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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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从阙2017-03-28回到招待所,我着实费了一番脑筋去琢磨,总算明白了,其实王震什么也没讲,他只是在重复报刊广播里天天说的那些话,这就是政治,它的功能不是用来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是让各方都感到自己胜利了。你看,中央首长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专门接见知青代表,给予亲切教诲,这足以证明中央是重视关怀知青的;作为知青来讲,不远万里,历尽曲折来到北京,终于见到了相见的人,请愿书也当面递交了。回去后对所有的知青兄弟姐妹们也算有了交待。问题是,五万知青返城的户口找谁要呢?王震肯定是不管户口簿之类的俗事,那只有找云南、上海、重庆的地方父母官去要了。看来,待在北京已没有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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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从阙2017-03-28我就开口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死人,死了人,我们再从楼梯上下来。”那么谁去死呢?我说:“我去死,现在应该是我死。” 开始绝食的时候,我就估计到可能会出现这个后果,与现代了一个两公升半铁桶,里面装满汽油,放在枕头底下。我说现在必须得死人。王良德跟我说:“这样不行。不如你明天从二楼阳台上跳下去。”我说:“就是平常的人跳下去,腿都不会断的,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假的,把自尽当儿戏,不起作用。”俞志成又出主意:“欧阳,你这样,明天就在三口棺材边上自焚,我们纠察队派几个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在棺材里躺着,你一点火,他们就用被子把你身上的火扑灭,好不好?”我就对他们说了:“我已经问过医生,自焚只需30秒钟,人就死了。但有个前提,汽油必须从头上往下浇,如果浇在身上,是可以救活的。你们不要管我!”我又补充说:“不要再争了,我是老大,要听我的,就这样决定了。明天两点钟采取行动。我死以后,你们在座的几个人,一定给我做到一点,宣布上访结束。然后把我临死前的情况,照片也好、骨灰也好,带到北京去,要一个说法,继续向他们反映上海知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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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hia2013-01-10最后我想说,在评估口述的功用和价值方面,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存在着一定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学科的性质和研究特点所决定的。人类学者的工作中心主要在贫困落后的边远地区,研究对象是没有文献或少有文献的少数民族,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田野调查、采访口述顺利成章成为重要的工作手段。史学则不然,它的研究范围可能更宽一些,在时间与空间任意穿梭的自由度更大一些,研究对象可以是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也可以是主导社会潮流的精英集团,不管怎么说,立足文献研究,正是它自身优势,口述方法当然要利用,但优势不能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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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ou2020-12-15接见的过程很简单,从头到尾一个多小时,几乎都是王震在讲,有一半时间是在骂“四人帮”。他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在谈到具体问题时,这位老前辈似乎认为我们是因为找不到对象才闹到北京的,于是,他很热心也很认真地告诉我们:准备亲自去找邓大姐,请她从山东多找些姑娘到版纳来。他也没忘记顺便宣传一下晚婚育的基本国策:“晚点结婚怕什么?当年我们都是三十多岁才结婚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