿鉄

  2020-05-04
  （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不久，曾提议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实在延安会议之前。）全国各地许多机构纷纷接纳了这项建议，国民政府也曾予以接受。但其后，1944年4月16日，重庆国民政府却改行采用中国文艺界协会的建议，把5月4日改定为“文艺节”，而另把3月29日黄花岗烈土殉难纪念日定为“青年节”。后来国民党退居台湾，新中国成立，1949年12月，又重新把5月4日正式定为“中国青年节”。自此以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五四”。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只认为“五四”是青年运动，也不是说，国民党只认为“五四”除了文学外，便没有其他意义。但是这件事例足以部分地显示他们双方对“五四”意义的观点不同。
• Clemont

  2020-03-16
  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与五四运动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的事件。由学生带领，批评或干涉政治的例子屡见不鲜。最早见于记载的，是郑国人在乡校里批评朝廷的事件，发生于公元前542年，即孔子诞生后9年。郑国当时的执政子产没有听从别人的建议去关闭学校，而是虚心接纳了批评。他说：“（毁乡校）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他这种开明宽容的政策受到当时及以后许多中国历史学家（包括孔子在内）的赞赏。
• 磨牙少年

  2020-03-01
  1919年5月1日，杜威及夫人来到中国，他6月20日从北京寄给远在美国的女儿的信中说：附带说一句，我发现上次我把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一般大学里男生宿含的打斗，对这里的学生说来有欠公平。整个示威游行经过了精心的计划，并且比他们预定的时间提早结東，因为有另一个政党也要游行示威。他们的运动如果在同一个时侯，会给误认作是被政党利用，而他们要以学生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 豆友186655632

  2019-10-27
  此外，“五四”事件以后，现代工会也开始发展起来。6月5日工人们的罢工，实际上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在“五四”以前，中国劳工组织几乎都是传统的同业型，而且组织松散。
• 豆友186655632

  2019-10-27
  五四运动在社会政治方面上的另一个结果是，商人和城市工人的组织和活动得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事件教育中国人民，“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
• 五某

  2019-08-02
  在1916年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校长时，北京大学以它守旧的传统而闻名。学生们把这所大学作为在政府中飞黄腾达的垫脚石，而不把它当作求学研究的地方。教授们也大多来自官场，品评教授不完全依据他们的教学和学问，而更多依据他们的官阶。教授们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们则被称为“老爷”。在道德方面，教授和学生们多声名狼藉，他们时常流连于赌场或妓院。当时北京大学以“探艳团”“赌窟”和“浮艳剧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等恶名雅号而闻名。
• timeregister

  2018-04-12
  据曾经担任过中国青年党领导人的左舜生回忆，当学会成员们最后一次激烈辩论之后，邓中夏在离开他的屋子时，情绪激动地握住他的手，激情满怀地说:“好吧！舜生，那我们就在战场上再见。”确实，这话概括了五四运动不祥的分裂，这也预示着中国两派知识分子之间此后几十年中悲剧性的斗争。
• #安静#

  2017-11-17
  北京学生在“五四”事件之后，立刻开始组织全国的新式只是分子支持他们的运动；同事努力利用宣传、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方式，赢得普通大众的同情。在此过程中，学生们也开始与不识字的人群建立了更近的关系，并且争取到了新兴工商业者和都市工人的强有力支持。五四之后的后2个月发展，分为2个时期：1）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时期。由5月4日到6月4日，运动的参与者是学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月4日至18日，学生们专门从事组织各界力量和游行示威。在这这一阶段里，学生的活动主要是争取其他知识界、政治界和社会领袖的支持；举行示威游行，向各方请愿并作街头演说。随后的阶段由5月19人开始，在该阶段中，普遍罢课和强烈抵制日货，成为学生反对北京政府和日本的主要武器。2）学生与工商界及工人界联盟时期。6月2、3、4日，政府大批逮捕学生，促使商人和都市工人在6月5日罢工，以支持学生。到了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事件取得胜利的成果。
• #安静#

  2017-11-16
  1919年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学生社团，包括新浪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社和共学会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国耻日，即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四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民众示威大游行，这项决定不久得到了北京所有大学学生团队的支持。由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和法政专门学校牵头，共同为参加的各校学生制定了游行示威的计划。由此可见，“五四”事件的近因不仅是巴黎和会的惨败，也是1915“二十一条”所引起的愤怒情绪的延续。在同一会上，学生们也决定向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发出以下电报：青岛归还，势将失败，五月七日在即，凡我国民当有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卫局。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全体学生25000人叩这次会议以后，5月1日至3日由巴黎传来的消息更加令人震惊。据报道称，中国关于公正解决山东问题的要求即将被和会拒绝，并且中国提案难于被接受是因为中国的“卖国贼”“欣然同意”换文的阴谋。这时驻日公示章宗祥恰好刚由东京匆匆返国。回国以后，他在天津逗留了几天，政府中另一位著名的亲日派陆宗舆曾到天津与之密谈。4月30日，章回到北京，并没有公开说明此次回国的目的。虽然他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却住在曹汝霖家里。次日，外国媒体报道称，章将不复返职，传言他将接替陆徽祥担任外交总长和巴黎和会中代表。这个消息更引起了民众的怀疑，他们认为政府中的高管正在阴谋出卖国家利益。5月3日，北京民众的情绪激昂，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都召开紧急会议，企望尽力设法度过这个难关。北京商会通电其他各城市商会，请求他们支持中国在巴黎和会的要求：上海商会决定在5月6日开会讨论解决之道。国民外叫协...
• 呵北

  2019-12-11
  罗素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极度的贫穷。他认为，发展工业和教育是中国的最紧急要务。他强调，为了完成这些发展，第一必须建立一个秩序井然、励精图治的政府，尽管这与他主张的削弱政府的哲学观点相抵触。在这方面，他建议中国应该鼓励建立议会制政府，该政府需要得到中国立宪主义者的维护，有爱国的及具有世界眼光的民众的支持与参加，这些民众不但要有公益精神，他们还应该有力量制止军人滥用权力并阻止外国的侵略与控制。当罗素的访华行程即将结束时，他将自己的观点做了清晰的总结和剖析。 但在他访华期间，他的观点并不曾普遍流行并被彻底讨论。至于经济方面，罗素倡导的制度多少需要澄清，否则，与苏俄的经济制度就很难划清界限了。他认为，一个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但文化不落后”的国家，如果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即列宁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罗素与杜威的观点一致，认为当时在中国是否该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并非最急切的问题。他提出，各种非资本主义的制度反而不适合落后国家，这包括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他在与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谈话中曾说，若要发展工业，有三种可行的方式：由资本家控制的发展、由国家控制的发展或由工人控制的发展。罗素认为，中国工人当时的组织和教育都不充分，所以不能管理经济；又因为中国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马上实现政治的民主，所以在三者之中，国家控制为最上策，其次为中国本国的私有资本主义制度。他说：“中国最悲惨的命运是让它的经济操纵于外国资本家之手。” 在根据他的口头演讲整理而成的中译本与他的“道别中国演讲”里，罗素谈到，苏俄式的共产主义不会盛行于西欧，它也不是为世界谋和平的理想制度；但由于中国当前的急务是高速增产，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可把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做大刀阔斧的剪裁后善加运用。 因此，他劝说中国短期内可试用国家社会主义，即...
• Northern

  2022-04-16
  后来，他和汪孟邹（即他的侄儿汪原放）商讨这件事，汪氏是陈独秀的旧友，是上海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
• #安静#

  2017-11-21
  “五四”事件以后，出版事业的繁荣和批评传统及介绍新思想的热忱，还不是新式知识分子活动的全部面貌。他们同时还推行社团组织和社会服务。“五四”事件发生以后，建立组织的热情，正如出版刊物一样，在全国各大城市传播开来。
• sTill-Life

  2022-08-24
  然而在“五四”事件后，上海的中国居民开始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如马路联合会、中国纳税人协会等。他们不断地抗议“中国纳税人在纳税人大会上没有发言权，被剥夺了公民权”。这样，“五四”事件促进了上海租界的中国人争取公民权的斗争，这种斗争在随后的几年里成为那座城市历史的特点，并且蔓延到其他所有有租界的大城市。上海租界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对20世纪初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在此期间，大批重要的知识界领袖、政治工作者、活跃的雄心勃勃的青年男女、新时代的精力充沛的学生都被吸引到这个城市。西方对租界的管理并未为中国人很好地示范西方民主。鉴于那里工厂工人恶劣的生存条件，与上海商业主义打交道的经验以及租界当局的狭隘政策，这些知识分子很快就对西方深感失望。工人罢工及其潜在的后果，是被上海租界当局视作威胁及施行高压政策口实的事件。上海的大多数工厂是由外国人所有或控制的，中国劳工所受的剥削一向是恶名昭彰的。正如杜威及其他许多作家所报道的，妇女和儿童不分昼夜地长时间工作一常常是一周七天，一天十二到十三个半小时一只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怜的报酬：多者二角钱，少者除工厂提供的食宿外别无分文。尽管条件如此恶劣，多数工人还是尚未觉悟到罢工的可能性。由于认为学生们混入工人中间，向他们灌输自由和民主观念和西方工人运动的性质，工厂主们陷入了恐慌，尽管6月初上海的工人主导的罢工是为了声援学生，而非针对资方，而且事实上学生曾劝告工人们不要罢工，以免引起国际纠纷。租界当局的行动也是受到1919年西方和东方都存在的“红色恐怖”气氛的影响。虽然在1920年以前，中国并没有真正有影响力的共产主义团体，一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异常恐惧还是在传统中国社会与在华的西方侨民中间弥漫开来。甚至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或力主改良的人，如胡适，也被当作布尔什维克。同西方公众一样，中国人常常将布尔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相混淆，实...
• sTill-Life

  2022-06-21
  罗家伦在上述一文中说：“革命以后，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必定相辅而行。”他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相关的，而不是对立的，而且“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的力量，来扶助那班稚弱无能的人，来发展个性。”他相信这即是新潮流的真正意义。
• 不鸣而生

  2021-09-12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也承认这场运动的主导思想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并且他们所采用的方式也还是资产阶级式的。同时他又指出，“五四运动是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并且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这些自相矛盾的观点使这个问题含混不清。这种混乱来自于这样的事实：这场运动实际是一个历经数年的过渡，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并且在此期间运动参与者的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只能说在运动结東时，共产党的影响才开始表现出来。如果从整体上来考察这一时期，便不能说这场运动是“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确实，自1919年后，正如《新潮》杂志所反映的那样，大批中国学生领袖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但必须谨记的是，新思潮和新文学运动是在1916年成形，1917年夏发展壮大起来的，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否认这样的事实：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只是“初步地具有了共产主义思想”，而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也承认自己在1919年只是一个无政府主义信徒，仍旧是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的一名崇拜者。陈独秀直到1920年才开始信仰共产主义，而李大钊直到1919年年底以前还没有全盘接受它。1919年年底，毛宣称自己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政策的热烈支持者”。3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坚决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革命形势对五四运动后期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只是不荷同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和列宁的召唤下发生的这种假设。（354页
• timeregister

  2018-04-13
  “五四”时期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个人价值和独立判断的意义，但又强调了个人对于社会和国家所负的责任。这种情况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的诞生，因为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中国的问题还是民族国家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