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经济风暴

• 北京之江文化

  2021-10-14
  爆发的银钱业明清两朝是中国银钱业真正集中爆发的时期。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大量的白银涌入给民间商业注入了无穷动力，各大商业城市和工商业者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南方茁壮成长起来，银钱并行开始成为主流。朝廷不管是征收赋税还是发放饷俸，都是按照“银七钱三”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专事银钱兑换的金融机构应运而生。它最开始叫“钱肆”或“钱桌”，听名字就能感觉到一股浓浓的市井气息，而它的确也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乾隆初年，这些店铺开始升级。北方及西南地区称之为“钱铺”，江南地区称之为“钱庄”或“钱店”。店铺的主要工作就是收入银两，拿银两去钱市购买铜钱， 然后再将铜钱兑出， 赚取中间的差价和手续费。与钱庄和钱铺类似的银号发展更加迅速。不管是启动资金，还是资本总额，银号都远超钱庄和钱铺。银号不仅收入银两，还将银两兑出。此外这些银号不仅经营平常的银两买卖，还能发行银票，自己铸造银锭，上面盖有自家的商标，已具有初步的货币发行功能。银钱业迅速发展，业务范围也不仅局限于兑换、汇兑或者保管业务，还延伸到存贷款等以前很少涉及的领域。这时的钱庄和钱铺、银号都手握雄厚的资本，实力绝非往日可比，它们甚至能决定一个行业的生死。钱铺发挥作用的地方很多。因赌博而负债累累的人会找钱铺，因奢侈无度、铺张浪费而经济困难的人会找钱铺，甚至连各级官吏也会因为衙门缺钱而去找钱铺，毕竟清朝基层官员的俸禄是出了名的低，养家糊口都困难。当然，由于条件所限，钱铺方面没那么多人手和精力去一一核实借款者的还款能力，所以一般都能借款成功。而且钱铺一般特别喜欢一掷千金的八旗子弟，因其信誉好，还款能力强，钱铺对他们也特别放心。一般旗人要兑换银钱，连保证质押都不需要，直接拿张纸写上身份姓名住址，盖个章记就能借钱，时人谓之“钱帖”。钱铺的另一大主顾是牙行。当时各行各业都有牙行。牙行是做什么的呢？它们可不是普通的民间组织，而是得到政府...
• 北京之江文化

  2021-10-14
  19 世纪下半叶，注定要在人类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变革、封建与共和，种种思潮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人类创造出的工业产值超过以往工业产值总和，新的科学技术迅速涌现并在实践中应用。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个时代能诞生这么多闻名世界的人物，也从未有任何一个时期集中出现如此丰富的人类智慧成果，推动历史的车轮向着现代滚滚前进。一个终年生活在中国内地的普通农民，与一个玻利维亚波托西银矿的工人之间会产生何种联系？一个广州十三行的茶叶行商，与英伦三岛上的金融资本家们又会出现怎样的纠葛？虽然相隔万里，彼此不相识，却有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将他们连接在一起。商品的交换、贸易的往来，将世界逐渐纳入一个整体之中，尽管当时极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世界历史就在这细微之处前行。当欧洲人意识到地理上的东方已不再是“文明世界”的终点时，旧世界那种彼此封闭而隔绝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往来交通仍然阻隔重重，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批又一批的商人与传教士源源不断地出现在通往东方的航道上，他们带给西方人精美的茶叶与丝绸，也带给他们关于远东的最新情报。西方人对远东的概念发生变迁，昔日《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绘的那个东方国度的富饶与繁盛，被愚昧与野蛮等名词所取代。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的过程中，任何封建的、落后的生产方式都会被这一浪潮被彻底吞没，并为其进一步扩张提供广阔的原料与市场。一个日渐衰颓的庞大帝国，与一个野心勃勃的新兴强权，在世界逐步联为一体的过程中，两者不可避免地碰撞在一起，由此开始了被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记忆里的屈辱历史。鸦片——一种提取自美丽而妖艳之罂粟花的麻醉品，也脱离了其药物本质，最终变为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可怕毒品。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财政危机的起始点。大清帝国的普通农民，祖祖辈辈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耕耘生活，对外界既无兴趣也无动力去了...
• 暗红色乌鸦

  2023-01-03
  这时，对“地方税”这一概念的确定让中央的官员们犯了难。从字面意义上来看，“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区别很明显，一个专由朝廷筹集并使用，另一个就只用于地方建设，两者泾渭分明。可问题在于，在清政府看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没有对两者做出明确的划分，各地方督抚一般都会把每年收入起运一部分到中央，再留存一部分给自己，这样地方所得仅仅是朝廷的留存，算不得真正的地方税。这个问题集中表现在省一级的财政上。按照清政府的规矩，这些沿袭自元代的行省分别由总督和巡抚督理。这一点与欧洲乃至世界很多国家都不相同。按照欧洲国家的形成路径，国王也如同大诸侯一般，并无多大权力。所以国王的旨意，往往还需要得到诸侯们的一致同意才能成行。鉴于欧洲国家的这种现实情况，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就变得尤为重要。以法定的形式规定不同成员的分成比例，以尽量和平的方式（即议会制）调节内部争端，是最有利于维持动态平衡的办法。可中国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财政由中央统一调拨使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划分地方税的提议就显得尤为尴尬。府厅州县乡镇倒还好说，所需资金不算繁杂，但省一级的财政就不同了。在中国，任何一个单独的省拉出来都不亚于欧洲一个国家的体量，随便哪个省出问题都是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朝廷可不想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各省督抚身上。于是，按照习惯思维，把“省”作为中央权力的延伸，省税自然也就排除出地方税以外。但这就引发出一个巨大问题，府、厅、州、县到底该把钱交给谁？总不能全都“起运”到户部，因为哪怕是增加多少人手也忙不过来。所以省财政作为沟通中央与地方的关键一级，终究是不可或缺。更重要的是，尝到自己管理钱包甜头的督抚们可不想让中央再插手进来，当然是划成地方税更符合自己利益。因此，各省的清理财政局力主将“省”作为地方最高一级，以下各级收入都能汇总至省内，留足自己部分，再逐步向上“起运”，从此就能免除进京“乞讨”的尴尬。可这么一来，刚...
• 暗红色乌鸦

  2023-01-03
  而更为危险的是，整个省级财政体系的构架也如同建立在空中楼阁上，摇摇欲坠。其中，藩司虽然名义上总管一省之财政，但实际上底下的各个局所并未裁撤干净，他们继续敛财，盐税、粮税乃至关税也不是尽缴到藩司，甚至有的州县直接越过本省，到度支部去解运银两。在度支部自己看来，各省藩司统一了财权，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可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只有一堆分不清权责的科室、一批尚待学习的新进职员、一群放任自流的各地局所。此外，还有度支部与督抚的激烈对峙，一方要借其控制省财政，另一方则竭尽全力保证其处于自己控制之下。整个藩司成为中央与地方激烈斗争的地方，这么一来，根本无从开展正常工作。
• 暗红色乌鸦

  2023-01-03
  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挪用组建北洋海军的军费修建颐和园，而这也成为晚清政府昏聩无能的一大铁证。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挪用海军军费建颐和园之事确实有，不过主事者并非慈禧，而是当时的海军事务衙门大臣醇亲王奕。他通过李鸿章借着海军经费的名义从南方筹集260万两白银，大部分存在外国银行，再拿利息去修颐和园，顺便连海防捐输也一并要来，增加修建经费。在修建颐和园的800万两白银中，有700多万两都出自海军衙门经费。
• 暗红色乌鸦

  2023-01-03
  鸦片战争前，买办只是为外商提供必要服务，相当于清政府官方聘请的工作人员。当时，清政府对这些外国人严防死守，如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防范夷人章程》中就明确规定所有工作人员都需经过买办代雇，洋人不能出面。这些都要通过清政府的关系，往往要打通很多环节。可自从洋人打开中国国门，买办的身份和地位便发生了巨大转变。西方商人很难跨越千里，在崭新的土地开拓市场，对中国本土知根知底的买办将会起到巨大作用。无论是拓展销售渠道、联络熟识客户，或是进行商品运输等都有巨大优势，所以洋商试图绕过清政府，直接雇佣买办。从中美《望厦条约》之后，买办的雇佣与使用事宜就脱离了清政府的控制，专由洋商自行决定。从此，买办不再是之前只能采买和打杂的角色，转而成为外国人在华经营的代理人。此时的买办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臭名昭著。在国外资本的浇灌下，买办阶级在中国，尤其在通商口岸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既称之为“买办”，自当有“买”与“办”两重任务，一方面是要为外商采买物品，另一方面则要为外商办理各项事务，想方设法把洋货推销出去。他们就相当于一个中间人，既是采买员又是推销员。对于“买办”这个名字，当时的老百姓并不太习惯，他们按葡萄牙语“comprador”的读音起了个独具特色的中文译名，一般称作“康白度”，从此这个名字就在民间流传开来。当时，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买办，能够使用多国语言、熟识东西方民情习俗只是标配，其他如人脉广博、谈判能力高超、有良好心理素质等也是成为一个优良买办所必需的条件。可以想见，在当时的对外口岸中，能够称得上买办的人无疑都是社会中的精英，他们学贯中西，具有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待人接物的本事，在洋人和官府那里都有牢靠的关系，拥有成为一名优秀商业大亨所必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