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 扶摇而上多少里

  2022-01-29
  战争的目标不是胜利，而是重建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和平的艺术和战争的艺术同样重要。
• 百器徒然

  2021-03-26
  康奈尔大学的助理教授毕德森（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的研究关注晚唐。这一时期外族开始渗入中国北方，对帝国力量的复兴做出了贡献。唐朝人发扬光大了汉朝人的功业，平定了四周所有的少数民族，但是有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怎样既授予千里之外的将帅以充分的统兵征粮之权，又能确保他们的忠顺？这一问题还附带着另一问题，汉族少有能征惯战的将领，于是许多异族将领脱颖而出，例如玄宗宠信的安禄山。７５５年，安禄山率重兵大破唐朝的中央军。９世纪初，帝国力量衰微，军事关注的重点已经从外部转向内部。毕德森研究了唐宪宗发动的一场历时近三年的战事，唐朝由此将藩镇大权收归朝廷。
• 百器徒然

  2021-03-26
  地中海之于古代欧洲的军事史，大概相当于内亚的茫茫戈壁草原之于古代中国的军事史。在那里，中国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无从扎根，游牧民族的骑兵的劫掠无法根除。深入亚洲内陆，靠的不是船只，而是大车，所以补给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劫掠的大军可以横越蒙古草原，而喀什噶尔的绿洲可以作为沙海上的停靠港，有时甚至是商路上的军事基地。但是以海洋类比草原不能太过头。无论如何，直到中华帝国的末期的１８世纪５０年代，装备了火枪的八旗军队占领伊犁，击破了漠西蒙古的势力，内亚才真正被纳入版图。
• 百器徒然

  2021-03-26
  中国的年轻人没有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这样的榜样可供崇拜或效仿，西方的英雄崇拜在中国年轻人中是找不到的。他们最多可以找到一个罗宾汉式的偶像一三国时期（２２２—２８０）的诸葛亮。所以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很难找到“神圣战争”，同样很难找到复仇的上帝或者震怒的耶和华。中国道德的价值不是由一个支持你、并且随时准备消灭异教徒的神祇赋予的。中国的世界观并不像《旧约》或伊斯兰教那样有着强烈人格化的神，也不那么好战。
• 百器徒然

  2021-03-26
  简而言之，这个假设值得研究：非汉族的王朝最终统治了中国，主要是因为有足够多的汉人愿意这么做；而另外一个原因是更多的人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关心。支持异族统治的就是和异族合作的人，他们往往感到，汉人充当内亚王朝的支持者，比汉人自己当皇帝过得更好。漠然处之的人是广大农民，他们已经学会将政府的事情交给统治阶级，不管这个统治阶级是谁。异族征服者在中国找到自己的角色，他们将自己塑造成职业的战士和统治者。他们越来越成为中国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元朝（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和清朝（１６４４—１９１２）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归他们统率。
• 大篷车上的星屑

  2020-02-03
  对于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那个“余一人”，尤其如此。对于个君主来说，诉诸武力等于承认自己没能用圣人之道施政，等于承认了文治的失败。所以，军事应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它需要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正当性。在这里潜藏着中国传统中的缓靖倾向。战争很难有什么光荣可言，因为理想上来说，它就不该发生。道德的绝对准则都是在和平边的。没有足够的经济利益以使战争显得正当，没有富裕的邻邦吸引中国盗寇穿过边境或越过海洋去劫掠。正如顾立雅（ Herrlee G. Crel）所言，对外征战成为罗马的主要产业，而中国一直不强调征战的光荣。中国的年轻人没有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这样的榜样可供崇拜或效仿，西方的英雄崇拜在中国年轻人中是找不到的。他们最多可以找到一个罗宾汉式的偶像一一三国时期（222-280）的诸葛亮。所以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很难找到“神圣战争”，同样很难找到复仇的上帝或者震怒的耶和华。中国道德的价值不是由一个支持你、并且随时准备消灭昇教徒的神衹赋予的。中国的世界观并不像《旧约》或伊斯兰教那样有着强烈人格化的神，也不那么好战。武力的地位降低，内政外交的地位同样降低，它们其实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皇帝居于一系列辐射状的影响区域的中心。如果他英明仁厚，以德服人，自然会获得权威。皇帝的榜样从文明秩序的中心照临四方，不仅直接治下中国的臣民应当臣服，连中国周边的异族君长也要臣服，虽然影响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结果就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域外，一切以暴力破坏社会秋序的行为都有他的一份责任。两种情况都被视为叛逆，因为它破坏了应有的秩序。1840年，英国挑起鸦片战争，意图用武力改变广州贸易体制，中国人也将他们称为“逆”，这种“逆”不是针对中国这个国家，而是针对以北京为中心的这个文明，而英国本身也是这个文明边缘上的一员。这一套出于儒家之手的约束武力的规范性理想，是否比耶稣的登山宝训”更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