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

• 连木木

  2022-03-27
  从无差别批判到有选择谴责，既是两部作品叙事方式差异，也有两个作家观察世界方法不同，一个看欺骗行为，一个看实际原因。鲁迅批评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应该主要讲的是吴趼人。在《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里，《官场现形记》排在第13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排在第95名，这个排名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 连木木

  2022-03-27
  所有190多个“怪现状”故事，最基本的共通点就是虚假或欺骗。细细分类，又可分成至少五种——商业欺骗、人际欺骗、男女欺骗、科场欺骗，还有官场欺骗。合在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骗术大全。至今都有参考价值。
• 连木木

  2022-03-27
  “全知”与“目睹”当然自相矛盾。从“话说”到“我道”有三个结果：第一个是既扩展又局限了小说的批判视野；第二个是作家后来忍不住违反第一人称的局限来讲故事，等于用“我道”来“话说”；第三个是全书的基调因为“我”的存在，便从无差别批判转为有选择的嘲讽。三种情况需要一层一层讨论。
• 连木木

  2022-03-27
  两部小说的差异，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从“话说”到“我道”。
• 连木木

  2022-03-27
  这两部小说相似之处比较明显，但一些不大被人重视的差异，其实却有文学史意义上的重要性。
• 连木木

  2022-03-27
  晚清四大名著中，吴趼人（1866—1910）《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李伯元（1867—1906）《官场现形记》都是通篇嘲笑、讽刺官场社会种种现象，书里都少有令人同情或赞赏的人物。
• 连木木

  2022-03-27
  胡适和鲁迅将《官场现形记》与《儒林外史》比较，不只因为叙述结构类似。“吴敬梓是个有学问，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梦想靠做小说吃饭……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讽世。……近世做谴责小说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穷之中，借骂人为糊口的方法。”在胡适看来，职业写作并且自己办报（后来金庸也边办《明报》边写武侠），就不完全是公心。鲁迅、胡适对李伯元小说的批评，虽有道理，但要求太高。李伯元办小报格调不高，长篇小说整体上欠结构，缺人物主线，对世界好像没有善恶之分，无差别批判。但无论如何，《官场现形记》是一部未完成的、夸张的晚清官场百科全书。也许鲁迅、胡适在批评李伯元时，认为小说里的官场都要过去，甚至一去不复返。他们对李伯元小说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前景可能过分乐观。他们或许想象不到，百年以后的中国读者，仍然需要研究小说中的种种官场游戏规则。
• 连木木

  2022-03-27
  1941年在日军轰炸声中，张爱玲躲在港大冯平山图书馆怎么也要将《官场现形记》看完，不知是对“官场规则”还是对小说写法更感兴趣。
• 连木木

  2022-03-27
  受他影响的日后中国小说的发展，是否也会一直存在着“觉世与传世”的艰难选择？还是说，只有觉世者才可能传世？
• 连木木

  2022-03-27
  梁任公把小说抬到那么高的位置——新国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都要新小说——一方面，显然对后来鲁迅等人用小说启蒙救亡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表面激烈反传统，其实内心还是延续了儒家“文以载道”的精神。梁启超的内在精神矛盾，也构成了百年中国小说的内在精神矛盾。就像黄克强李去病的思想矛盾，贯穿了百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变迁。
• 连木木

  2022-03-27
  简而言之，晚清四类小说，青楼狭邪、侠义公案、社会谴责、政治幻想，“五四”以后貌似第三类批判写实成为主流，其实不同文类传统各自发展，且互相渗透，但直接间接都受到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影响：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 连木木

  2022-03-2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清代小说细分成七类，包括拟晋唐小说、讽刺小说、人情小说、才学小说、狭邪小说、侠义与公案小说，以及第七种谴责小说。王德威则把晚清小说归纳成四类：狭邪小说、侠义公案、丑怪谴责、科幻奇谭。范伯群、陈伯海、夏晓虹、袁进等学者，对晚清文学也有类似的分类。虽然“五四”以后谴责小说批判写实成为主流，但并不代表其他文类就必然被压抑。第一类青楼小说传统，往上可追溯到《品花宝鉴》《青楼梦》《花月痕》《九尾龟》等等，往后则演变成“鸳鸯蝴蝶派”，如《玉梨魂》《啼笑因缘》《秋海棠》。但是这种才子与风尘女子的文学传统，也对20世纪的主流文学，比方说郁达夫、张爱玲、张贤亮、贾平凹等人的作品，隐隐产生影响。晚清的“青楼家庭化”（“长三堂子”）如何悄悄转化成革命时代的“家庭青楼化”（“美国饭店”），再如何渗透在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演变史中，都是很值得探究的文学史现象。第二类侠义公案小说，本来两个文体互相矛盾：“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总是用武艺做好事的捣乱分子；清官断案或者现代侦探，都要维护法律秩序，李逵怎么跟包公合作？可是晚清小说，侠义与公案居然并存，强盗和法官有共谋关系。比如《施公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彭公案》，以及改写自《水浒传》的《荡寇志》等等。“五四”以后中国的侦探公案小说虽不发达，但是金庸、梁羽生等人现代武侠小说，因为契合中华民族心理（包括集体无意识），一度拥有最多的读者人口。即使革命文学中也有侠义精神传承，从《林海雪原》模拟土匪的英雄到《红高粱》土匪真的成为英雄。第三类所谓政治幻想小说，除了梁启超未完成的小说以外，还有吴趼人《新石头记》、老舍《猫城记》等，文本不是很多，神魔奇幻大规模复兴要到20世纪晚期。但梁启超的小说革命理论，比他的小说更加著名。在《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全部入选...
• 连木木

  2022-03-27
  以梁启超（1873—1929）的《新中国未来记》，一部在今日大众心目中不那么出名的小说，来作为《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的开端，至少有四个理由：第一，发表时间比较早，1902年，刊于中国早期小说期刊《新小说》上。第二，梁启超是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之一。就在《新中国未来记》发表前一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提出“中国民族”这个概念。第三，政治幻想小说这个文类在中国十分罕见，梁启超之后传承者也不多，可谓稀有品种，今天亦少有实验，所以特别值得保存。第四，也因为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对后来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
• 詅痴符

  2022-02-02
  “五四”爱情小说的这种基本模式，在20世纪可以上溯到老残替翠环改名，往后则在很多现代小说里重复：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叶圣陶《倪焕之》、柔石《二月》、茅盾《创造》、巴金《家》等。男的都是读书人，女的地位弱势可怜，恋爱过程像启蒙，目的在于拯救对方。女的必须玉洁冰清，玉洁就是相貌好看（值得拯救），冰清就是内心善良（可以拯救）。当然，这样“男爱女—男教女—男救女”的故事常常不太顺利，最后也会导致悲剧。
• Lemontdutazi

  2021-10-04
  何其芳因为不大相信阿Q精神像病菌一样在转移，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同阶级的人也都可能有，结果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论”就受到了批判。其实，鲁迅描写的阿Q精神，其生命力就在于既存在于民间也属于官场。之前晚清作家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描述官场，重点是官欺压民。后来延安、50年代“人民文艺”，重点是民反抗官。但鲁迅一代作家，却更关注了官民之间的复杂关系。今天你是弱势民众，万一明天做官，会不会重犯官场毛病？那毛病简而言之就是“阿 Q精神”，既是官病，又是民疾。
• Lemontdutazi

  2021-10-04
  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的小说总有象征/写实两个层面并行。吃人主题更深一步，就是狂人怀疑自己是否也吃过人，被吃的人也参与吃人。这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一种比较深刻的忏悔意识，之前少见，之后也不多。看到社会环境腐败，官场在危害百姓，导致民不聊生，这是晚清四大名著的共识。看到不仅官府富人，而且自身被欺的庸众看客，也是这黑暗中国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是“五四”文学的发现。看到肉体压迫吃人，礼教牢笼也吃人，鸳鸯蝴蝶派也会抗议。但是看到害怕被吃的人们，甚至大胆反抗的狂人，可能自己也曾有意、无意参与过吃人，这是鲁迅独特的忏悔意识。 给父亲买药，是说得出的屈辱；被亲戚乡邻污蔑，说买药时偷家里钱，则是说不出的侮辱，连母亲都无法帮他洗清。因为这些流言和屈辱，鲁迅早早离乡背井，到江南水师学堂艰苦寄宿攻读新学。没想到接下来的屈辱又和医/药有关。在幻灯片里发现了日俄战争里华人麻木不仁地围观华人被当作俄军间谍砍头，于是觉得医身体不如医精神，这是一个说得出的刺激和转折点。但在仙台学医成绩中上，被日本同学污蔑说是藤井先生特别照顾，这又是一个说不清楚的屈辱。碰到这种事情，周树人不吵，而是忍，但绝不忘却。国事私事都不忘，持久的反省，持久的恨。后来顾刚、陈西滢议论《中国小说史略》是否抄袭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20年代后期又同时遭到郭沫若和梁实秋左右两翼的批判等，鲁迅都是先忍之后就一直不忘，时时反击。更加需要忍耐的是他遵奉母命的与朱安的婚，明知不合道德仍然服从成亲，这是一忍。结婚后坚决不同房，只当朱安为母亲媳妇而不是自己妻子，这又是一忍。这何尝不是在被人吃的情况下也参与吃人呢？鲁迅常常说，他没有对读者说出他全部的真话。竹内好说：“他确实吐露过诓骗的话，只是由于吐露诓骗的话，保住了一个真实。因此，这才把他从吐露了很多真实的平庸文学家中区别得出来。”鲁迅的真诚就在于他承认...
• bookbug

  2021-10-06
  后来第四次文代会，宣读过“十年”当中受迫害去世作家的名单一一邓拓、叶以群、老舍、傅雷、周作人、司马文森、杨朔、丽尼、李广田、田汉、吴晗、赵树理、萧也牧、闻捷、邵荃麟、侯金镜、王任叔（巴人）、魏金枝、丰子恺、孟超等。这份名单至少还漏掉了陈梦家、罗广斌等。活着的作家，有发表资格的极少，如郭沫若、浩然、胡万春等。1972年以后，可以发表作品的人数有所增加，如李瑛、贺敬之、顾工、草明、张永枚、玛拉沁夫、茹志鹃、臧克家、姚雪垠等。也有一些年轻人在那个阶段开始貨作，如莫应丰、张长弓、王小鹰、谌容、刘心武、徐刚、郑万隆、张抗抗等，不过他们在“文革”后出名，比较后悔早期的作品。
• bookbug

  2021-10-06
  小说作者罗广斌1924年生于重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罗广斌曾是杨振宁的学生，1948年被囚禁在渣滓洞、白公馆，他也是出身地主，家庭家境优越，这些都非常像小说中的刘思扬。关于罗广斌的被捕，有材料说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出卖，又有说是市委书记刘国定招出来的，可见当时背叛、招供的情况不少，级别也很高，并不像小说里这样，只有一个中下级的甫志高。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是江竹筠。罗广斌被捕后，因为兄长打招呼，徐远举也并不伤害他性命。1949年11月27日，发生了大屠杀，罗广斌幸免于难。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就向组织上交了几万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简称“狱中八条”），这个就是小说《红岩》的史实基础。1950年，从事共青团工作的罗广斌与杨益言、刘德彬合作创作了一个报告文学，叫《圣洁的血花》。1958年，三人又在《红旗飘飘》第六集上合作发表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61年，41万字的《红岩》出版，整个成书过程，前后十年以上，是一个典型的集体创作的过程，由重庆市委宣传部领导，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主持多次大改，这本书后来果然成了该社的镇社之宝，再版51次，发行近千万册。这本书的作者还调到北京学习，甚至还可以查看国家机密档案，包括当初国民党要犯的招供。在复杂的集体创作过程当中，出版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根据意识形态的形势，调整文学创作的规范，实际上也铸就了“三红”共同享有的“十七年文学”的基本特点：第一，就是在历史上的衣村阶级斗争、写监狱的文学、战争故事中，贯穿50年代后期的意识形态。第二，人物必须红黑分明，英雄不可有错误，反派不能被原谅，尽量少或者没有中间人物，基本上没有人物性格转化。第三，英雄也可有感情戏，敌人也不必脸谱化，爱情一般不应是主线，情节紧张，语言通俗。所以集体创作机制的成果，具有很强的宣传功能，“三...
• 安东。

  2022-04-27
  说到底，余华的《活着》最受欢迎的关键两点，就是“很苦很善良”。“很苦”，是记忆积累，又是宣泄需求，是畅销保证，也是社会安全阀门。“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书写策略，是政治正确，也是中国的宗教。
• bookbug

  2021-09-29
  学术界一般认为《老残游记》是晚清艺术价值最高的一部小说。鲁迅、胡适、夏志清都十分赞赏推崇《老残游记》，不过赞赏角度不同。鲁迅注意的是官场批判：“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胡适则认为：“《老残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却不在于作者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写风景人物的能力…《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滥调，总想镕铸新词，做实地的描画。望这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夏志清则对刘鹗小说的“中国情怀”评价极高：“刘鹗与诗圣杜甫相形之下，毫不逊色；…两者同样优时感世，虽然极其悲戚沮丧，但对中国的传统，信念坚贞不渝。”我手头使用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的《老残游记》，里边也有出版说明：“作家虽有同情民众疾苦、比较进步的一面，但他的基本政治观却是落后，甚至反动的。他坚决拥护封建统治，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缺乏认识，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义和团反侵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