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加速：1945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史

• Tinalalala

  2022-05-19
  此外，接受卡森书中讯息的时机已经成熟。战争之后的最初20年见证了对技术的盲目信仰和对丰裕的急切追求。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贫富，都接受这一共识。然而，即使在其鼎盛时期，共识也显出了裂痕。对于像是核试验之类的技术的焦虑，先于《寂静的春天》很久便已经悄悄进入了国际话语之中。在20世纪50年代里，超级大国的大气层试验促成全球对于放射性尘埃及其人类健康危害的第一波恐惧浪潮的出现。20世纪50年代期间的试验，不仅激起了许多不安，还刺激了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等人，促使他们开始系统思考技术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截至1960年，一些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对繁荣的副作用开始愈发感到不安。其中有一位是出生于加拿大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他出版于l958年的《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是一本畅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许多观点，财富对自然造成了负面影响即为其中之一。全国的草根群体把郊区化一美国战后繁荣的终极表达形式同乡村的破坏联系起来，其中很多草根群体是由女性领导的。富裕国家的大众环保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而且它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新社会运动”（反战、学生、妇女、嬉皮士）相伴生。在如此多的生活领域中出现大规模的动荡，这对于把新生的环保运动从公众意识的边缘带到最前沿，是至关重要的。在世界各地，人们开始质疑所有类型的强权，从种族不平等到两性关系再到美国在越南的行为，人们对这一切表示反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历史上（到那时为止）物质最充裕的一代也是最具革命性的一代（至少在他们年轻时是这样的）。没过多久，有许多民众运动便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战后共识及其环境后果之上。许多参与了学生和反战示威游行的年轻人，最终运用他们的精力和领导力支持了环保主义。但是，环境抗议并非在各地都...
• Tinalalala

  2022-05-19
  任何哪个地方的大加速都不会比中国的更加引人注目。1945年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且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农村，它因为战争的破坏而更加贫穷。数千年间，农民的劳动缓慢地雕刻出中国的环境，创造了农业景观。部分由于经济计划中强调工业化，在20世纪50、60和70年代，中国环境变化的速度有所加快。几十年间的人口快速增长也助长了环境湍流：中国在1953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了约有5。8亿人口，其中13%居住在城市里；1982年的人口普查认为中国有10亿人口，其中21%是城市居民。至于说全球环境，中国对20世纪50年代的环境湍流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比如说，它的工业部门和车辆总数如此之小，以至于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非常之少。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情况依然如此。但是在最近几十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对于原材料和xx大加速：1945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史能源的大量使用已经把中国变成了全球尺度环境变化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今，全球海洋中约10%的塑料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进入太平洋。中国现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0%左右，约为印度的4倍、美国或欧盟的2倍。如今它已加入那些国家的行列，它们正在无意间重塑这颗行星上基本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碳、氮和硫的循环乃重中之重。当然，碳循环可能最为紧要，因为它在塑造气候方面发挥了有力的作用。中国还加入了那些国家的行列，它们试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且稳定世界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地球的气候。这样的努力是全世界与时间展开的不顾一切的竞赛，尽管没有人知道还有多少时间，以及沿途是否可能存在“临界点”一如果越过这样一个临界值，就意味着减缓环境变化的进程将变得更加困难，或许便不可能实现。在下一个百年中的某个时刻，全世界的社会可能会大幅削减化石燃料的使用，采用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等可再生的能源形式。过去的能源转换总是渐进的，这一次也将如此。只是我们还不可能知道它的特性...
• Tinalalala

  2022-03-20
  这些结局助长了所谓的“穷人的环保主义”。这个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期间，当时印度的知识分子严格审视了世界上比较富裕的国家的环保主义。在他们看来，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的环保主义是出自对荒野等理想化的（和构建的）自然形式的关注。因此，它无法解决环境退化问题的根源—特别是消费，无论是在它们本国，还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皆是如此。此外，北美和欧洲的某些知识分子赞成关于环保主义根源的“后物质主义”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西方人仅仅因为他们的基本需求已经得到了妥善的满足才变成了环保主义者。这种理论认为，环保主义始于富裕国家，因为财富使人们可以不再担心下一餐饭吃什么，从而开始关心鲸、熊和荒野。穷国里的穷人们因为正忙着求生存，所以对待环境自有他们的优先事项。印度的批评者驳斥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穷人对自然没有意识，没有保护其环境的渴望。对于本国农村贫困人口提出的抗议，他们有着深刻的理解，这是他们大部分知识武器的源头。印度的穷人给环境问题带来的活力与效力，不仅引起了学界对其事业的关注，也促使学界将环保主义作为一个知识问题进行反思。形成性案例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印度一侧的喜马拉雅山区，当时北安恰尔邦北部的村民同正在出售木材租约的林务官产生了争执。国家支持的伐木工作已经将草木丛生的山坡清除殆尽，导致山洪的暴发，并且逐步侵占了村民们由来已久的进入和利用森林的权利。所以，伐木对村民的生命、财产和经济生活均构成了威胁。1973年，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一群村民以将自己绑到树上作为威胁，逼停了伐木活动，当此之时，这一事件到了紧要关头。这次行动既赋予运动以“抱树”（Chipko，大意为“拥抱”）之名，又给它带来了永恒的声望。抱树运动初见成效，一度曾扩展到喜马拉雅山麓的其他地方，随之逐渐销声匿迹。除了为各地的环保主义者赢得“抱树者”的绰号之外，抱树运动还提供了穷人的环保主义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