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与不平等

• 元非

  2023-11-26
  　　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极化成分隔的群体认同，过去常被称为是「巴尔干化」的社会，而巴尔干半岛惨痛的冲突、流血和暴行，就是它对所有人可能多具破坏性的例子。但那是「巴尔干化」这个词被好听得多的「多样化」取代之前的事，而多样化这个词似乎假设和主张了各式各样美好的东西，完全不需要去检验那些主张。这个好听的新字词也避免巴尔干半岛惨痛历史——和世界上其他类似的地方——的记忆被唤起。　　那些不断使用「多样化」这个词和主张它所假设利益的人，指的不只是不同文化的人彼此的交互。「多样化」这个词被用来暗示正向的交互，对各方参与者和整体社会都有利。但我们无法光靠定义来获得有利的结果。宣扬区隔的身分认同——种族、性别或其他特性——的结果是有利或有害，是一个实证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几乎从未被「多样化」的传道者面对的问题。世界各地宣扬区隔族群身分认同的历史纪录向来十分惨烈，不管是称作「巴尔干化」或「多样化」都一样。　　最令人不安的社会真实面之一是，社会中的不同族群彼此忍耐地相处许多年，或者甚至许多世代，直到一些火花冒出，不管是因为特定事件或高明的煽动者挑拨的缘故，突然点燃了一场恐怖的梦魇。　　……一项针对二十世纪巴尔干半岛种族屠杀的研究指出：「仇恨与重大暴力事件发生在过去向来和睦相处，或至少被动接受彼此的族群间。」斯里兰卡是另一个出现很类似模式的国家。当殖民地锡兰在二十世纪中叶独立建国成为斯里兰卡时，许多包括该国和外国人士的观察家指出，多数族群僧伽罗人和少数族群塔米尔人之间良好、甚至亲善的关系，堪称族群关系的典范。因此许多人不仅预测该国将和平度过独立建国期，而且未来前途将比其他多种族的第三世界国家光明。　　然而在斯里兰卡独立还不到十年时，一位僧伽罗政治人物鼓吹憎恨较富裕的塔米尔少数族群，并因而出任总理。种族极化先导致通过歧视塔米尔人的法律，继之以暴力和反暴力的循环，最后升高为长达数十年的内战，双方...
• 适兕

  2022-03-25
  任何对当今世界的认真思考都必然告诉我们，让在世的同代人保持共同的礼仪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更不用说和平与和谐了。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在国家内部，都是如此。承认我们对死者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并不是让我们放弃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奋斗的努力，而是让我们把努力集中在至少还有些许希望的地方——让活着的人变得更好。
• 元非

  2023-11-26
  尽管如此，社会移动的实证研究可以用来作为社会移动性移动性是一个事前概念，独立于移动是否真的已经发生。但如果一辆汽车的引擎因为损坏而无法运作，这辆汽车已无法移动，即使是用一辆拖车载着它以高速移动也一样。简单的说，移动性和运动是两个根本上不同的东西，一个是事前，另一个是事后的概念。　　多少移动发生无法告诉我们移动性的多寡。尽管如此，社会移动的实证研究可以用来作为社会移动性的测试，甚至是赢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史提格里兹（Joseph Stiglitz）做的研究。他说美国的社会移动性是一个「神话」，它根据的数据显示不出贫民往上的事后移动。以他的话来说：「当社会科学家谈论机会平等时，他们的意思是某个底层的人有可能攀爬到顶层。」　　不过，这种可能性不仅受到外部阻碍影响，也受到像个人技能和能力等内在因素的影响。社会移动性是社会容许往上和往下移动的程度，实际发生多少的移动，则取决于个人和家庭让自己获得机会的程度。　　以发生多少移动来衡量移动性的作法，好像与个人和家庭的行为完全无关。这当然为宣扬主流社会愿景的人省掉许多麻烦，但它也为那个愿景避开了实证测试。当言语的戏法把事后的结果等同于事前的机会时，内在因素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消失了。另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迪顿（Angus Deaton），用同样的事后标准衡量事前的机会，因而保护了流行愿景免于被不一致的事实污染的危险。　　流行愿景的密封泡泡有时候似乎有被戳破的危险，例如一些文化与国内低所得族群不同的贫穷移民族群出现时。逃到美国的古巴难民是数个这类移民之一，他们刚开始至少和生活在官方定义贫穷线的国内族群一样穷。但当新来者不被福利国愿景及其价值观所阻碍时，这些族群的社经地位往往上升到超越国内的贫穷水准，有时候超过整体本国人口，就像古巴难民后代的情况。　　一些赤贫移民族群的子女在学校的教育成就突出，不但超越来自相同所得水准家庭的国内出生...
• 元非

  2023-11-26
  　　一些指涉初始状况的文本被用来描述结果的情况，让它看起来像表现不如其他人的个人或群体，遭遇到其他人未遭遇到的阻碍。　　这种阻碍可能实际上是在不同时期和地方的不同族群在教育、经济和其他努力落后的原因。但在特定例子中它真实的程度应该由经验证据来决定，而非借由重新定义指涉事后结果的文本，让它们好像指涉的是事前的情况。有些人据说被拒绝获得一些利益（例如抵押贷款）的「机会」或「管道」，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不符合其他人符合的资格标准，且他们与其他人在一开始都有着相同的选择。正如有人因为结果较差就说他们被拒绝「机会」或「管道」，也有结果较好的另一些人被说成「有特权」，虽然来自这类族群的个人，一开始并没有比际遇较差者拥有更多较有利的选项。　　在这些例子中，用来描述事前情况的文本和用来描述事后结果的文本出现了混淆。就因为有人的某项努力失败了，并不自动意味他在一开始就被拒绝于机会和管道之外。这在现实中是否正确是一个重要的实证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太重要而不能以简单的转换文本的意义来解答。　　在一些例子，那些后来成功的人一开始时拥有的，是比未成功的其他人更少或更不利的选项。马来西亚华侨的平均所得比多数族群马来人高，因此华侨被称为「有特权」，多数族群马来人被形容为「遭剥削」——虽然马来西亚的法律和政府政策，在大学入学和政府与民间就业上对马来人实施优惠待遇。而且，这些「有特权」和「遭剥削」字词的特定用法并非引述自政治煽动，而是引述自严肃的学术研究。　　以一般文本的意义看，马来人才是享有特权者，虽然他们使用这些特权为自己创造的有利结果，比不上华人使用较有限的机会所创造的利益。这实际上是一位马来人领袖后来作出的结论，这位马来人领袖长期倡导制订优惠马来人的政策。　　使用言语文本颠倒事实不限于马来西亚或讨论马来西亚的人。事前和事后的混淆在美国已愈来愈普遍，不只在新闻记者或政治人物间，学术界的学者也是如此...
• 元非

  2023-11-24
  　　历史显示，事实上在不同时代和地方存在强加的歧视性居住模式，不仅限于在美国对黑人，也存在世界各国的许多族群，包括过去几百年欧洲大多数国家早期强加于犹太人的犹太区。但这本身不表示所有的居住拣选和社会拣选都是外部加强的，或都必须借由外力来去除。　　拣选在黑人社区内也和在世界各地的其他社区内一样常见。在1930年代，著名的黑人学者费泽尔（E. Franklin Frazier）的研究发现，芝加哥黑人社区内不同生活阶层居民呈现明显的聚居模式。在把这些社区分成七个区后，费泽尔教授以经验证据指出，各个区域从成人到儿童的人口比率差异很大，男性对女性的比率也是如此，其中一区的白黑混血人口比率是其他区的好几倍高。此外，这并非孤立的差异。一些差异反映出不同的社经水准，和不同的家庭稳定度和个人行为标准。芝加哥黑人社区的行为不检比率从部分邻区超过40％，到一些邻区仅有不到2％。　　在十九世纪的底特律，黑人屋主聚居在与黑人房客分隔的地方；类似的居住差异也发生在克里夫兰的黑人社区；哈林区的历史指出，下班回家并在哈林区地下铁不同站下车的人，呈现不同职业的差异。二十世纪中叶的数据显示，美国整体黑人的收入分布比白人的收入略微不平等；晚近2016年的数据显示，顶层10％白人所得者的所得是底层10％白人所得者的近八倍，而顶层10％黑人所得者的所得则是底层10％黑人所得者的近十倍。　　……　　在十九世纪芝加哥出生和成长的黑人，生活在一个绝大多数是白人人口的地方，在文化上已与周围社会的标准同化，和其他族群的情况类似。二十世纪南方黑人大移民到芝加哥，在该地的黑人社区制造出鲜明的极化。　　当时的黑人报纸《芝加哥保卫报》（Chicago Defender）强烈批评黑人新移民为整体黑人塑造了坏形象，芝加哥和其他北方城市既有黑人社区的黑人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既有的黑人居民和当地黑人报纸都谴责来自南方的新移民粗俗、粗...
• 元非

  2023-11-23
  　　在这种背景下，不令人意外的是，直到二次大战后对纳粹种族歧视的厌恶兴起，对黑人和犹太人的雇用歧视在学院、大学、医院和基金会仍然特别普遍。在此之前的年代，私人企业雇用了三百名黑人研究化学家，但白人大学在任何领域中雇用的黑人博士只有三个人。　　至于犹太人，在二次大战前美国学院和大学的教职员很少有犹太人。虽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战前曾短暂担任学界职务，但只持续一年，虽然学生和同僚都高度推崇他的研究，且他在战争期间担任统计师的工作，直到战后成为芝加哥大学终身聘的经济学教授。在大约同一时期，芝加哥大学雇用第一位黑人终身聘教授。芝加哥大学是当时唯一做这类事情的大学，领先美国学术界。　　几十年后，政治气氛大幅转变，学院和大学开始采用黑人教职员优惠雇用，以及黑人学生优惠入学。同样的，学界决策者不必为这些决定付出任何成本，正如之前不必为相反的政策付出成本。「平权措施」在学术界被采用比在竞争性市场营运的私人产业更快且更彻底。
• 元非

  2023-11-23
  　　二十世纪中叶美国民权运动的里程碑之一是，在规定黑人只能坐在或站在巴士后面、前面座位保留给白人的南方各州号召反对法律的运动。虽然这场奋斗两边的许多人把这些法律视为恒久以来就已存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类法律的历史再度显示出经济诱因和限制相对于政治动机和限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在十九世纪末，奴隶制度结束三十年后，许多南方社区开始通过市区运输车辆座位的种族隔离法律。当时的政治情况已经改变，不同于内战刚结束的所谓重建期间美国军队还驻扎于南方各州，南方政府必须遵守联邦政策授予黑人投票权。　　重建结束后，南方的地方政府恢复自治，黑人往往失去投票权，原因从法律到组织化的恐怖主义不等，城市运输车辆座位的种族隔离规定只是当时的政治结果之一。在这些法律通过前，常见的是南方公共运输车辆上黑人和白人任意坐在他们想坐的位子。　　大多数电车公司在那段期间是私营的，它们的获利取决于多少人——不管黑人或白人——选择搭乘它们的车辆，以及搭乘的频率。这些私人公司的决策者了解，如果规定黑人顾客坐在后座，或后座客满时站着——即使为白人保留的前座还有空位——可能得罪他们而损失获利。的确，种族隔离座位甚至可能触怒一些白人，因为白人座客满时，后面的黑人座区却还有空位。　　总之，城市运输车辆的种族隔离座位对拥有和管理这些公司的人来说，是一件会损失获利的事，因此南方的城市运输公司反对通过巴士和电车设置种族隔离座位的法律。在政治方面输掉阻止立法后，城市运输公司把问题告上法院，但再度败北。等到开始实施法律后，许多南方城市运输公司完全不运行种族隔离座位。在许多地方，乘客持续多年都任意坐在他们喜欢坐的位子上。　　不过，最后南方政府当局采取取缔措施，开始控告城市运输公司雇主违反种族隔离座位的法律，在一些例子中，这些公司的业主被威胁如果他们的运输路线不运行种族隔离法将遭到起诉。直到这时候这项法律才开始落实运行，在一些地...
• 元非

  2023-11-03
  隐藏在许多尝试解释和改变人类结果呈现巨大差异的背后，通常有一种隐晦的假设，即如果没有相对应的遗传因素或遭到差别的对待，这种差异就不会存在。这些差异存在于个人以及由人群组成的各种机构中，包括从家庭到企业，再到整个国家。结果的偏态分布在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界也很普遍，从闪电到地震，到龙卷风都是。虽然平等或至少相近的结果存在于各种社会群体的人中——在没有偏袒的人为干预下，或没有遗传差异影响这些人的结果——似乎是可能的，但这两种想法都未能通过经验证据的考验。
• 元非

  2023-11-26
  　　经济和其他差异的许多争议，集中在人们获得的东西是否反映他们的功绩，也就是从道德的观点看，根据人们从各自有什么特定可能性而选择做的事，他们值得多少奖赏。但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他们在道德上值得什么奖赏，因为我们无法「设身处地」经历他们的过程。我们可以猜测、推论或想像，但这还不足够激起政府明确的强制行动。　　……　　一般来说，判断功绩似乎远比判断生产力更超出我们的能力所及。在经济上，我们个人较可能有能力判断某个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值得其价格。如果我们知道和了解有无数因素会影响特定个人的人生，就知道根据我们可以称许或怪罪个人的道德价值来判断功绩似乎超越人类知识的范围。但当我们被迫决定是否要花钱——也就是放弃钱的其他用途——以便购买一些产品或服务时，我们就不得不专注在可证明的事实，而不因夸大的文本或炫目的影像而分心。　　虽然生产力远比道德功绩更容易评估，但社经差异的讨论往往完全看不到生产力，尤其是在那些宣传所谓「社会正义」的人的讨论更是如此。典型的例子之一是一篇《纽约时报》的长篇大论一开始就说：「沃尔玛的员工薪资中位数是19177美元，他必须工作超过一千多年才能赚到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董明伦（Doug McMillon）2017年的年薪2220万美元。」在这篇文章中，生产力因为它的缺席而特别凸显。　　……　　这里所谈的是预先否认别人的决定，即使它是以更动听的文本「社会正义」为名。像《纽约时报》这种「社会正义」圣战士的激愤所选择的目标可以用来做说明。有无数专业的运动员和艺人赚取沃尔玛首席执行官薪资好几倍的钱，但没有人问在棒球场工作的一般员工得工作几千年，才能赚到球队的明星球员一年赚到的钱；没有人问在好莱坞片场做杂役的人必须工作几千年，才能赚到一位电影明星从一部卖座电影赚到的钱。　　为什么企业界的薪酬差异引发激烈的义愤，而运动业和娱乐业更悬殊的薪酬差异却获得人们的默许？一个可能...
• 元非

  2023-11-26
  　　文本公开宣称的事，可以用经验证据来检验，但文本影射的东西可能规避防卫。即使一个听来无辜的词句，如「所得重分配」不断重复后，可能暗示有一个我们可以把所得聚集起来、然后将之分配的进程，就像有人可以分配餐桌上的食物或耶诞节的礼物一样。　　在现实中只有一个比喻式的所得「分配」（distribution；或称为分布），正如从统计的意义来看，人的身高呈现一个分布，从学步小孩的身高到职业篮球球员超过七呎的身高。但没有人想像身高的存在好像独立的实体，然后真的「被分配」——意思是被分发——给个人。　　就清楚直接的意思来说，大多数所得完全不是被分配而来的，不管是通过正义或不正义的方法。在市场经济的大多数所得，是借由提供其他人想要的东西直接赚得的，不管他们是借着提供劳力、住宅或钻石赚钱都是如此。不了解过去的约翰·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或现在的比尔·盖兹（Bill Gates）赚到这么多钱的人可能会问，他们提供了什么东西让无数人愿意掏钱购买，然后聚沙成塔地累积出他们庞大的财富。但大多数人不会问这个问题，特别是主张所得重分配的人。　　说得更白话的是像经济学家史提格里兹等人的表达，他谈到「顶层1％的人攫取的所得比率」；或者像一篇《纽约时报》社论提到顶层1％「聚敛愈来愈高比率的国家财富」。类似的，欧巴马总统说：「顶层10％的人不再只是获得我们所得的1/3，现在他们获得了半数。」这类表达不是美国的专利，例如，一位牛津教授反复谈到顶层1％的所得是「取自」假想既有的集体「国家所得」。　　在这些例子中，关键的技俩是口语上把个人创造的财富集体化，然后描绘那些创造较多财富并因此获得回报的人，是剥夺其他人应得份额的人。利用这种语言技俩，有人可能说贝比·鲁斯（Babe Ruth）剥夺了纽约洋基队球员应该打出的全垒打份额。　　有时候这些文本技俩被应用于国际规模之上。在美国由美国人...
• 元非

  2023-11-26
  　　教育机构的情况也是如此，清一色黑人的华盛顿特区丹巴高中，在从1870到1955年的85年杰出学业成功中，始终设置严格的标准要求学业成绩，以及准时和社会礼仪等行为规范。这所学校要求的学业功课量也超过大多数公立高中。一些丹巴学生的家长甚至向教育局抗议学校要求做大量的家庭作业。　　今日，在高度成功的特许学校，如知识即力量计划和成功学术，标语的制订也很严格：较长的上课日、较长的学年、严格的学业要求和不容忍破坏行为，特别是经常被其他公立学校忽略或纵容的恶劣行为。　　这些严格要求获得的回报在教育方面极其显著，一如在运动界或娱乐界。正如第三章中已经提到的，丹巴高中的黑人毕业生在一百年前就进入一些美国最菁英的大学，并以荣誉生资格毕业，后来更成为许多领域中达成各种职业成就的首批黑人。今日许多特许学校里的低所得黑人和其他少数族群学生的成就也一样可圈可点。　　例如，在2016至2017学年，纽约市进入成功学术连锁特许学校的学生有一万四千名。在2017年的全州测验中，纽约州一般公立学校学区通过英语语言艺术（ELA）测验的学生比率最高为81％，但在成功学术学校，通过ELA测验的学生比率为84％。在数学科，纽约州得分最高的一般公立学校学区有85％学生通过测验，但成功学术特许学校的学生有95％通过测验。　　在正常情况下，这是成功学术特许学校的一项卓越纪录。然而实际的情况显示这是极为杰出的表现，包括这些学校绝大多数学生是低所得黑人和西班牙裔，且学生是靠抽签入学而非凭借能力，只要比较这些学生在一般公立学校的表现多差就能知道。　　在纽约州通过数学和英语测验学生比率最高的一般公立学校学区，这些通过测验的学生有65％是亚裔，有29％是白人。事实上，该州通过全州数学和英语测验学生比率最高的五个一般公立学校学区，白人和亚裔占多数的比率介于86％到94％不等。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加起来，在五个测验成绩最好的...
• 元非

  2023-11-26
  　　如果不公义和迫害是影响结果的最重要因素，那么犹太人将是今日世界最贫穷、受教育最少的民族。很少其他族群可以追溯受迫害的年代到像犹太人那般悠久、甚至只及一半久。无疑的犹太人的生活经常笼罩在驱之不散的敌意中，阻碍了他们的进步，让许多犹太人毫无必要地生活在贫困中。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这种敌意也让他们变成致命暴力的目标。但今日犹太人绝非最贫穷或受教育最少的民族却是不争的事实。　　也很少别的民族像犹太人那样，在世界各国扮演类似的经济角色——并且面对类似的敌意，不时遭到赤裸的暴民暴力，以及／或者政府的大规模驱逐。其他扮演类似经济角色并面对类似敌意的族群包括海外华人，有时候也被称作「东南亚犹太人」、帕西人（Parsees）被形容为「印度犹太人」，以及被称为「西非犹太人」的黎巴嫩人。　　对成功的族群施加的暴力，往往超过对被鄙视为「劣等」落后族群施加的暴力。在越南一年内遭暴民杀害的华侨人数，就超过美国历史纪录的黑人遭私刑杀害的人数。奥图曼帝国内四处劫掠的暴民一年内杀害的亚美尼亚人也超过这个数字，犹太人在历史上许多时代和地方任何一年遭杀害的人数也远多于此，这还没有把纳粹屠杀的数百万人计算在内。　　在鸿沟和差异引起众多人反感的时代，我们有必要指出，此处做这些比较的目的不在于赞扬、怪罪或评级不同的族群，而是尝试厘清一些因果关系，并应用所有人可能从中得到的洞识。　　至少，我们可以学习到，不断把结果的差异描述成恶毒行为的证据或证明、必须反击或报复，这对整体社会有多危险。与一般人的看法刚好相反，社经结果的差异从理论上来看既非不可能，从实证上来看也非不寻常。从这一点可以推论，把讨论可能被视为不好的个人行为或落后族群的社会文化当作禁忌，是会有反效果的。既然所有人都会犯错，这于有历史记载以来的数千年在世界各地已证明无数次，任何族群被豁免于批评之外并非蒙福，而是灾祸。　　……多年来累积的大量证据显示...
• 元非

  2023-11-26
  　　对宣扬特定社会愿景的人来说，「改变」这个词通常指的不是一般意义的改变，甚至不是指各种大小规模的改变，或人的生活受到的影响。在实务中，虽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许多知识界的人认为的改变往往指的是，他们特定的社会愿景所构想和宣扬的特定种类的改变。　　其他改变，甚至是为大多数人的生活带来的革命性改变，在坚信特定愿景者的许多讨论中却被忽略。例如，发生巨大改变的时代可能被视为停滞、甚至退步的年代，只要这些年代不包括降低所得差异的政府政策。对拥护做恶意比较的流行社会愿景的人来说，即使是全民的财富普遍改善，也比不上以重分配所得为目标的政策。　　例如，当知识界菁英讨论美国改变的时代时，1920年代很少、甚至不被包括在内。但很少有十年间发生数千万美国人生活受到如此巨大影响的改变比得上1920年代。　　……　　在1920年代初，只有35％的美国家庭有电灯——和有煤气灯的比率相同，另有27％的家庭仍然使用煤油灯或煤炭灯。但到了那个十年结束后的1930年，美国有68％的家庭使用电灯。家庭收音机在1920年初实际上不存在，第一家商用广播电台在那一年秋季开始向一般大众广播。到1925年，24％的美国家庭有收音机，1930年比率增加到40％。　　大多数美国家庭也在那个十年首度拥有一辆汽车。在1920年，36％的美国家庭拥有一辆汽车。但有如此多家庭在1920年代期间有能力买车，使得到那个十年结束后的1930年，60％的美国家庭拥有汽车。　　美国人进入学院和大学的人数，在1920到1930年间增加一倍。　　……　　不过，这些大规模的改变对许多菁英知识份子（甚至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改变」，因为这些不是他们寻求、预测或认可的特定种类改变。1920年代还没结束就出现一股广为散播的诋毁，描绘它是一个停滞或反动的十年，这个观点从当时持续到今日。　　……被视为美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罗斯（Edwar...
• 元非

  2023-11-24
  　　正直的人可能对历史上无数压迫与迫害的例子感到惊骇，但思考过去——甚至现在——这种压迫和迫害的因果关系，却完全不同于只是复诵种种邪恶，仿佛这么做就能自动为其他事件创建因果关系。　　例如，在寻求为美国黑人的贫穷和其他社会问题创建因果关系时，社会学家威森指出「奴隶制度、吉姆·克劳种族隔离法、公共学校的种族隔离、歧视合法化、居住性种族隔离、联邦住宅管理局（FHA）在1940和1950年代对黑人社区的限制性规定、在黑人贫民社区兴建公共住宅、雇主的种族歧视，以及其他种族法院和进程带来的长期影响」等因素。　　这些众多的事实可以总结是种族歧视的例子，因此因果关系的问题是：种族歧视是不是今日美国黑人的贫穷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原因，或主要原因之一？许多人可能认为答案显然为「是」，但一些引发争议的事实削弱了这个结论。例如，尽管整体美国黑人的贫穷率高，但结婚的黑人夫妻贫穷率从1994年以来一直低于10％。结婚的黑人贫穷率低于整体黑人的贫穷率，而且在一些年份也低于整体白人的贫穷率。例如，在2016年，黑人的贫穷率为22％，白人为11％，而结婚的黑人夫妻贫穷率为7.5％。　　种族歧视者关心某个黑人结婚或未结婚吗？如果不关心，那么如果黑人贫穷的主要原因是种族歧视，为什么结婚的黑人摆脱贫穷的比率比其他黑人高那么多？如果过去的罪恶如奴隶制度的持续影响是今日情况的主要原因，那么今日已结婚的黑人夫妻的祖先是否未遭到奴隶制度和其他不正义的待遇？　　回顾1969年，家里有报纸、杂志和借书证，以及有和年轻白人男性相同教育水准的年轻黑人男性，与有相当条件的白人有类似的所得。种族歧视者关心黑人是否有书报杂志和借书证吗？　　就读于极成功的连锁特许学校——例如成功学术和知识即力量计划连锁特许学校——的低所得家庭少数族群学童，在学测分数上经常远高于就读一般公立学校的低所得和少数族群学童，有时候他们的分数也超越来自白人...
• 元非

  2023-11-24
  　　在最低程度上，我们必须知道当使用像「歧视」（discrimination）这个词时所代表的意义，尤其是因为它有着互相冲突的意义。较广义的意思：区别人和事物品质的能力，并据以做选择，可以称为歧视Ⅰ。较狭义、也较常被使用的意思：根据个人对特定种族或性别的武断好恶和敌意，而以负面方式对待人，可称为歧视Ⅱ，即促成制订反歧视法律和政策的那种歧视。　　理想上，用于人的歧视Ⅰ意味以人的本身来判断每个人，不管那个人属于何种群体。但这种情况和其他情况一样，是在真实世界中很难找到的理想，即使是支持这个理念的人也是如此。如果你晚上走在一条无人的街道，看到前面一条巷子里有个幽暗的人影，你会以一个个人来判断那个人，或者你会选择跨过马路，换走街道的另一边？巷子里那个幽暗的人影可能实际上是个友善的邻居晚上出来蹓狗。但当我们做这类决定时，你个人犯的一点小错可能成本很高，高到包括送掉你的性命。　　在其他情况下，你可能真的以一个个人来判断每个人，但这种「视情况而定」暗示了人已经被这种情况所拣选，然后才被以个人来判断。例如，一位在新学年走进教室的教授可能以一个个人看待每个学生，但这个教授晚上走在一条无人的街道时，可能不会以一个个人来判断和应对前面路上的每个陌生人。　　大学教室里的学生不太可能是一般人口可能出现的所有变量的随机样本，而比较可能代表一个狭窄范围的人群、为了一个较狭窄范围的目的而聚集，带着较狭窄范围的个人特性，也是处在一个比晚上黑暗的街道上较不危险的情况。　　简单的说，歧视Ⅰ和歧视Ⅱ在实际应用上的差别之一是成本，而且这种成本不见得微小，也不是一种能完全以金钱来衡量的成本。每个人可能都同意，在其他条件相同下，歧视Ⅰ比歧视Ⅱ好。尽管如此，我们可能注意到，其他条件不一定相同，而且有时候其他条件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选择歧视Ⅰ和歧视Ⅱ有成本上的不同，但成本有多高可能才是重点所在，尤其是谁得支付这...
• 元非

  2023-11-26
  　　正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超过两个世纪前说：「历史为我们展示大量的教导，过去的错误和人类的弱点是我们汲取未来智能的素材。」但是他警告，过去也可能是「求生存，或复兴、异议和仇恨」的一种手段。　　但今日被假借「社会正义」之名教导的历史通常是着重在第二个意义，并且使用的是同样的耸动言词和夸大愿景的有毒混合，带来二十世纪极权独裁统治的浩劫悲剧。　　领土收复主义导致国家为本身没有多少价值的土地而屠杀彼此的人民，只因为那些土地曾在遥远得不复记忆的年代属于不同的政治管辖，在这类事件不断上演后，我们能指望灌输从早已死去的人所犯的历史错误滋长出来的社会收复主义理念会带来什么？　　这类错误在每个时代和世界每个地方比比皆是，其被施加于几乎每个种族、信仰和肤色的人，也由各种族、信仰和肤色者加诸于他人。但是如果今日社会的新生儿诞生到世界时，就继承了对同一个社会、同一天诞生的婴儿预先包装好的怨恨，那么我们对社会还能有什么指望？　　我们今日无法做任何事来消除过去的许多罪恶和灾难，但至少可以从过去中学习，不再重蹈许多始于好高骛远的错误。这些听起来似乎都言之成理，但却经常被忘记。今日的德国人不管做什么都无法减轻希特勒过去犯的骇人罪恶；今日美国为过去的奴隶制度道歉也没有什么意义，对今日的黑人或白人也不会有什么好处。A为了B所做的事道歉意义何在？对同一个世代的人是如此，更不用说是对已经天人永隔的人了。　　我们唯一对时代有任何影响力的是对现在和未来——现在和过去都可能因为尝试为发生在死者身上的事（你已无力协助或惩罚或报复的人），而象征性地补偿生者而变得更糟。这些限制可能很恼人，却无法改变它们超乎我们控制的事实。事实上，假装拥有实际并不拥有的力量，将冒在今日创造不必要的罪恶、却宣称正解决过去罪恶的危险。　　任何对今日周遭世界的严肃思考必定会告诉我们，维系同一时代的人之间的礼节是一...
• 元非

  2023-11-26
  　　大多数有关财富重分配的「社会正义」理论同样缺少的是，这种重分配能全面、长期地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当然在过去许多时代和地方的许多例子里，有金钱或其他实体财富被政府没收或遭到暴民劫掠。但实体财富是人力资本——知识、技术、才能和存在人脑袋内的其他素质——的产物，而人力资本是无法没收的。　　为了重分配的目的而没收实体财富，是没收某种会随着时间耗尽、且不靠创造它的人力资本无法替代的东西。人力资本也无法轻易由第三方决策者来创造。虽然雇用教师和购买书籍可以办到，但却不可能购买一个文化的过去，用来准备和带领所有人民追求人力资本所不可或缺的技术、习惯和心态。　　在过去许多世纪，许多国家曾没收由高生产力人民的人力资本所创造的实体财富。当被没收的实体财富是外国投资人所拥有时，这个进程往往被称为「国有化」，并被称许为对抗外国「剥削」的爱国胜利。当被没收的实体财富属于有生产力的国内族群时，类似的合理化也被使用，经常导致许多人逃离国家，不管是逃避激动的暴民或是政府的不利行动——有时候包括大规模驱逐。　　不管是何种情况，其净结果往往是这些人颠沛流离，沦为逃到其他国家的穷困难民。另一方面，他们母国的后果往往包括有人力资本的人民离开造成经济下滑。具体的例子包括乌干达的亚裔居民在1970年代遭驱逐使该国经济陷于崩溃，以及许多这些亚洲难民逃到英国后推升经济成长。×××在二十世纪中叶接管古巴后，逃离该国的难民抵达美国时穷困潦倒，靠做低级的低薪工作度日。但多年之后，古巴人在美国经营的企业总营收超越古巴全国的总收入。　　这个主题的变形可以在许多时代和地方发现，它们包括犹太人在十五世纪末被驱离西班牙，被迫抛弃他们的实体财富，但他们在荷兰再度富裕起来，并对荷兰的经济做出许多贡献。雨格诺新教徒难民在十六和十七世纪逃离法国，并造就瑞士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手表制造国。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Sudetenland）绝...
• 元非

  2023-11-26
  　　在二十世纪许多较晚开发的国家，不管是在欧洲、亚洲或非洲，高等教育对许多人来说是全新的经验，那些学生的文化背景没有提供知识经验、传统或准则作为指引，他们倾向于研读较软性、表面上较吸引人的「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而非硬科学、工程、医学或其他在真实世界有实际用途的困难学科。　　当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抱怨以优惠条件进入大学的马来人学生不顾学业、只关心政治时，他实际上是在呼应两次世界大战间罗马尼亚大学说的，他们「人数激增，学业相当落后，对政治过度狂热」。大多数罗马尼亚人在二十世纪初是文盲，当年轻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激增，罗马尼亚学生往往选择学习较软性的科目，例如只有1％学习医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有类似模式，例如斯里兰卡和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及塞内加尔。　　为什么我们应该对看到今日的美国社会中来自经济和教育落后族群的大学生也有类似模式感到惊讶？或者对这类事情在政治正确的一元学术文化中、或者在大多数媒体中很少被讨论感到惊讶？
• 元非

  2023-11-23
  　　另一个在所得差异的讨论中往往被遗漏或扭曲的因素是时间维度。底层20％的人往往被称为「穷人」，而如果这个五分位数的所得在同一期间并未改变很多，可能被说成是「穷人」的所得停滞不前。但绝大多数刚开始属于最低五分位数的人，并不会永远留在底层。大多数人的工作生涯从较底层的职业开始并不奇怪，刚开始的收入往往比后来的收入少，因为他们会逐渐取得更多经验、技术和成熟度，以及可供查核的较长工作纪录。　　密西根大学的一项调查从1975到1991年追踪一组美国劳工，发现刚开始属于底层20％的人有95％在那段期间结束时已脱离底层。此外，这些原本位于底层五分位数的人有29％一路攀升到顶层五分位数，只有5%仍留在底层20％。　　由于20％的5%等于总数的1%，所以抽样的总人数中只有1%在整个调查期间一直是「穷人」。有关这段期间「穷人」所得情况的叙述，只适用于1%的人。　　类似的现实扭曲也发生在讨论较高所得级距者的时间维度遭到忽略，较高所得级距的人往往被说成他们是永远不变的阶层，而非这些级距的过客，正如低层级距的「穷人」。例如《纽约时报》2017年的一篇报导，谈到「这些所得分布在顶层五分之一的被眷顾者，从1979年以来聚集的所得远超过其他人」。　　想想从1975到1991年间，不同所得级距之间的周转率有多大，就能了解把1979到2017年这段更长的期间顶层五分位数视为同一批人的隐含假设有多离谱。其中关键的周转率被遗漏了。　　另一项较少被注意的统计调查追踪一组美国人一段期间，发现一个与媒体、政界或学界经常描绘的现实大不相同的现实：「介于25岁到60岁的人口，有四分之三的人在某个时间点会发现自己属于所得分布的顶层20％。」　　如果其他五分位数的大多数美国人羡慕或憎恨顶层20％的人，那无异于羡慕或憎恶自己，因为以后他们也可能跻身顶层20％。《纽约时报》所称的「被眷顾的五分之一」实际上指的是很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