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

• Chandler

  2023-06-21
  御前会议结束几天后，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将舰队指挥官召集至东京。他们被告知日本的决定，包括不畏惧战争的决定，这些指挥官惊呆了。“我们真的为一场空中战争做好准备了吗？”山本五十六问道。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问题的答案。第二舰队指挥官古贺峰一（Koga Mineichi）大发雷霆，他说：“你怎么能不跟我们商量就同意这一重大决定？万一战争真打起来怎么办？你不能只对我们说，‘好吧，你们上阵打仗吧’，我们赢不了！”支持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的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表现得事不关己，他回应说：“我能怎么说？这是政府的决定。”
• Chandler

  2023-06-21
  原嘉道这下放心了。他说尽管该计划措辞大胆，但日本应当避免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只要在座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那就达成了“基本共识”。所有人都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军事占领印度支那南部过程中不发生任何暴力冲突并限定在印度支那半岛范围内，世界就不会说三道四，更不会与日本开战。
• Chandler

  2023-06-21
  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70多岁的枢密院议长原嘉道敏锐感受到好战言论中轻率的一面，他向与会者抛出一系列关于与西方开战决心的问题。他戴着眼镜，留着胡子，具有法律背景，他的保守主义和反共思想人所共知，因此他赞同松冈进攻苏联而非法属印度支那的看法。现在他根据常识判断来提出质疑，他对与会者说：我们必须谨慎出兵……让印度支那听从我们号令的方式就是展示力量。但动用力量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想看起来像是“入侵”……你们说不会逃避与英美的战斗……但你们如何将这一决心与（没有为此做准备的）现实保持一致？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我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英国和美国会做出回应……如果（新政策）促使两国联手（对付）日本该怎么办？我想得到明确答案。东条承认，这的确是值得考虑的重大问题。松冈也支持这一观点。但其他官员向原嘉道保证，占领过程将以和平方式进行，不会使用武力。松冈并不相信，那天他一度退让说，动用武力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既然已经到了这一庄严肃穆的正式场合，即使松冈也不愿该计划白白流产。谈判桌远端的裕仁天皇默默地聆听着。
• Chandler

  2023-06-21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Hara Yoshimichi）质疑向印度支那南部进发的决定。这些官员必须在天皇面前证明他们对其决定深思熟虑过，这一会议不是审视和重新考虑的场合。在7月2日的会议上，原嘉道对占领印度支那政策的通过感到害怕，该政策纲要说：“大日本帝国不会逃避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这句话最早出现在6月初的军方草案中，随后在政策制定的不同阶段，这句话一度被删除，后来又被加上。这句话完全是说给松冈听的，他曾说过：“前去（占领）泰国或印度支那需要有与英美决一死战的决心，由于缺少这份决心，我不愿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为了强行通过占领计划，其倡导者需要向松冈展现他们的决心。“不会逃避”的决心并没有经过军方的深思熟虑。陆军的田中新一和海军的石川信吾等强硬派战略家愿意与松冈针锋相对，军方绝大多数人却对南进提议的通过感到担忧，多数海军官兵一想到要独自与英国和美国在海上开战就不寒而栗。对于海军领导层来说，推动南进提议的通过不但意味着与外务大臣针锋相对，也意味着与陆军的竞争。打着备战的旗号，海军就有可能获得更多军费预算份额。
• Chandler

  2023-06-21
  1941年初夏，日本最具影响力的3位幕僚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Tanaka Shinichi）、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Muto Akira）和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他们都在50岁左右。武藤章和冈敬纯常常合作促成陆海军之间达成共识，而田中新一独立行动，他那充满敌意的世界观给整个参谋本部笼罩了末日气息，他所领导的作战部最为激进。田中不断倡导对华强硬。对他来说，在华取得完全胜利是唯一选项，而日本领导人近来展现出与美国谈判的意愿是一种耻辱。他认为不开战与投降这种懦弱行为没有区别，还不如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后再失去一切。虽然他在参谋本部只是三把手，但由于他信念坚定和性格强势，他即将比其他任何人都拥有更大的政策决断权。海军也有自己的鹰派中层官员。最典型的要数海军省军务局下一个40多岁的课长，名叫石川信吾。1931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以笔名写了一本颇有争议的书叫《日本的危机》（。他在书中警告说，美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有意控制东方，他敦促日本在美国威胁迫近之际，开展“全国性运动以确保生存权”。他认为在华盛顿和伦敦召开的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是西方阻止日本崛起的一种阴谋活动。与制造“满洲事变”的石原莞尔一样，石川利用这本有争议的著作去影响年轻官兵，让海军中的许多亲英派变成纳粹同情者。他的狂热向来让高层警觉，他的外号叫“不规弹”，所以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总与关键职位无缘。而在1940年秋，强烈鼓吹日本轴心国联盟的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不顾人事局的反对，任命石川信吾为军务局主管军备的课长。石川与其他志趣相投的同事组成了海军国防政策第一委员会，正是这个“第一委员会”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推动了日本海军的主战立场。他与田中新一一样，都相信不应回避与美国的战争，而要勇敢面对。在他看来，日本军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就意味着日本要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好准备。实际上，石川甚至希望...
• Chandler

  2023-06-20
  陆军低估了米内的政治能力。他在3届不同的内阁中担任过海军大臣。政治上的误判他也有份，尤其他一开始支持近卫对蒋介石实行强硬政策。但后来日本政府内大多数人越来越亲德，米内却成为日本与法西斯结盟的坚定反对者。在1939年8月召开的一次重要内阁会议上，大藏大臣问米内：如果日本因为与法西斯国家结盟而被迫与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组成的联合战线作战，结果会怎样？这种战争势必会在海上打，因此米内的回答至关重要。他说，日本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性，因为日本海军无法对抗英美联盟。米内极力阻止日本加入这一不合时宜的联盟，至少能阻挡一时是一时，裕仁天皇也不禁对他说：“多亏了海军，我国才得以挽救。”但米内非常清楚，他的反对声恐将威胁到他的性命。1941年的日本领导层明显缺乏勇气和直言不讳。尽管一些海军官员反对《三国同盟条约》，但也不能说，海军作为一个整体在判断日本相对实力时比陆军更为谨慎和理性。米内和他的坚定盟友山本五十六以及军务局局长井上成美（Inoue Shigeyoshi）渐渐沦为少数派。作为米内光政的得力助手，自称是极端自由主义者的井上很快意识到纳粹意识形态的肤浅与危险。井上在德国读过《我的奋斗》，他知道这本书对日本的蔑视，但这一部分却在日本翻译版中被删掉了。但米内及其同盟要对抗的不仅是陆军，还有海军内部的纳粹崇拜者，随着希特勒闪电战的成功和对轴心国联盟的推动，海军中的纳粹崇拜者越来越多。海军中将冈敬纯（Oka Takazumi）后来成为海军军务局局长，并在1940年秋提拔主战的石川信吾（Ishikawa shingo）成为课长。石川相信，轴心国联盟是一件好事，他认为日本可以通过威吓英国来结束对华战争，通过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日本就能迫使英国为日本和中国进行调解。米内、山本和井上对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嗤之以鼻。他们认为，与轴心国结盟肯定要招致与英国以及美国的战争。冈敬纯强调说：“美国历来奉...
• Chandler

  2023-06-09
  作为一战的战胜国，日本从国际联盟获得了相应的领土割让和临时统治权。一时间，许多日本人兴奋地拥护自由国际主义，尽管也有人感到不满。持异议者认为，在当时国际体系下“掌权”的大国，特别是英国和美国，都是自私的种族主义者，一心想阻止日本变得真正强大。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不断萧条的经济让日本面临严峻的社会问题，所以抵制西方的观点甚嚣尘上。当然，整个世界都面临类似的社会经济问题，人们从极右到极左的各种意识形态中寻找解决方案，造成了国家的分裂（例如西班牙和法国）。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日本人很容易就把日本面临的社会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并过度强调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让其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进而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对天皇的崇拜在日本激化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天皇被视为活着的神，是日本大家庭仁慈的首领。许多日本人声称，一个不完整的民族可以通过对外扩张、对内军事化来实现完整。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实现过去的帝国主义目标也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尽管一些目标已不再可行。中下级别的年轻军官尤其容易受到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的影响，因为他们能在其中大展拳脚。他们大声指责“掌权”国家在大萧条后结成经济团体，对日本商品征收高关税，认为这是西方的阴谋。极端民族主义者还将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展现的经济和军事自信视为对日本地区主导地位的威胁。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日本国内也有特定的敌人。西化的大资本家及依附于他们的政治团体因支持自由民主而备受指责，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暴力行为（比如暗杀）的对象。虽然这些极端民族主义恐怖分子从未真正控制过日本，但他们却成功营造出恐怖气氛，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日本领导人无法在1941年做到直言不讳。
• Chandler

  2023-06-09
  一战结束后，人们尝试各种努力，建立国际新秩序，防止爆发另一场大规模战争。建立国际联盟、召开华盛顿裁军会议（1921～1922年）、签署《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这些措施旨在规范和促进国际事务的解决，使大小国家朝着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而努力。但许多国家感觉自己被这一更加民主、高度理想化的新秩序所欺骗。典型例子就是战败的德国。在领土扩张、实现国家荣耀、壮大军队、通过征服实现自给自足等帝国主义梦想的驱使下，德国发动了一战，最后失败了，被解除了武装。德国将一战后一系列和平协议及其衍生出来的国际主义运动视为战争胜利方企图削弱德国的阴谋，因此德国更加渴望实现最初的野心，这最终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从1933年至1938年，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巧妙地逐步脱离国际联盟，重整军备，再度占领莱茵兰地区，并把矛头对准奥地利。奉行自由主义的西方大国为了保住和平而不惜任何代价，因而它们选择牺牲当时中欧唯一存在的民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当西方国家认识到希特勒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并不断抬高价码时，一切为时已晚。到1940年年中，西欧大部分土地已尽数落入纳粹入侵者手中。这样令人沮丧的经历势必会在1941年影响到西方对纳粹盟友日本的看法。
• 豆友222201716

  2023-05-03
  在扬子江（长江）河日登陆前，这个来自京都的小店老板从未听过枪声。他也从未闻过将他绊倒的一具中国士兵腐尸所散发出的难以形容的恶臭，这具臭气熏天的死尸上布满了成干上万只饥饿的苍蝇，而苍蝇发出的巨大嗡嗡声让他无法相信它们仅仅只是昆虫。已过而立之年的潮津对自己的新身份毫无准备。大兵潮津在日本人刚刚占领的一座城市执行巡逻任务，检查房屋内是否还有人。一个大约12岁的小女孩主动接近他。让他颜感惊讶的是，女孩自愿将他领到了自己的床上。女孩不顾一切的绝望姿态让他让感到惊讶和难过，他完全知道，要是其他人早就顺势占了便宜（日本最终决定设立“慰安妇”，也就是从朝鲜半岛及其他地方强制征召的性奴隶。其主要目的是对日本士兵的欲望加以些许控制）。还有一次，潮津见到一个刚生产完的年轻中国妇女蹒跚走出她的屋子以躲避枪战。她最后为流弹所杀，手中还抱着刚出生的孩子，连脐带都没来得及剪断。同样让人难以忘却的是，日本士兵将中国俘虏抛入河中，在他们挣扎求生时将其射杀，鲜血把河水染红，潮津却只能无力地看着。1937年10月末，潮津听到传闻说，日本与国民党的谈判陷入僵局，他感到很沮丧，担心这场预期中迅速而简单的战争将持续更长时间。在前往南京的危险路途中，潮津又惊又喜地遇到自己的哥哥，他在潮津离开后也被征召入伍。潮津不敢相信一个36岁的人也需要入伍服役，这更加证明事态的发展并不那么顺利。更糟的见闻还在后头。随着他所在的部队进入沦陷的国民党第一章战角传间·33
• cc修文

  2022-01-23
  东条的公共演讲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日本是军事独裁国家的印象——尽管，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独特的决策过程很难与独裁挂钩，而天皇当初任命东条时正是希望扭转日本的战争方向。总之，设定外交期限完全是日本领导人自己的主意。日本的自欺欺人最终演变为难以抑制的自我怜惜。
• cc修文

  2022-01-23
  在“赫尔照会”发布的这一天，日本向南海调兵招致华盛顿的强烈反应。但这一天更为重要的事件是，南云忠一的航空舰队（以“赤城”号为旗舰）悄悄地从单冠湾出发了。船员直到最近才知道他们将要袭击的目标。该计划被严格保密，就连东条都被蒙在鼓里（东条甚至不知道日本舰队已在单冠湾集结）。如果在最后期限前达成外交协议，这些军舰将掉头回家。这似乎非常不可能了。
• cc修文

  2022-01-23
  虽然所有领导人都旁敲侧击地暗示，他们已无力阻挡日本的命运，但自相矛盾的是，他们坚持认为通过主动开战就能掌控日本的命运。他们都在尽力让自己免责，似乎他们也感觉到，这一痛苦决定势必要招致毁灭性后果。御前会议只是一种形式，意在将重大的政治决定去政治化，这样个别团体或人才不至承受日本严峻未来的重大负担。
• cc修文

  2022-01-23
  军令部仍然认为，与美国最初的几场战役能够获胜，但最终胜利要看国际形势和日本国民的精神力量。但普遍的观点是，敌人无法单靠武力征服，还需要外交力量。讽刺与矛盾比比皆是：由于外交目前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所以日本要开战；而一旦开战，日本又要立即重新开展外交来结束战争，因为日本没有足够资源打持久战。日本希望美国主动提出外交解决方案，所以日本战争初期的胜利要足够震慑，美国才会求和。 1940年，企划院曾经对比过日本和美国的工业产量。根据调查，美国的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块9倍，铝7倍。再加上其他产品，比如，煤炭、汞、锌和铅，美国的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而陆军的估计为20倍）。
• cc修文

  2022-01-23
  日本留在法西斯阵营完全是因为德国的优势，日本的战略计划仍然基于这一理念，但参谋本部的许多人已经注意到，苏联的抵抗能力出奇的强。另外，日本虽然并不认可真正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但日本领导人也不愿摆脱轴心国同盟关系。这也许是因为没人敢于承认自己曾盲目坚信德国坚不可摧的错误。因此，从联盟角度看，日本仍然属于法西斯政权，与美国达成外交和解的机会越来越小。 及川在会上把皮球又踢给了近卫，他认为海军已经把放弃宣战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近卫。他在镰仓的秘密会面时对近卫说过，如果真想给外交更多机会，首相必须“准备忍受”美国的要求，而海军将支持首相的决定。近卫的确渴望阻止战争，但他却没有勇气说出来。他也认为，阻止战争最终是海军的责任，与他无关。这也是近卫在最后一刻派富田去见及川的原因，他想争取海军将直接干预的明确承诺。这最后演变成一场闹剧，剧中严重缺失的是勇气。
• cc修文

  2022-01-23
  他认为当时最本质的问题在于，决策层中没有一个人对日本注定成为地区领导者有任何怀疑，所以日本需要不顾一切去扩张。于是，即使一项扩张计划遭到否决，政策规划者还会拿出另一项扩张计划。他们会问：“如果我们不能向那里进发，那我们还能向哪里挺进？” 裕仁天皇曾经说：“御前会议真是个奇怪的会议……天皇没有决定权，无法左右会议的气氛（除了会议名称）。”天皇会默默听着决议的宣布，枢密院议长代表天皇提出问题。天皇的许可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宪法约束权。但天皇许可带有不可争辩的权威性，历史上还没有天皇许可被推翻的先例。得到皇家批准后，政策决定就有了神圣色彩，突然少了政治味道，似乎政治领导人都对新批准的政策不负担任何个人责任。
• cc修文

  2022-01-23
  自我膨胀的松冈很可能无法体会大多数人的行为和感觉。虽然他思维很快，善于使用言语和姿势来制造效果，但他不能理解他人，他的行为常常难以预测，所以他并不适合这样一个需要耐心、斟酌和技巧的政治岗位。他极其缺乏自知和自我约束。1941年4月他在梵蒂冈对教皇庇护十二世说：“在世界上所有政治家中，没有人对基督教的理解和热爱有我多，此前没有，此后也不会有。”而在莫斯科，他竟教导斯大林什么是共产主义，这让斯大林惊讶不已。
• cc修文

  2022-01-23
  日本政府官员不愿意为一项政策的后果承担个人责任，决策过程也往往沦为寻找最大共识点的过程，松冈的个性也有好处，意味着他能很快完成任务。
• cc修文

  2022-01-23
  参加联席会议的人员通常包括首相、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所有与会人员都有相同的发言权。然而，与最初设立联络会议的意图相反的是，会议后来成为推动战略实施的场所，而非各方辩论的平台。由于与会6人中有4人从属于军方（即使理论上讲，陆军和海军大臣属于政府内阁），因此这4人的意见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这被证明是日本战前决策的一个主要结构性缺陷。 一段时间以来，失意的年轻士兵倾向于将日本所面对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困难归咎于掌权者，并期望推动激进变革。现在，由于没有上级的明确指令，东京的默许进一步加剧了暴力活动。用古代武士的话说，这就是家臣篡夺了主人的位置。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这就是不服从命令。然而，没有一个陆军领导人打算阻止这一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马可·波罗桥事变”（“卢沟桥事变”）不久前上任的近卫文麿坐视该事件升级，但他不承认自己有意为之。他制定和支持的政策常常相互妥协，从未真正贯彻执行过一项政策，其累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近卫的人事选择反映出他想取悦每个人的倾向，但他无法坚持特定的政治纲领。
• cc修文

  2022-01-23
  当个人职责模糊时，责任认定就难以进行，日本就是如此。与其法西斯盟友不同，日本从来都不是一个独裁国家，即便其议会政治到1940年秋季已正式不复存在。日本的决策过程冗长，常常令人困惑。决策涉及一个横跨军队、政府部门和皇室的复杂结构和政治文化。
• cc修文

  2022-01-23
  虽然不论在政府还是军方，日本的决策过程称不上独裁，但基于共识建立的政府阻碍了有意义的直接辩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参战在内的重大决定的责任分摊在各个部门、各个领导人之间，最终由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天皇来批准，而天皇本应被视为凌驾于政治之上。可以说，绝大多数日本领导人认识到他们的国家走在自杀的道路上，但没有人觉得自己负有足够责任来阻挡这种趋势，他们都寄希望于其他人来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