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 [已注销]

  2013-03-30
  由于农业营养不良，农民食不果腹，饥荒在中国农村大范围的蔓延，对当时的中国政府造成了极大威胁。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这些问题得到政府的重视。中国政府因此于1979年着手改善农业环境，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对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还对农民使用化肥实行补助以增加农业产出。
• 萨缪

  2013-03-21
  泛泛而言，制度有着两种相互关联却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并非天然的，而是人造的工具；人类社会的生存和长治久安依赖于这些制度。许多制度因人类活动而生，但并非人类有心设计而成；有些是人类有意为之却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些意料之外的影响设置超过了当初期望的目的……其次，因为制度深深地影响社会组织的创立与运作，以及社会中界限的划分与强化，制度逐渐有了额外的功能。在这第二种功能中，制度更多的是我们向他人传递的一种信号，告诉他人我们是谁，我们的价值观如何，而不再主要是为我们的利益服务的一种工具。当我们认同一种制度，我们并不再把制度作为实用工具来管理我们的社会生活和追逐利益，而是将其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
• 萨缪

  2013-03-21
  总的来说，制度变迁受思想和利益的双重影响。逐利当然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力，但制度如何变迁却很大程度上由思想左右。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利益冲突与思想冲撞，改革往往会因此受阻。在经济学里，解决利益冲突的途径是产权与市场竞争，这些一提长久以来就是经济学界的主要研究问题。在制度分析中，即使学者注意到思想与意识形态的作用时，它们往往被视为非正式制度中的一部分，此外还包括规范、习俗及价值观等。既不正式，又不具备强制力量，非正式制度左右人类行为的影响力经常被轻视，人们往往认为它不像正式制度那样强大或直接。然而，这种误读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讨论制度时所使用的观念和有关理论上的偏见，而非制度的实际情况。
• 萨缪

  2013-03-15
  在毛泽东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之后，中国至少经历了包产到户的三次回潮。第一次是在1956年，在集体化和农业合作社刚刚推行之后。在当时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的支持下，包产到户在许多省份得到了普遍推广，《人民日报》上对此的讨论非常热烈。浙江永嘉县是当时被广为宣传的例子。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政府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邓子恢也遭到严厉批判。第二次发生在1958年底、1959年初的“大跃进”期间，农民诉诸包产到户的原因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当时涉及的省份有湖北、湖南、河南、江苏及甘肃，但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后，这些地区的包产到户的作法被消灭殆尽。第三次发生在“大跃进”失败迹象日益凸显的60年代出。作为弥补粮食短缺的权宜之方，包产到户在全国各个省份都得到了提倡，连毛泽东亦对其首肯。即便如此，包产到户仍未能摆脱厄运，1962年，新一轮的政治攻击接踵而至。然而，包产到户在各方的庇护下，仍然在许多地方留下了星星之火
• 萨缪

  2013-03-15
  据记载，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是四川省蓬溪县群利镇一个名为“九龙坡”的小山村然而，比九龙坡村知名的多的案例，是安徽省小岗村实行的改革，它是教科书中的典型案例，也是官方认可的在农业改革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呃开拓者，但实际上小岗村的改革是在九龙坡实践两年多之后才开始的
• 元非

  2012-08-13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 reflected what Mao had learned from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ving to a socialist system. It w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Mao’s attempts to decentralize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But even within the Party the article was not circulated until 1975, when Deng decided to promulgate it to legitimize his economic policy. But Mao refused to let the article go public, probably due to the danger it would pose to the ongoing Cultural Revolution.
• 赛大可

  2020-08-21
  1972年，中国从日本和西欧采购了钢铁、化工、化肥生产和发电相关的设备，促进工业结构现代化。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打开国门。
• 赛大可

  2020-08-21
  对毛泽东的诠释成为控制政治意识形态中至关重要的战场。
• Zophiel

  2019-04-08
  在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中，即使在私营企业被允许合法经营之后，两大因素切实打断了这个过程。首先，全国经济割裂成很多分块，以至于各个地方经济基本上同外部世界隔绝，竞争失去了对企业的规范作用，企业也因此失去了对它们至关重要的回馈机制。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不同地域间的企业几乎没有直接竞争。低效率的企业没有改进的动力或者破产的压力，导致了资源错误配置中的静态低效率。同时，那些让企业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和市场表现的优秀商业运作方式却无法很快得到认可与效仿，导致了集体学习过程中的动态低效率。国民经济的整合与增长，会将更多的企业和人才引入集体学习的过程之中，加快学习过程，最终提高企业的分配效率和适应效率。当一个全国性市场形成时，所有的企业，无论处于经济中的哪个位置，都会成为集体学习过程中的一分子。 其次，如果经济环境中的企业无法在共同的市场规则的制约下竞争，市场竞争与试验性的学习所带来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被规则所约束，因为竞争会筛选表现拙劣的企业，留下优质的企业。企业进行的试验充斥着各种不确定因素，例如提供什么商品、如何定价等，可能来自对消费者偏好的不了解、其他公司的计划或者原材料的价格，以及政府的监管等。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只有提供消费者愿意购买的商品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在从消费者手中取得利润之后，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生产要素。而如果企业通过像捕捉政治风向这种方式获得生存机会，这个市场体系就会崩溃。混乱的定价造成的最大危害并非工业原材料价格混乱。尽管有着一价定律的存在，由于信息不对称，众多的公司通常面对不同的原材料采购价格，在市场机制下产生了各种差异化成本。跨区域的重复投资也并非主要问题的所在，真正的问题是全国公共市场的缺失严重削弱了市场纪律，导致与市场竞争密不可分的回馈机制不再有效。这给国营企业造成的问题远超过预算限制软化；...
• 小新

  2018-12-01
  要回答为什么国营企业改革会失败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当时的工业结构。一定程度上，由于毛泽东数次尝试分权，中国经济脱离了传统苏联模式的轨道。在苏联模式中，生产、分配、定价和投资都由中央经济办公室严格控制。在中国，国营企业处于多层政府部门的监管之下，从中央政府（国务院下属的部委）到省级、地市级、县级甚至乡级政府。和国营企业相似，城乡集体合作制企业也在市政府和乡政府的监管之下。此外，国营企业的运营受两条指挥线的控制：纵向的指令叫作“条条'，横向的指令则称为“块块"。对所有的产业而言，纵向的指令从中央直属部委一路向下传达到省地市县级对应的主管部门，横向的指令则由地方行政部门下达。 在纵向指令系统中，如果一个国营钢铁厂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监管，则属于中央国营企业，将听令于冶金工业部；如果这个钢铁厂由地方（省市县级）政府监管，则属于地方国营企业，听命于当地的冶金部门。在横向的指令系统中，国营企业要根据自己所属层次（中央、省、地市县等）受到相应的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控制。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指令总是可以到达企业，因此国营企业面对的是一个网状的监管结构。一些其他因素让国营企业的监管体系更为复杂。首先，所有的地方工业部门都需要同时向当地政府和更高级别的部门主管以至国务院下属的部委负责。在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中，横向的指令系统并不存在。然而在中国，由于毛泽东坚持不懈的分权化努力，地方政府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在横向系统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其次，国营企业经营的不同业务经常接受不同部门的监管，包括人事（晋升、调动和招工等）、工资体系、财务、生产计划和投资计划等。人事和工资的指令一般通过横向系统来传达，生产和投资计划指令则基本上通过纵向系统来传达，尽管这部分也会受到横向系统的影响。监管的职能划分和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使得对国营企业的管理变得异常复杂。第三，国营企业及其管理层也有...
• Writing Cities

  2013-04-23
  总的来说，制度变迁受思想和利益的双重影响。逐利当然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力，但制度如何变迁却很大程度上由思想左右。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利益冲突与思想冲撞，改革往往会因此受阻。在经济学里，解决利益冲突的途径是产权与市场竞争，这些议题长久以来就是经济学界的主要研究问题。相比而言，思想冲撞在经济学里并没有受到什么关注。在制度分析时，即使当学者注意到思想与意识形态的作用时，他们往往被视为非正式制度中的一部分，此外还包括规范、习俗及价值观等。既不正式，又不具备强制力量，非正式制度左右人类行为的影响力经常被轻视，人们往往认为它不像正式制度那样强大或直接。然而，这种误读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讨论制度时所使用的观念和有关理论上的偏见，而非制度的实际情况。泛泛而言，制度有着两种相互关联却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并非天然的，而是人造的工具；人类社会的生存和长治久安依赖于这些制度。许多制度因人类活动而生，但并非人类有心设计而成；有些是人们有意为之却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些意料之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当初期望的目的。制度运作的一个主要方式便是将单独个人组成为社会组织，包括家庭、公司、政治团体以及国家。这些社会组织一旦成立，会有其他规章制度来规范与协调它们的活动，以达到最初设立的目标。正因为制度在现代社会中无所不在，复杂的制度如何影响经济与社会的运作和发展自然吸引了众多学派的关注。其次，因为制度深深地影响社会组织的创立与运作，以及社会中界限的划分与强化，制度逐渐有了额外的功能。在这第二种功能中，制度更多的是我们向他人传递的一种信号，告诉他人我们是谁，我们的价值观如何，而不再主要是为我们的利益服务的一种工具。当我们认同一种制度是，我们并不再把制度作为实用工具来管理我们的社会生活或者追逐利益，而是将其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当我们最初制定或选择某个制度的时候，我们看重的是它的实用功能；此后...
• Evan

  2013-03-27
  遗憾的是, 对于大跃进的讨论, 很大程度上受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影响, 并把讨论的重心落在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上. 事实上, 有证据清晰表明大跃进主要是认为造成的灾难, 这个观点后来也得到了许多定量化研究的佐证. 由于众人争议的重点过于局限在对政策制定者的问责,上, 对问题的本质没有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致使中国经济和政治中一直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在此后得以延续, 根植在了整个社会主义体制当中. 这样, 最开始催生了大跃进并急剧加速了灾难发展的许多制度性缺陷, 非但没有解决, 反而在中央集权的回归及五年计划经济的复兴下变得根深蒂固.
• Evan

  2013-03-27
  "大跃进"后, 毛泽东的第一次分权改革宣告失败, 中国经济重新回到了中央计划的老路. 中央计划至少能够结束"大跃进"造成的混乱局面, 逐渐恢复秩序. 中国经济在60年代中期得以复原. 这个经验让许多中国领导人把中央计划奉为发展经济的金钥匙, 对陈云而言尤其如此.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 陈云与邓小平一道主持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建设.
• Evan

  2013-03-27
  除了少数人持异议(例如陈云)外, 绝大多数领导人对"大跃进"的热衷程度不亚于毛泽东, 尤其是早期阶段
• [已注销]

  2013-03-25
  华国锋的洋跃进寄希望于引进西方科技并提高国内生产能力之后，可以自主的生产高级资本物品和消费品。但这种比较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另一个关键性差异。在洋跃进下，引进的西方科技仅仅只在部分国营企业手中；而在改革开放模式下，现代科技以进口消费品和资本引入方式呈现在全社会消费者和所有生产企业面前
• 轻逸

  2015-09-15
  思想市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与无知和偏执的无尽无限的斗争中，真理才会展现其面目；并且，没有真理可以一劳永逸地赢得胜利，也没有权威能够作为真理的决断者。由于人类自身易犯错误，而且求知过程中人类的无知不可避免，开放的思想市场才成为最能帮助人类接近真理的工具。否则，思想市场将会变得多余和浪费，甚至如同他的批评者所说的，危及社会稳定。具备批判思想、愿意挑战权威，而又宽容、虚怀若谷的公众，是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沃土。
• Henrietta

  2013-04-26
  四大边缘力量——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先锋力量。政府能够容忍从草根阶级发起的经济试验，正是因为这些试验是在社会主义紧急的边缘地带进行的，政府认为其很难对社会主义政权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由于这些边缘力量被政府视为经济中的次要部分，只要不威胁社会主义的存在，这些边缘化的革命就能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一旦农民和城市中的无业居民拥有了发展私营经济的自由，他们会迅速抓住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比国营企业更加高效，让信奉实用主义的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这些试验对社会主义更加有利，而不会造成危害。当这种非正统的实践被官方所认可时，他们不可避免地减弱了僵化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影响，拓宽了政治思想的疆域。
• 元非

  2012-08-28
  Marxism was rarely, if ever, seriously studied or understood by Mao and his comrades. Those who had studied Marxism more systematically either died at the hand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before 1949 or lost out to Mao in the Party’s repetitive power struggles. Since Mao’s rise to pow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always been more Chinese than communist. Mao’s vision of communism, for example, was based more on his immersion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than in his reading of Marx or Lenin, which was quite limited. Despite his repeated efforts to uproot China from its traditions, Chinese socialism remained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China’s long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China under socialism remained Chinese.For example, even though socialism was believed to rest on public ownershi...
• 元非

  2012-08-21
  Regional competition has another important dimension that has so far eluded scholarly attention, which helps to reveal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inese capitalism and sheds new light on the question rais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section: What exactly is competed for in regional competitio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nvestment has been the immediate target of competi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But as they compete, local governments also vie over different idea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subtle but critically important dimension of China’s regional competition will become clear if we put it into historical context.Under Mao, the decentralized Chinese economy inevitably opened up some room for local initiatives. But none of them lasted long before being hijacked by Mao’s political cam...
• 元非

  2012-08-21
  There is an extensive and growing literature on China’s decentralized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its far-reaching impact on China’s market transformation. As we have discussed, the legacy of Mao’s repeated efforts at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persists. But Mao’s legacy is itself rooted in China’s long history, under which the so-called junxian system prevailed. As reflected by the well-known Chinese axiom, “the mountain is high and the emperor far away,” the de facto autonomy enjoyed by the xian or county government has long been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Chinese political structure.But fiscal and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regional competition. In Mao’s time, for example, regional competition did not arise. Instead, Mao’s repeated efforts at decent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