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语者

• 马自挂

  2021-07-01
  对西蒙诺夫那一代人来说，战争是他们人生中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他们大约出生于1917年大革命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渐趋成年，基本价值观全由斯大林政权所塑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陆续退休。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怀念战争年代，视之为自己青春时代的顶峰。那时讲的是同志友爱、同甘苦共患难；那时的“人品变得更好”，因为大家必须互助互信；那时的生命有更大的目标和意义，因为在他们眼中，国家的命运似乎取决于他们对战争的个人贡献。这些老兵把战争岁月当作齐心协力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大家都为胜利作出巨大牺牲。他们回顾1945年，视之为苏维埃历史和记忆中几近神圣的时空存在，借用老兵兼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的话即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毫无疑问，战争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因此，我们不愿以任何方式来贬低我们的人民在那可怕、艰苦、难忘的岁月中的伟大成就。我们对所有阵亡的士兵的记忆如此神圣，我们的爱国情怀如此纯洁、如此深沉。
• 马自挂

  2021-07-01
  在坚忍或认命方面，没人能超过尼古拉·利列耶夫。尼古拉出生于1921年，18岁被红军征召入伍，1941年当了德军俘虏；作为囚犯，他先在爱沙尼亚的一个农场工作，后来又进过德国各个矿区和工厂。1945年，尼古拉返回苏联，被捕后获刑10年，被送去科米劳改营。尼古拉1955年获释，但不准回到家乡列宁格勒，于是定居于卢加，直到1964年。他在2002年写下回忆录《不幸者活不下去》，以下面这段开场白拉开序幕。他坚称，其中没有丝毫的讽刺和黑色幽默：我一直非常幸运，特别在我人生的困难时期。我很幸运，父亲没有被捕；学校教师待我不错；没有参与芬兰战争；从未中弹；铁窗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年是在爱沙尼亚度过的；没有死于在德国挖矿；被苏维埃当局逮捕时，没因当逃兵而遭到枪决；审讯时没受酷刑；没有死在前往劳改营的押送队列中，尽管我身高1.8米，体重只有48公斤；我在苏维埃劳改营时，古拉格恐怖已在减少。我不因自己的经历而感到辛酸，我已学会接受既有的生活。
• 马自挂

  2021-07-01
  斯大林的大多数受害者遭受威胁，被迫沉寂，坚忍地压抑自己伤痕累累的记忆和情感。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科雷马故事》中写道：“人们用遗忘的本事来谋求生存。”曾吃尽苦头的人不愿谈论自己的生活，很少哭泣。伊娜·盖斯特深思道：“迄止今日，我都不会哭泣。斯大林的时代，大家都不哭。从那时起，我的内心一直保留禁止自己哭泣的决心。”这种坚忍引起众多历史学家的注意。英国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戴尔在有关苏俄的死亡和记忆的书中提到，俄罗斯人已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情感，避而不谈身受的苦难——不是无意识的回避（否认），而是有意识的战略或应对机制——人们可能会思忖：“心理创伤的概念真与俄罗斯人的大脑毫不相干，只是外来的异想天开，就像进口机器，一遇上西伯利亚的严冬酷寒就会失灵。”精神病学认为，开口说话对创伤的受害者颇有疗效，而受到压抑的情绪只会延续创伤、愤怒和恐惧。沉默持续得越久，这些受害者越有可能觉得自己已被秘而不宣的记忆围困了，压垮了。坚忍可能有助于人们的生存，但也会使他们被动认命。造就一个坚忍、被动已成规范的社会，这就是斯大林的持久成就。
• 马自挂

  2021-07-01
  在所有的极权主义社会，压抑自己的创痛记忆，已被广泛视作受迫害者的心理自卫。
• 马自挂

  2021-07-01
  抓住稻草以求自保的尝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非常卑微可笑的。例如，一个退伍军人1947年因“反苏维埃宣传”而被判处劳改10年（他讲过“反苏维埃”的笑话），在1954年提出上诉，赢得减刑5年，遂立即获释。调查官在审查时，判定他的笑话不是反苏维埃的，但为了维持原诉（从而无需推翻原案，无需予以平反），声称其中之一有可能被理解为反苏维埃的。
• 马自挂

  2021-07-01
  从劳改营获释的人，甚至会害怕自由。一旦受过一次深刻的伤害，就会很容易再一次受伤。
• 马自挂

  2021-07-01
  战后的“小恐怖”大大不同于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它发生的背景，不是浩劫将临，魂飞魄散的人殊死一搏，愿意以背叛和举报来拯救自己和家人；而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人的道德情感不再因恐惧而遭受剥夺。实施战后迫害的是像西蒙诺夫一样的职业官僚和行政官员，他们并不一定非得参与其中。西蒙诺夫可能没有被作家协会开除的风险，更不用说被捕了。如果他拒绝将自己的声音加入对犹太人的谴责大合唱，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失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位和《新世界》的主编工作。当然，他当时可能担心得更多。但问题是，像西蒙诺夫那样的人还有选择余地。他们满可以像数百万人一样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但躲避政治责任的陷阱，所损失的最多只是特权和物质奖励。那些无法采取公开立场的人，自有更平静的方式避免参与有悖于自己道德原则的政治决定。博尔切戈夫斯基认为，1949年背叛他的人，可以选择不发言，可以不来出席作家协会的全体会议，可以假装生病，并不会受到党的纪律制裁。在博尔切戈夫斯基看来，这一时期的迫害和参与者的作为，都植根于无孔不入的对斯大林政权的顺从——即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定义所在。
• 马自挂

  2021-07-01
  基于这样的言论，新政治社团的轮廓开始应运而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愈益增长，帮助塑造了复苏的公民精神和国民意识。这种转变的中心所在，是价值观的根本变化。战前，由于普遍不信任的气氛，没有党的领导，社团便无法形成。所有公民义务的履行，都要依靠国家的指令。但在战争期间，公民义务涉及实打实的东西，即保卫祖国。它让人们聚在一起，独立于国家的控制，塑造了一套全新的公共态度。
• 马自挂

  2021-07-01
  退伍军人以理想主义和怀旧之心，回顾战时友谊的亲密无间。他们声称，当时的人有“更宽大的胸怀”，“遵循灵魂行事”，自己不知怎么也变成了“更好的人”。与充满妥协和应急的共产主义制度相比，小团体内的通知友谊仿佛具有更纯真的道德关系和原则。他们经常谈及，从战友团体当中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那是他们站前生活中所缺乏的（之后也渐渐消失了）。
• 马自挂

  2021-07-01
  如斯大林格勒所显示的，如果知道自己浴血奋战是为了什么，自己的命运又与之紧密相连，这样的士兵才是最厉害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先后得出了相同的证明，地方爱国主义是强大的动力。
• 马自挂

  2021-07-01
  最温和同时又是最普遍的背叛，是不直接做坏事，只是漠视旁边的倒霉人，不给予帮助，畏缩不前，转身离开。他们已经逮捕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密友，你却保持沉默，装作一无所知。
• 马自挂

  2021-07-01
  不去想它，便是应付这种疑惑的共同对策——避开所有政治，彻底退到私人生活。许多人对政治事件视而不见，设法度过大恐怖年代。
• 马自挂

  2021-07-01
  让我们直面那个时代吧，你不能原谅的，不但有斯大林，还有你自己。这并不是说，你做了坏事——也许你什么错事也没做，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你已习惯于邪恶。1937至1938年发生的事件，现在显得离奇且狠毒，但对当时二十三四岁的你来说，反而成了一种规范，几乎是习以为常。你身处这些事件当中，对一切都装聋作哑。当你周围的人被枪决、打死或突然销声匿迹时，你却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
• 马自挂

  2021-07-01
  恐惧促使人们尽量洗清自己——让自己更加清白——抹去与潜在“敌人”的任何接触。在最狂热的举报人当中，很多人自己有“历史污点”（富农、阶级敌人或前反对派的子女）。与大多数人相比，他们更害怕自己被捕，举报朋友成了自己已是“苏维埃公民”的证明。
• 马自挂

  2021-07-01
  随着真实沟通的结束，互不信任蔓延至整个社会。人们戴上公共场合的面具，隐瞒真实的自我。表面上，他们复合苏维埃正确行为的公共规范，内心里，却躲进私人思想的领域，不为公众视觉所穿透。在这种氛围中，恐惧和恐怖愈益增长。没人知道面具背后藏的是什么，只能假设，外表是正常苏联公民的人，实质上可能是间谍或敌人。以这个假设为基础，揭发举报“暗藏的敌人”于是变得可信，不仅对普通公众来说是这样，在同事、邻居、朋友眼中也是如此。人们只好在真实的私人世界中寻求避难所，还有些人在大恐怖时期开始写日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写日记能开拓出一个不受解剖的私人领域，也能在祸从口出的时期倾诉自己的疑虑和恐惧。
• 马自挂

  2021-07-01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之中，愿意做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和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
• 良不知

  2020-11-30
  我涉猎口述历史的第一次尝试，教我学会了珍惜家庭记忆，以制衡苏维埃历史的官方叙述。1991年之后，我再次考虑就“耳语者”这个主题做一些研究并写出一本书的可能性。其时，有关斯大林迫害的个人回忆录，突如潮水一般汹涌出现，更激起了我的热望。但我的直觉是，就整体而言，老年人仍不愿抛头露面。他们还在等待，以确信共产党人不会卷土重来，这可能还需时多年。从某方面来看，我错了。20世纪90年代初，现在被广泛认作口述历史在前苏联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对照于普京时期，威权政府的复辟已驱使许多俄罗斯人回到沉默寡言的旧习惯。从另一方面看，我的直觉又是正确的。在第一个高峰时期，人们亟想记录的只是受迫害的真相，以及逮捕、监禁、平反的细节，而不是塑造自己人生的内心创伤、对背叛的耿耿于怀、对失去的亲情的痛苦回忆。
• [已注销]

  2017-02-25
  p96 在斯大林看来，向“富农”开战与集体化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有些布尔什维克提出，可以让“富农”中立化，或使之成为集体农庄的劳动力。但斯大林认为，这样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辩称：“脑袋已经被砍下，你就不要再为头发哭泣了。”
• [已注销]

  2017-02-25
  资产阶级农民的“富农阶级”，其实只是一种幻想。所谓的“富农”中，绝大多数是像戈洛温那样的勤劳农民——村中最为清醒、节俭、进步的农民——他们相对较多的财富往往是大家庭的结果，“富农”的勤劳在农民当中又是工人的。一名集体农庄员工在1931年说，反对“富农”的运动意味着，所有“最好、最勤劳的农人”都被赶出了集体农庄。
• 提琴

  2017-06-18
  在家庭内部，斯大林政权提倡回到传统的家庭关系。婚姻变得光荣，婚姻登记处布置得漂亮光鲜，……一系列旨在加强苏维埃家庭的办法出笼：收紧有关离婚的法规，大幅提高离婚费，导致离婚率的急速下降。……布尔什维克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也受到密切关注。如被认作坏父亲或坏丈夫，因而被开除党籍之事，也时有发生；同时又希望党员妻子，重回在家抚养孩子的传统角色。对苏维埃家庭素有研究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政权背叛了当初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允诺，即把妇女从家务羁绊中解放出来。有关工人家庭中家务分配的统计数字，证明了他的判断。从1923到1934年，职业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是丈夫的3倍，到1936年更升至5倍。对于女性而言，20世纪30年代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她们在工厂上班，回到家里再做第二班，做饭、打扫、照顾孩子，平均每晚5小时——男子因工人住宅的现代化，即自来水和煤电的供应，得以解脱于传统的家务（劈柴、挑水、准备火炉），从而有更多时间追求文化和政治。托洛茨基也考虑到家庭中的性别政治： 有关苏维埃的伟大史籍，其戏剧性章节之一就是苏维埃家庭的解体和破裂：丈夫作为党员、工会会员、军官、经理而蒸蒸日上，在生活中增添新口味；妻子因肩负家务琐事的重压而原地踏步。在两代苏维埃官僚的人生轨迹中，妻子最终遭到遗弃的悲剧比比皆是。同样的现象又在新的一代中出现，最可怕的粗鲁和残酷，恐怕就在官僚机构的顶端——那里相当大的比例是暴发户，很少文化修养，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档案和回忆录总有一天将暴露对妻子乃至其他女性的赤裸裸的犯罪，而作恶者凭借自己的高位却无惧起诉，往往还在鼓吹家庭道德和强制性的“母亲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