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大历史

• heidrich

  2022-03-25
  公元382年（前秦建元十八年）九月，一支大军在河西走廊集结，准备出征龟兹。军队共有7万人，指挥官是前秦骁骑将军吕光、陵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这支队伍中除了前秦的士兵，还有西域车师前部和都善国的军队。这支大军的出发，恰好在淝水之战前期。在与东晋的战争中，苻坚四处搜刮人马，派出的大军号称80余万。为了统一中国的南北两部，他几乎投人了所有的兵力。除了氏人本部，同盟国的军队也几乎被他搜刮一空。但在这要紧关头，苻坚竟然分兵7万去攻打一个西域的小国，似乎表明他对西域的重视。如果人们知道他出兵西域的原因，会更加吃惊。这次出兵，除了降服西域这个目的，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去请一位高僧。这位高僧就成了万里远征的重要目标。但是，苻坚这么重视的高僧到底是谁呢？他叫鸠摩罗什。而苻坚的这次出征，让中国的佛教信徒至今仍然感谢他。
• heidrich

  2022-03-23
  虽然当时的中国是碎片化的，但在这些碎片的缝隙中，佛教却悄然而人，成了许多国家尊崇的信仰。这其中的原因，除印度佛教已经到了门口之外，也和当时中国原生信仰的崩溃有关。由于汉代采取了儒教式信仰，儒教不同于儒家，它不强调个人思考，却只强迫人们服从于“天”这个权威，并把皇帝当作天的代表，从而让人们必须服从于皇帝和政权。这样的做法让汉人形成了集体主义观念。当统一的国家分裂后，造成的幻灭感让人们不再相信“独尊儒术”这些教条式的东西，他们需要更加思辨、更加个人化的信仰来取代汉代的儒教，在本土产生了思辨性的玄学，而玄学的许多观念又和佛教是暗合的。比如玄学强调“无”，而大乘佛教强调“空”。加之碎片化的政权已经无力再强迫人们回归统的信仰，于是佛教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中国。
• heidrich

  2022-03-23
  历史的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时代，促使中国、西域、中区进行交流的，除商业上的原因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僧人群体，这些人不事生产，却在社会上有者较高的地位，可以随时获得供养。他们有着坚定的信念，不达西天不罢休，还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能够将路上的所见所角，以及路线、风士人情等各方面的信息都记录下来，使得我们现在仍然可以通过阅读这些记录，而获得对一带一路地区的认知。因此，这一个时代是信仰的时代。我们也有必要追述信仰时代的起源和发展，在最后，随着信仰高峰的过去，它也必然会被更加现代、更加商业化的另一个时代所取代…
• heidrich

  2022-03-22
  关于中天竺的情况，法显做了细致的描写。这里各个国家的国王都信奉佛法，供养了大批僧人。中天竺的气候寒暑调和，没有霜雪，人民殷乐，没有户籍官法，耕种王家土地需要缴税，这些耕种者也是来去自由。刑罚也很轻，大部分依靠罚钱解决，犯下谋逆大罪的惩罚是砍掉右手，不至于死。这里的人们不喝酒、不杀生、不吃葱蒜，这显然与食素有关。但法显也发现，当地有一部分人是不受此约束的，这部分人叫旃荼罗。当初，来自欧亚草原的雅利安人入侵了原本居住在南亚次大陆的达罗毗茶人，雅利安人是白人，达罗毗茶人更接近于棕色人种；雅利安人为了维持统治，实行了种姓制度，其中雅利安人占据了高种姓，而达罗毗荼人则成了不入流的种姓旃茶罗。旃茶罗人不需要遵守婆罗门教的规矩，因为婆罗门教本来就是雅利安人带来的；他们可以饮酒吃肉，但社会地位极低，处处受到歧视。按照法显的说法，旃茶罗人进城甚至要敲击一种木头，让其他人听到了好避开他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到了笈多王朝，印度已经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印度教国家，佛教已经衰落了。中天竺诸国不养猪、鸡，不卖牲口，没有屠夫和酒家，货币用一种贝壳。家家户户供养僧人，信奉佛教。
• heidrich

  2022-03-22
  总之，在印度人的回忆中，灿烂的笈多王朝几乎成了天国的代名词，笈多的宫廷充满着有教养的人，君主进行着贤明的统治，在宫廷之外，各个阶层都安守本分：婆罗门祀奉着那些主宰着天地宇宙的大神，刹帝利维护着国家的秩序和安全，吠舍为整个社会提供着富足和贸易，而在他们之下的阶级，则为治国者和祭祀者提供着食品和其他各种物质享受，这里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笈多帝国又和古代中国的模式不一样。按照古代中国的标准，一个王朝应该是一个集权式的单一国家，但笈多帝国并不符合这个标准。事实上，即便在笈多王朝，印度还是有很多个国家。而其中最强盛的一个是位于印度中北部的摩揭陀国，笈多王朝就是在摩揭陀国基础上产生的。周围其他的国家虽然服从于笈多帝国，却又是半独立的王国。它们只是尊崇摩揭陀国的国王，向他朝贡，但摩揭陀国王却无法插手这些王国内部的日常事务。所以，法显到来后看到的，依然是众多的城市国家。但帝国架构的存在，使得各地的秩序井然，旅行者能够安然往来。在其他大多时候，在印度旅行则是危险重重，随时可能遇到强盗或者不服从国际秩序的小国君。
• heidrich

  2022-03-22
  有趣的是，在法显回到中国的三年前，公元409年（义熙五年），东晋权臣刘裕进行了一次北伐，第二年将盘踞在山东一带的南燕灭亡，这时青州才归属了东晋。法显西行时是从长安出发，所属的国家是后秦，他一路上经过了西秦、南凉、后凉，到了汉地以外，返回时的目的地广州属于东晋。然而，他由于偏离了航向，差一点儿和东晋失之交臂进人南燕，却又由于刘裕的北伐，最终还是到达了东晋。到法显去世的公元420年，刘裕终于篡夺了东晋的皇位，中国南方进入了南朝时期。但不管当时的中国政治是多么复杂，作为僧人，无论在西秦还是东晋，法显都受到了尊重。这表明，东晋十六国时期除了战争，实际上僧人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的影响力超越了碎片化的国界，可以方便地游走于破裂的大地上。
• heidrich

  2022-03-22
  法显在耶婆提停留了五个月，发现这里已经被印度教统治了，是“外道”的天下，佛教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一点和后人对于东南亚受印度教影响的认知恰好吻合，根据现代人的研究，印度教最早进入马来群岛的时间也恰好是在公元4世纪。在耶婆提，法显找到了另一艘大船，这艘大船也有两百多人。他们带了50多天的干粮上路，目标是广州。公元412年（义熙八年）四月十六，船出发了。由于与乘船的日期冲突，法显的夏坐就在船上度过了。一个多月后，大船再次遭到了大风雨，船上的印度婆罗门商议，认为遇到风雨就是船上有这名佛教僧人的缘故，要想让风雨平息，只有将他弃置在荒岛上，让船上形成纯粹的印度教环境。在关键时刻，带法显上船的商人帮了忙，他威胁众人说：“这位僧人是我带上来的，如果要让他下去，就把我也赶下去！如果不赶我，就把我杀了！否则，到了汉地，我一定向当地国王告状！”②众人感到害怕了，没有赶走法显。而我们感兴趣的则是，通过这个记载，我们得知，在东晋时期的广州，应该已经有了不少印度教商人的身影。但这一艘船却没有那么幸运。经过70多天后，早已经过了应该到达广州的日子，干粮吃光了，水也快没了，却还是没有见到陆地。按照正常情况，只需要50多天就可以到达广州。人们开始用海水做饭，留下淡水只供饮用，一人分了两升，就这点儿水也快喝光了。商人们很纳闷儿，觉察到路线出了问题，于是向西北方寻找陆地，又经过了12天，他们才看到了陆地。船只靠岸后，周围没有看到当地人的踪迹，大家还都在猜测到没到广州。他们派了一艘小船顺河进人内地，终于看到了两个猎人。法显表明身份后，汉话询问这里是哪儿，猎人回答：这里是青州长广郡界。他们实际靠岸地点是现在的山东青岛一带，已经偏离了航向数千里。此时，已经是公元412年七月十四。
• heidrich

  2022-03-21
  法显时期的鄯善已经是佛教国家，有4000余小乘僧人，但土地很贫瘠。从这里向西，每一个小国都差不多，他们每个国家说的胡语不同，但有一种“国际通用语言”，也是学术语言，叫天竺语（梵语），僧人们依靠天竺语进行交流。作为对比，在张骞时的汉代，西域绿洲的语言却多是类似于伊朗语的吐火罗语，可见在短短两三百年时间里，印度的佛教对这个地区的文化和社会进行了重新塑造。
• heidrich

  2022-03-21
  对东方的汉朝来说，贵霜、波斯以西的土地只是传说，它感兴趣的还是征服近处的那些弱小国家。但由于技术和财政的限制，即便想征服位于现代新疆的西域小国，也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军事行动高昂的花费必然将财政拖垮，造成帝国的消化不良，一旦到了汉朝本土内乱时，首先丢失的就是西域。随着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中国针对西域的第一个时代一征服时代也宣告结束，幸运的是，武力虽然没有产生持久的结果，但接下来的另一个时代却将中国和丝绸之路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因为它是靠共同的信仰来凝聚的，有时候信仰的力量远超过武力。
• heidrich

  2022-03-16
  贵霜王朝对中亚和南亚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由于丝绸之路的中段处于同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往来的商人们更便于进行长途旅行，于是，丝路经济的繁荣就在这时打下了基础。布路沙布逻（即白沙瓦）作为贵霜首都，也是一个巨大的贸易中转站，将印度和中亚连为一体，再通过中亚前往东亚的中国和西亚的波斯。同时，贵霜还有另一个巨型的贸易中转站，在如今的土库曼斯坦境内，这里有一座城市叫马雷（Mary），在古代称为木鹿，是从波斯的丝路西段到中段和南段的必经之路。只要同时控制了布路沙布逻和木鹿，就等于控制了丝路的核心路段，既可以繁荣帝国的贸易，又有了征税权的优势。其次，贵霜人还成了佛教的传播者。在贵霜之前，佛教只是一个印度的地方教派，虽然孔雀王朝大力推行佛教，但佛教还是仅仅局限于现代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境内，很难向外传播，更跨不过兴都库什山。到了贵霜王朝时期，当贵霜人皈依了佛教之后，利用他们在中亚的地位，将佛教推广到了兴都库什山以北，传播到了中亚，并顺着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在佛教雕塑中，有一种最美的雕塑风格称为键陀罗风格。键陀罗风格本身就是一种混合风格，之前，印度的佛像和神像大都显得呆板狰狞，但在如今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地带被称为犍陀罗（以现在的白沙瓦和塔克西拉为核心）的区域内，由于吸收了亚历山大大帝所带来的希腊式风格，创造了一种飘逸、美感十足的佛像新风格，这种风格正是在贵霜人的传播下传到了中亚，再进入了新疆以及中原地区。如今，人们看魏晋时期的佛教雕塑，总觉得人物造型飘逸，充满了灵动性，就来自键陀罗风格的影响。
• heidrich

  2022-03-15
  公元102年（永元十四年），年迈的班超终于回到了长安，不久就去世了。他给东汉留下的是一个庞大的西域。西汉的西域是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不计成本的财政开支堆砌起来的，东汉的西域政策却是精打细算，最初只动用了数百人，后来多不过两千人，就控制了庞大的西域，从这个层面看，东汉的西域政策更加理智和成功。但是，班超时期也已经是东汉西域最辉煌的时代。班超死后三年，汉和帝去世，他刚满百日的儿子当了不到一年的皇帝就天折了。汉安帝继位后，由于继承班超担任西域都护的任尚、段禧等人不得人心，维持成本越来越高，于是汉安帝选择放弃了进取的西域政策，再次撤销了西域都护。东汉又丢失了西域。
• heidrich

  2022-03-15
  西汉注重武力，东汉注重外交，这又和两个朝代的国力相对应。西汉经过了“文景之治”之后，国力达到了巅峰，汉武帝完成集权之后，能够动用极其庞大的财富用于军事，这是支持了他派出大部队征服远方的资本。但是，经过了汉武帝的挥霍、王莽的乱政，整个中国的财政已经支持不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加上东汉光武帝性格随和，没有过分清理他的功臣集团，让这些集团成长为与皇帝分享政权的世家大族，这些世族手中掌握的资源过多，导致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更加不足，这一切导致皇帝即便想要征服西域，也拿不出太多的本钱发动大规模战争了。可以说，东汉的对外扩张，除了与匈奴发生过重大的战争，在西域地区只投入了很少兵力，它能够获得如此大的成就，已经是非常不易了。
• heidrich

  2022-03-14
  汉朝与大宛关系的建立，也为中央帝国与属国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蓝本。事实上，截至清代的历代政府与海外打交道，往往是一种亏本买卖，也就是用丰厚的赏赐和贸易机会，吸引对方表示臣服。大宛用每年两匹马，换取西汉提供的大量的赏赐。到了明清时期，皇帝的赏赐同样是对方进贡的数倍，也正因为此，几乎所有的小国都争先恐后来中国进贡，使中国产生了强烈的财政负担，并不时引起一次次灾难。比如，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和倭寇，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由于进贡产生的矛盾，瓦刺人和日本人为了获取中国物资，过分热衷于进贡（事实上是变相的不平等贸易），导致与明朝产生冲突，并演化为战争。
• heidrich

  2022-03-14
  西域都护府建立的时间是公元前68年（地节二年），首任都护是郑吉，最初只是有职无府，后来在乌垒城设立了官府。在西汉时代，西域都护共有18人。除了特殊情况，可能采取了三年一任的做法。但西域都护府并不是一个容易稳定的机构，这里的人员只有数百人，却必须维持如此庞大的地域，与其说是依靠强力，不如说是依靠外交手腕。一旦外交失控，都护们可能都会有生命危险。比如，王莽时期的都护但钦，就是由于西汉末年无暇西顾时，西域诸国纷纷重新投靠匈奴，焉着等国家叛离后攻陷了都护府，将他杀死的。
• heidrich

  2022-03-13
  公元前141年（后元三年），西汉的汉景帝去世，他16岁的儿子刘彻登基，是为汉武帝。此时，距离西汉建立已经60多年，国家经济发达、人民富足，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没有经历王朝早期困苦的皇帝。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既没有汉高祖的开国功业，也没有汉文帝和汉景帝开创盛世的不世之功。在历代王朝发展史上，一旦到了这个阶段，就会出现一个对外扩张型或者消耗型的皇帝，他既不知道战争对社会和家庭的破坏，也不知道人们吃不上饭的滋味，他将社会的繁荣视为理所当然，希望借助这种繁荣建立属于自己的功绩，而对外扩张就是最好的方向。此前中国一直是一个内敛的国家，对外扩张的时期并不多，它们大都集中在王朝的这个时期。
• heidrich

  2022-03-13
  文明接触经常以悲剧告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人类社会中，那些最有好奇心的人，往往也是最有功利心和征服欲的人，即便双方在最初接触时带着好感和好奇，但征服欲本身很快就会将双方的不同习俗演变成摩擦乃至战争。只有在战争之后，人们才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实力，判断到底能够获得多少利益：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就有可能达到新的均势，如果有一方过于强大，就必然以征服为结局。在张骞发现西域时，西汉政权也恰好处于最具有野心的皇帝统治之下。西汉建国时期的战争早已远去，社会经过了长期的和平，恢复了繁荣富强，此时的皇帝不满足于当一个守成的统治者，渴望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域的发现就给了汉武帝一个新方向，在他的主导下，这个后来被定义为丝绸之路的地区进入了战争频发的时代。
• heidrich

  2022-03-13
  …在美国出现之前的旧大陆历史上，中国是唯一一个具有天然的完整边界的巨型国家，在这个国家的中心是巨大而又连通的华北平原、两湖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周围的山地以及东南滨海地区对这个核心区域形成了完美的保护，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能够维持着统一和向心力。与之对比，不管是欧洲、印度还是非洲，都缺乏如同中国的地理完整性，在历史上充满了分裂倾向，小国林立，无法形成统一市场，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支离破碎和战争状态。正是在这片幸运的土地上，中国人建立了数个富裕的朝代。正是中国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其本土比周边更加富裕的现状，产生的巨大向心力使得中国人过于关注本土，缺乏对周边地区的好奇心，也形成了所谓“中央之国”的世界观，更进一步束缚了中国人的脚步，让我们很少能走出国门，探索世界。可以说，地理单元的得天独厚给中国带来了幸运，但这种幸运又变成了一种锁链，让中国无法突破旧有的边界，从东亚帝国变成世界性国家。
• heidrich

  2022-03-13
  张骞通西域的目的是联合西域的大月氏抵抗匈奴，但这个使命从他到达阿姆河流域，见到这个乐不思蜀的民族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失败。幸运的是，他出使发现的一系列新的国家和民族打开了汉朝的视野，从此之后，这个刚刚步入统一的集权大国，就从封闭的东亚国家变成了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在这里，就产生了关于不同文明接触的一个永恒的命题，或者说一个悖论：人们总是乐于相信两个文明最初的接触是充满好奇心而又友好的，然而历史上更多的例子却表明，不同文明的接触总是伴随着暴力和征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西方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暴力，葡萄牙人发现印度航道之后，在第一次航行中就充满了血腥和强迫，而西班牙人对于墨西哥和秘鲁印第安人的征服更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文明接触事件。
• 寒鲲

  2022-12-19
  最后一点更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内地的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长安是最富裕的地方，到了唐末经过“黄巢之乱”，长安已经残破到撑不起区域经济，更何况是全球性的贸易体系了。从中亚贩卖商品到长安已经无利可图，反而是到广州能够获利颇丰。广州和长安都经历过“黄巢之乱”，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广州是可以恢复的，长安却再也恢复不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安的衰落，使得丝绸之路再也没有当年的商业价值了。
• 皓日当空

  2022-01-08
  所以，蒙古人的冲击给西方带去了想象力，促进了他们的探索和地理大发现，与此同时，却激起了中国人的排斥心理，让他们将首要目标定在了维持现状，而不再是向外探索。这种差异，使得明代变成了一个故步自封的帝国，并迎来了中国最保守的时期。一句话，蒙古人把世界主义带给西方的同时，却给中国留下了唯一的选项——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