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三百年

• 张清蕴

  2021-10-30
  在200年前的19世纪20年代，希腊人是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旧欧洲塑造成现在由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新欧洲的先驱。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希腊和希腊人在今后还会一直秉持“西方”的价值观、传统和政治。考虑到地缘以及历史方面的原因，希腊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但是，在2021年希腊庆祝建立国家200周年之时，希腊人都应该为他们取得成就的方式而感到自豪。这种方式是，他们的成就从一开始就是循着自己的本性，经过艰难的每一步，通过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合作赢得的，而不是通过闭关锁国取得的。如此成就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因为不论人们理解希腊还是误解希腊，希腊从来都是现代欧洲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 张清蕴

  2021-10-30
  很多“说斯拉夫语的马其顿人”（说斯拉夫语的人在1912年后变成希腊王国的臣民）在20世纪40年代的希腊内战中加入了共产党的阵营。后来，加入人数大大减少。由于从来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这一群体的规模很难得到可靠的推测。可能，该地区更多的希腊人在家里说的是斯拉夫语，但是在外面不愿意被看作“说斯拉夫语的马其顿人”。几十年里，尽管希腊官方对这一群体持怀疑态度，但是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没有其他希腊人更忠诚于国家。在国界的另一边，曾经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并位于其最南端的那片国土，从1943年后变成了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它成为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只要南斯拉夫一直是完整的、独立的联邦，那么这就纯粹是南斯拉夫人的内部问题。可是，1991年9月8日，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举行全民公投，就像几个月前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那样，结果是赞成完全的独立。于是，新的马其顿共和国申请加入欧盟和联合国，以得到国际的承认。希腊和全世界希腊族的反应是真切的、极端的。国外的观察家，包括国际组织的代表、外国使节以及全球各地的媒体对希腊方面的强烈反应一再表示难以理解。这个新的国家身处内陆腹地，积贫积弱，没有军队，其人口只有希腊的1/5，还分为两派，一是占多数的说斯拉夫语的人，二是占少数的阿尔巴尼亚人。它能有什么威胁呢？那个时候，具有国际思维的希腊评论家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毫不留情地指出历届希腊政府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在其后的4年里，希腊在这个问题上变得四面楚歌。在巴尔干半岛重新发展中起领导作用的前景，好像就这样无端地黯然消逝了。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很难说是政府和受教育的精英阶层引导大众舆论，还是被大众舆论引导，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方也经常出现。1992年的前几个月，在雅典和萨洛尼卡，大量民众涌向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报社的立场强硬坚定，一点儿都不妥协。抗议不只发生在希腊。在澳大...
• 张清蕴

  2021-10-28
  反对者可能永远不能理解或者从来不愿意理解的一个问题是，绝大多数希腊左派支持者的心里是如何注入深刻的甚至是虔诚的作为希腊人的身份认同感的？的确，在这场冲突的最后阶段，共产党领导人宣布，共产党愿意将领土让给希腊北边的邻邦。这是为了让民主军在战场上获得后勤支持而付出的代价。这一直是希腊共产党自我宣传中最薄弱的一点，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早在1949年年初这些让步提出之前，希腊政府的一贯做法是，给这些人贴上“民族解放阵线—巴尔干半岛人”的标签，称他们是拱手出让希腊国土的卖国贼——将巴尔干战争期间付出巨大代价而赢得的土地，送给了包括现在的由共产党执政的保加利亚等敌国。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标签一直贴到了今天，而且还会贴下去。但是，两方都不是坚定的、一如既往的爱国主义者，各自的爱国主义都打了折扣。痛斥共产党向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出让边界土地的那个保王派政府，先后向英国人、美国人出让了希腊很多的主权，目的是获得打败国内敌人所需的武器弹药。考虑到这一点，哪一方依靠的外国实力强大，哪一方就能独占鳌头。但是，无须怀疑的是，双方的大部分人都是为了一个与他们自己有关系的希腊身份认同而投入战争，这个身份认同是他们自己想象的生活和未来家园。
• 张清蕴

  2021-10-28
  在占领军有意谋杀的希腊公民中，有高达8万人的死亡不是因为抵抗，他们被杀害的唯一理由是他们是犹太人。1943年春天，德国人把萨洛尼卡全部的西班牙系犹太人集中起来，用火车把他们驱逐出境，再塞入货车中。“几乎所有人都被送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那儿的记录显示，有48 974名犹太人来自希腊北部，其中37 386人被立即毒杀。几乎没有一位幸存者返回家乡。”这些数字最令人恐惧的是它们的精确性，而希腊在20世纪40年代遭受的大部分暴行是没有如此精确的数字来说明的。后来，雅典、爱奥尼亚群岛、约阿尼纳和克里特较小的犹太人社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据估计，“希腊90%的犹太人被杀死”，这是欧洲犹太人被杀害的最高比例之一。
• 张清蕴

  2021-10-28
  被称为“雷贝蒂卡”的音乐和歌曲所表达的，是一种与正统音乐和歌曲完全不同的自给自足的追求。在政治上，让贫穷人口栖身并维持他们的歌曲的曼杰斯社区和城市底层阶级从来没有被组织起来。但是，独裁政府上台几周后将“留声机唱片”这一项目令人惊奇地列入媒体审查名单，这正是源于他们。对独裁政府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来说，雷贝蒂卡就像一块红色的破布。它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其音乐本身一点儿都不受政府的影响，其自身的价值甚至比国家推崇的价值还高，它的实践对“新国家”代表的一切都产生了腐蚀。诞生孕育“第三希腊文明”的社会里，怎么能容忍大麻瘾君子、犯罪行为和对公司式国家的蔑视呢？也许，雷贝蒂卡最令人反感的是其音乐本身。曼杰斯最喜爱的乐器是布祖基琴，它与土耳其的萨兹琴属于同一个乐器家族。雷贝蒂卡的音乐依然是遵从模式体系的，主要是基于木卡姆体系，在很多方面都带有中东音乐的特色。它听起来不像“欧洲音乐”，更不像西方的音乐。那个时候，希腊比100年前都更坚决地将自己视作西欧的一部分，因此，所有这类让人们想起“东方的”过去的东西，都必须抹杀掉。也许比让人们想起土耳其统治更严重的，是雷贝蒂卡的音乐让希腊人回忆起他们曾经大范围在东方流散以及希腊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的历史。与现代土耳其的睦邻友好这件事，是维尼泽洛斯出于国际政治利益的考虑而启动的，梅塔克萨斯从未干扰。但是，奥斯曼人的历史记忆以及希腊民族国家的面积远大于希腊国家的历史记忆，是不能被容忍的。希腊独裁政府采取了行动。音乐类型、乐器以及发声技巧等一切被看作是“土耳其”的东西，都被从唱片录制公司的订货本或节目单上清除了。作曲家和演唱者被监禁或被流放到偏远的岛屿上去，其理由是他们涉嫌各种各样的“反社会”的行为。布祖基琴在这个时候被看作等同于土耳其的过去，等同于孕育这个琴的底层社会的犯罪，在独裁政府的眼里成了颠覆国家的象征。乐器很容易被搜查，被销毁，它们的主人则被传...
• 张清蕴

  2021-10-27
  在另一个方向，马其顿变成了一座慢慢喷发的火山。在这个地区，奥斯曼人依然掌权，尽管不能对地区进行完全控制。说希腊语的人和说斯拉夫语的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早在19世纪80年代后就开始加剧了。现在，希腊人不得不在整个地区与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两个方面的力量争夺当地人群对希腊国家意识的认同。有些说斯拉夫语的人甚至还积极推动马其顿独立运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成立了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这个组织不像其名字显示的那样，它更倾向于支持保加利亚，而且其方法都是极端革命性的。1903年4月，这个组织的一伙人在萨洛尼卡引发了大规模的爆炸事件。在经历了好几天的恐慌以及受到警察的严厉镇压后，爆炸肇事者并没能激发更大范围的报复，进而没有引发更大规模的叛乱。1903年8月2日夜里，经过精心细致的准备，这个组织在莫纳斯提尔地区策划发动了一场起义，但是在希腊非正规武装和希腊东正教卡斯托利亚主教的帮助下，这场起义被奥斯曼帝国无情地镇压了，起义的领导者被处以极刑。从那以后，这场起义就被保加利亚人称为“圣以利亚日伊林顿起义”，因为起义那天正好是圣以利亚日。这一天后来被北马其顿共和国确定为国庆日，自1992年起，北马其顿共和国和希腊在马其顿这个国名问题上一直争得不可开交。我们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让当地人以及雅典的希腊人愤怒的因素，不是有着共同信仰的东正教徒的命运。伊林顿事件就是一个警示性的信号。在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抗衡的情况下，如果其采取行动，那么整个地区很快就会被保加利亚教会（督主教会）控制，并被普及保加利亚语言，最终被尚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保加利亚公国主导。马其顿与克里特岛的情况不同，希腊不会去冒公开干预马其顿事务的风险，更没有兴趣为了马其顿而打上一仗，因为政府没有资源，也没有海外外交影响力。但是，在新闻媒体和有影响力的人物施加的压力下，雅典在1904年年初成立了一个马其顿委员会。在驻萨洛尼卡领事馆的掩护下，希...
• 张清蕴

  2021-10-28
  世界上大多数说希腊语的人现在成为100年前在革命中诞生的希腊国家的公民，这在希腊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结果是，1922年以后的20年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与19世纪30—40年代希腊独立后最初那些年很类似的情况。再一次，几乎一切将从头开始建设；再一次，就像巴伐利亚人统治时期一样，人们苦苦思索——如何马上变成希腊人和现代人，所谓现代人也就是西欧人。到处都是新的思想，到处都对欧洲开放，特别是对西欧开放。正如曾经发生过的那样，拜占庭帝国和东正教的东方遗产再一次黯然失色，人们更愿意重新定义自己的文化渊源，从最绚烂的古希腊文明直接承继到今天。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地理上说，希腊是那个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带，古代文明的两个中心雅典和斯巴达正好与希腊国家基本上确定的疆界相吻合。当希腊军队从安纳托利亚狼狈地撤离以后，那个东方的地平线就永远地消失了。将拜占庭帝国千年的历史记忆与此联系起来只会带来更多痛苦。
• 张清蕴

  2021-10-27
  变革是从一次金融危机开始的。随着1832年国民议会事件的解决，希腊背负了6万法郎的新贷款，这是由欧洲强国担保的。从那以后，债务还本付息就成为希腊财政最大的开支项目之一。为了弥补亏空，实现收支相抵，希腊政府每年都被迫申请新的贷款。1843年，在国际危机发生以后，欧洲强国变得严厉起来，不再给希腊新的贷款来弥补其资金缺口，而是再度聚首，召开了曾经首先保证希腊独立的伦敦会议。无奈绝望之下，奥托采取了财政紧缩的措施，但是马上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不过，这些措施远远不够。1843年夏，国王被迫同意屈辱的条件；国家未来税收的一部分要归债权者所有，直接支付给他们在雅典的代理人。而且在350万法郎的经费支出方面，希腊必须厉行节约。希腊的这种处境与其在2015年7月遭遇的所谓第三次紧急援助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15年，希腊政府同样被迫将自己的财政自主权拱手交给了欧洲债权者。
• 张清蕴

  2021-10-27
  随着奥托乘着一艘英国战舰于1833年2月6日抵达纳夫普利奥，希腊作为一名新生儿，就降生了。新的希腊不是什么人的发明创造，而像是一个计划外的婴儿，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它的父母是欧洲列强和奥斯曼帝国。不过，与任何人类新生儿一样，希腊也是一个新的孩子，它要成长，要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不可预见的品格。
• 张清蕴

  2021-10-23
  但是，这个故事真正可以告诉我们的是，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对他们的宗教信仰、宗教不断传承与积累的传统以及对衰亡的君士坦丁堡帝国的一些集体记忆，有着极度的忠诚。当提及过去的时候，这些人中的精英以及西方的旅行者的热情就会遇到令人困惑的诧异或怀疑。作为真正的基督徒，信仰东正教的人知道，那些被称为“Hellenes”的人从很久以前就在这些土地上生活，所信仰的都是假上帝。因此，这些“Hellenes”就是那些18世纪优雅的、知荣辱的、敬畏上帝的“Romioi”的对立面。很多口头的传统讲述，在后来都被文字记录下来，说的是“Hellenes”一定是一个巨人民族，曾经建造了现在依然可以看得见的城墙和纪念碑。异教徒的神庙，特别是那些雕塑，一看就知道拥有超自然的、危险的力量，所以，毫无疑问，对国王的向往就变成了对大理石的向往。
• 张清蕴

  2021-10-22
  根据奥斯曼帝国征服异域后的做法，兄弟俩称呼苏丹为“国王”，这一直是拜占庭基督教国王的官方头衔。他们的想法是从内部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尽管比前面的先驱更加坦率和直接，但菲利普迪斯和康斯坦塔斯在书中没有一个字鼓励他们的同胞揭竿而起，反抗他们的君主。这两位作者的政治追求与当时很多受过教育、说希腊语的人一样，倾向于游移不定。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因此他们对于改革的诉求是令人尊敬的。另一方面，《现代地理》出版的时候，奥斯曼帝国正与俄国交战，该书对俄国不吝溢美之词，他们计划将其献给“俄军总司令格列高里·波将金”。但是，希腊革命后，兄弟俩再次选择回到奥斯曼帝国，而不是在独立后的希腊度过余生。
• 张清蕴

  2021-10-19
  玛丽娜·墨蔻莉在出任社会主义政府的文化部部长之前，被军政府剥夺了希腊国籍。她在自己灌录的一首歌中对小资产阶级进行了嘲讽，因为他们胆敢说“我不再是一个Romia了”。这首歌的要点是，国籍可以被授予，也可以被剥夺，但是一个人作为Romia或Romios的身份认同是不可被剥夺的。这种身份认同存在于天地之间，官方无权干涉，甚至是无法企及。 有时候，人们建议将“Hellene”和“Romios”这些相互交叠但又明显不同的身份认同，都整合进希腊的文化特质或行为模式中。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当希腊人认为他们是“Hellenes”的时候，就会在脑海里想到精英文化和官方文化，从而在政治和文化喜好（比如喜爱古典音乐）上与西欧寻求身份认同，采用世俗的世界观和理性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当他们认为自己是“Romioi”的时候，其目的是强调亲密性和非正式性，与传统形式的文化寻求身份认同，采用宗教的世界观以及自发性、感性的思维方式。希腊传统文化与巴尔干半岛、中东有着更加直接和密切的联系（比如喜爱蓝调雷贝蒂卡，这是一种源自黎凡特传统的音乐形式）。
• 张清蕴

  2021-10-19
  如果说所有的现代人都是由5万多年前走出非洲的部落繁衍而来的，那么希腊人一定也不例外。遗传学的进展可能会揭示，现在讲希腊语的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古代“经典”文化的创造者们有着相同的基因。不过，对于我们了解希腊的现代史，这真的不重要。人类的现代史只有几千年，从这样的尺度上看，影响历史的因素是环境、行为、事件、思想等，而不是进化生物学。在这个意义上，重要的不是构成国家人口的个体的生物学祖先，而是某种比喻意义上的一个国家、民族、政权或者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复杂现象的祖先，尽管“祖先”这个词最常见的意思是生物学祖先。
• 张清蕴

  2021-10-28
  随着战场上的战火拖延不熄，希腊在安纳托利亚的战役没有任何体面结束的迹象，希腊国家和希腊民族国家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增大。过去6年持续不断的内战以及其他冲突搅动起来的所有丑恶开始浮出表面。8月，一份亲政府的报纸《每日报》发表了一篇著名的社论，题目是《回家……》。社论呼吁“再也不能在那个还活着的人无情地施加到希腊人身上的冒险事业上流血牺牲了”，当然，那个人指的是维尼泽洛斯；现在“应该放弃小亚细亚，把它还给其尊贵的居民吧”。在希腊语里，从罗马时代起，小亚细亚一直被称为“安纳托利亚”。使用“小亚细亚”这个词汇好像是为了抹去希腊基督徒和土耳其穆斯林之间的差别，而这一差别是希腊从一开始建立民族身份认同所依据的基础。该报编辑乔治斯·弗拉乔斯后来承认那篇社论是在古纳里斯的授意下撰写的。对古纳里斯来说，现在重要的不再是“已经解放了”的民族国家的未来的问题，而是希腊国家及其机构的荣誉和名声，特别是军队的荣誉和名声。也许最令人不寒而栗的话，出自希腊在安纳托利亚地区职衔最高的政府官员——士麦那高级专员阿里斯泰迪斯·斯特里贾迪斯之口，此话似乎是预言。有人问：“在已经不可能避免一场人类灾难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帮助希腊人逃离那个城市？”据说，斯特里贾迪斯是这样回答的：“他们最好待在这儿，被凯末尔杀掉，如果他们返回雅典，就会把那儿的一切弄得天翻地覆。”尽管1922年那场噩梦般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很久，但那种恐惧依然没有散去。
• 张清蕴

  2021-10-23
  西欧“对古典希腊的追寻”没有与其对应的项目“希腊启蒙”相遇，当然不能发现共同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错失的机遇。同样，在东正教的东方，有识之士也在这个时候执着于弄清楚他们自己身份认同的问题，希望到当代“欧洲国家”的示范样板那里寻求一些新思想以及他们高度推崇的新繁荣。这两个方面的追寻都对古代的希腊着迷，都试图在希腊人生活的土地的过去和现在之间找到有意义的联系。但是，这期间没有思想的相遇。西方学者越是将古代希腊理想化，就越难在与希腊语言有着更直接关系的那些文人雅士身上找到共同的追寻。即便今天出现了关于“希腊启蒙”的优秀研究成果和关于那个时期西方旅行者以及理想主义者的优秀研究成果，也没有人会想到探寻这两种成果之间的平行关系，因为这两者之间显得那么不同。这种理解上的失误，从一开始，甚至在希腊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现代国家以前，就对后来的很多东西投下了阴影。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当希腊人和其他西方人出现误解或彼此不信任的情况时（这种误解还经常出现），那种不信任的源头都会追溯到这两条平行的、永远不相交的路径上。
• 张清蕴

  2021-10-23
  温克尔曼对古代希腊政治体制的有些撰述，明显是离奇荒诞的。据他所言，人类在公元前5世纪这个历史性的时代，已经达到了理想的完美状态。艺术的孕育、政治自由、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全部神奇地汇聚在古希腊。这个伟大成就是不可复制的，同时也是现在或未来任何踌躇满志的文明都不可匹敌的参照点。鉴此，现代欧洲人在18世纪下半叶开始思考他们自己的“文明”，甚至以那个难以企及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古伊斯《伤感的希腊之旅》的英文版在1773年出版，其匿名译者增加了一个前言，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从而为该书吸引了更多的读者。欧洲文明国家急切地抓住每一个了解那个民族信息的机会，这一点儿也不令人奇怪，因为它们曾从那个民族那里得到那么多的恩惠。因此，我们应追溯我们的本源，至少，我们应该说，追溯我们行为方式的源泉以及我们知识的来源。“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尤其是其他欧洲国家，欠下了希腊巨大的文化债务”这一观念深深植根于希腊历史和希腊集体意识之中，而且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获得了新的反响，因为这一时期的希腊陷入了对欧洲国家的巨额债务之中，被债务折腾得焦头烂额。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观念起源于西欧，起源于温克尔曼及其同时期的旅行者的时代。那些旅行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那些行省是“希腊”，因而不辞辛苦，去那里寻求他们自己的根源。的确，正如最近一些研究成果所揭示的，18世纪的“欧洲观念”与“希腊观念”是不可分割的。
• 张清蕴

  2021-10-23
  这意味着，在很早期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记述中，现代希腊人的“特点”就已经定型化了，他们的叙述语言中充斥着“下贱的”“被奴役的”等词汇。这些旅行者基本不了解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现实，不自觉地就忘记那个时候欧洲人的政府远远没有苏丹政府专制，所以在评判旅行中遇到的人的时候，就以自己脑子里已有的古代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形象为依据。一般人所说的“大奥斯曼”治下的基督教臣民生活的奴隶制度情况，很少能激起旅行者的同情，更多的是引发他们的蔑视。与奴隶制度相关的还有奴性。这种性格被反复言说，指的是有些人心甘情愿地低三下四、卑躬屈膝，让旅行者难以理解。旅行者的游记中经常提到“现代希腊人”的性格，还有欺骗和狡诈。希腊的先祖中有史诗英雄人物奥德修斯，有人注意到了他与后人之间的共同点，但是在旅行者眼里，奥德修斯的英勇难以减弱他的后代的罪恶，后代的罪恶反而更加凸显了他的卓尔不群和出类拔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