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作家访谈6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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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城市2022-08-04我至今还在收到人们的来信，告诉我这本书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或帮助他们度过了一段哀悼期。好像我已经从疯狂的小变态变成了文学界的特蕾莎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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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城市2022-07-29因为好奇，我深陷其中。好奇，很宝贵。我成了个惨兮兮的编年史作者。大多数作家都在寻找悲剧，但找不到。他们记得一些琐碎的个人经历，那并不是悲剧。你会说，那古希腊作家呢？古希腊悲剧角色给观众一种印象，他们在同诸神对话……嗯，确实如此……哎呀，跟神灵通电话的机会可不是天天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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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原望2022-07-27弗兰岑： 我是在读大学二年级时，在一个剧本创作工坊里，想到了《第二十七座城》的情节，我们的老师让我最好看看品钦的书。我最终在毕业回到德国之后，才抽出时间来看他的书。我读的是一本大众平装本的《万有引力之虹》，随后这本书完全让我入了迷。我就像患了流感般在看这本书。仿佛我在对抗一场来势汹汹的传染病。我随后用品钦式的语言给当时还是未婚妻的妻子写信，我觉得显然她讨厌这些信，并把这种憎恶表现了出来，我避开了那种声音——因为我们的关系，因为与一个女人保持的紧密关系。现在看来，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你要么与那样的男孩玩耍，并且把女人贬低为那种次要的、实质上完全边缘的客体化角色，要么就与一个女人保持一段全情投入的关系，这样一来，那种男孩式的写作，不论多么出色，多么精湛，都必然是次要的。值得指出的是，在我生命的那一刻，我觉得相比品钦，各类女性作家——比如，艾丽丝·门罗、克里斯蒂娜·斯蒂德 [251] 、弗兰纳里·奥康纳、简·斯迈利 [252] 、保拉·福克斯[253] ——更让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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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原望2022-07-27《巴黎评论》： 第二天早上或者现在回头再重读这些诗歌，是种什么样的体验？我的意思是说，你还能清楚地看到那些诗歌是从哪里来的吗？或者像你说的那样，它们看起来仍然像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写的现代派诗歌吗？拜厄特： 嗯，这都是结构，是这部小说的组成部分。另外，关于《占有》，我还应该说一下，这是我写的小说中唯一一部总体上一气呵成的小说，其间没有人生病，没有发生灾难，没有获布克奖之类的事，没有被图书巡回活动推着团团转。它有种可怕的能量，从开始写第一句话持续到最后一句话，整本书都在我的头脑中。我很少——几乎从不——重读自己已经出版的小说。但是我其实很喜欢重读这些诗歌，因为它们让我惊讶。我很喜欢这些其实很邪的诗歌，它们不过是亨利·詹姆斯的一个巨大语块，它们其实在空白诗中，我在其上加了大概四个词。它们写的是那位鉴赏家和那些漂亮的瓷片，就是魏维尔先生和那只镀金的钵 [228] 。一位研究亨利·詹姆斯的学者，一位在新英格兰研究亨利·詹姆斯的杰出学者忽然注意到了这一点，然后陷入了可怕的愤怒。她声称，我这是在欺骗，是在剽窃。于是，我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说，这是一种后现代文本，是在向亨利·詹姆斯致敬，而不是在中伤他。我们后来成了朋友。《巴黎评论》： 让我一直大为触动的是，你把很多沉重的东西放在对简单事物的简单挖掘上。我想到在《夜莺之眼》里，你从各种颜色的魔幻般的名字里就能随便引出这种沉重的分量、价值以及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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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原望2022-07-27拜厄特： 在那个文学节上，石黑一雄坐在那里，他说他刚写完一部关于一个管家的小说 [221] ，说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七种语言，还说你对你的读者群负有责任。他其实不辞辛苦要了解这位男管家会拿出什么样的调羹和刀叉。那时他剔除了地方参照，因为他在写的是一部——没有自贬身价的意图——他所谓的国际小说。我在《泰晤士报》上写了篇小文章，询问那些小小的地方细节怎么了？那才是你要写的东西，你应该从遗忘中拯救出来的东西，对你写进去的时间和地点来说很具体的东西。我接着说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描写了如何在俄罗斯森林中采集蘑菇。我从来没有去过俄罗斯森林，我吃过蘑菇，但不是那种蘑菇。但你却很清楚地知道那种蘑菇是什么样子。这就是好作家和普通作家之间的区别，一个好作家会让你关心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或者那个特别的蘑菇，而普通作家则做不到，他们无法创造这种联系，而指望你唤起自己的一系列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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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原望2022-07-27我跟所有人一样，对标点符号有个人偏好。亨利·詹姆斯是影响我至深的作家之一，因而我会很轻易在文本中夹杂破折号。许多人不喜欢用破折号。对勒卡雷的书稿，我总是加逗号，然后他又总是删掉，但我们彼此了解。他会说，如果你坚决要用，就用吧。然后我说，这样吧，我希望用，不用估计也行。我们相互迁就起来。我年轻气盛爱挑事的时候，从没想过我也可能是错的，没想过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更没想过我的工作不包括贯彻我的观点。我可能为了分号的使用大叫大嚷了二十分钟，因为每一个分号都是生死攸关的事。但随着年龄增长，你才领悟到，《李尔王》里也有写得差的句子，但并不影响它世代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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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原望2022-07-27我想我们把写作行为而不是阅读行为放在首位是错误的。人们认为你阅读是因为你懂这门语言，但某种特定的阅读是一种高级的智力行为。我对这种敏锐的阅读充满敬意——那不仅仅是吸收事物、辨别错误所在，还是一种我认为深刻得多的行为，令人十分满足。不管怎么说，把写作与阅读分开只是近期的事情：就在不久以前，优秀的读者也是优秀的作家，优秀的评论家也是优秀的小说家，优秀的诗人也是优秀的翻译家。哪种身份更让人兴奋，以前人们是不怎么区分的。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持久的阅读过程。唯一的区别是写一本书需要三四年时间，我现在也在写。我当编辑以前一行字也没写过，当了编辑才写是因为我想读点我找不到的书。那就是我写的第一本书。辛西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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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原望2022-07-27罗伯特·戈特利布的品位不拘一格，你很难归纳他合作的作者、编辑的几百种书究竟是怎样的。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升至总编辑的那些年，在克瑙夫出版社担任出版人兼总编辑的那些年，他前后出版过许多超级畅销书，比如杰西卡·米特福德的《美国人的死亡方式》、罗伯特·克莱顿的《圣维多利亚的秘密》、查尔斯·波蒂斯的《大地惊雷》、托马斯·泰伦的《另一个人》和诺拉·艾弗隆的《心痛》。他编辑了好几部名人回忆录，如布鲁克·海沃德的《乱套了》、芭芭拉·戈德史密斯的《小格洛丽亚……最后获得了幸福》、琼·斯泰因和乔治·普林顿执笔的《伊迪：一部美国传记》，还有戴安娜·弗里兰、格洛丽亚·范德比尔特、艾琳·塞尔兹尼克的自传。由他担任编辑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有芭芭拉·塔奇曼、安东尼娅·弗雷泽、罗伯特·K.马西、安东尼·卢卡斯等。还有玛歌·芳婷、米哈伊尔·巴里什尼科夫、娜塔莉娅·玛卡洛娃、保罗·泰勒和林肯·柯尔斯坦等舞蹈界名人的书。有小说家约翰·契弗、萨尔曼·鲁西迪、约翰·加德纳、莱恩·戴顿、西比尔·贝德福德、西尔维娅·阿什顿—沃纳、雷·布拉德伯里、伊利亚·卡赞、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理查德·亚当斯、V.S.奈保尔、艾德娜·奥布莱恩；有好莱坞名人劳伦·白考尔、丽芙·乌尔曼、西德尼·波蒂埃、玛娜·洛伊；有音乐人约翰·列侬、保罗·西蒙、鲍勃·迪伦；有思想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F.斯金纳、珍妮特·马尔科姆、卡尔·休斯克等。过去五十年中影响最大的图书，有些就是他参与创造的；纵然如此，他仍旧无法理解为何有人会对他挑剔的指摘、为了标点符号也要争执不休、他的非正式疗法、对书稿一读再读这些构成他职业生涯的方方面面感兴趣。戈特利布于一九三一年生于纽约，在曼哈顿长大。他爱读“亨利·詹姆斯、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普鲁斯特这些伟大的小说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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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原望2022-07-27布鲁姆： 不喜欢我的人会这么说。在《神圣真理的毁灭》的书评里，丹尼斯·多诺霍 [162] 把我形容为文学批评界的撒旦。我就当他是在恭维我吧，虽然这并非其本意。但也说不定，也许他真就是这么想的。不管怎么说，我很乐意接受这称号。很高兴，我居然有本事臭名昭著成那样。《巴黎评论》： 做文学批评界的撒旦，需要付出个人代价吗？布鲁姆： 我想象不出来。正如史蒂文斯先生说的，我们都“被判了刑，注定只能做自己，那个无法逃避的动物”。至于约翰·福斯塔夫爵士，说得就更妙了：“一个人为他的职业而工作，难道也是罪恶吗？”当然，相比于文学批评界的撒旦，我肯定更愿意被当作文学批评界的福斯塔夫。我虽然很爱撒旦叔叔，却更敬佩福斯塔夫叔叔。他远比撒旦诙谐，也比撒旦更有智慧。可话又说回来，莎士比亚的诗本来就比弥尔顿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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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ie2022-11-10有两重压力侵蚀了出版业追求卓越的品质。一重是它的日益商业化，一重是政治。今天我们面对的新一代人，他们所受的文学教育并非来自优秀作品的熏陶，而是以长短篇小说的主题或者作者的肤色、政治立场去判断作品。如今你经常会碰到一些编辑，谈起某本二流书的样子就好像它是最好的。我猜他们刚从业时也是有高标准的——假如这些标准不是指政治标准——但商业压力渐新迫使他们降低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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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ie2022-11-10我是幸存者的乐观主义；幸存下来的感觉，其实经常是非常糟糕的，当你意识到有多少人都没有活下来。我还是完整的，还能坐在这里。这就是我的驱动力，幸存下来的感觉。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之一，就是他们没有这样的体验。不过对于那些经历过“二战”、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政治谋杀中幸存下来的人来说，他们有一种特定的乐观主义，伴随着煎熬的内心。因为要撑过这样的艰难，不仅仅要靠运气和恩典，它也许还是残忍的生命力的证明。我不知道，我只是习惯于批判地去看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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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城市2022-08-02克莱恩写的每首诗都像绝笔。你看，这话说得多有趣，而且也的确说到了点子上。克莱恩的每首抒情诗都让你感觉，如果不写出来，他真的会死；作为诗人，作为一个人，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把诗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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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城市2022-07-29《巴黎评论》：您觉得自己仍然是最伟大的在世作家之一吗？塞利纳：哦，一点儿也不觉得。伟大的作家……我没必要跟形容词较劲。首先，你得死掉，等你死了，他们会给你归类。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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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原望2022-07-27布鲁姆：我很喜欢女性主义批评家，这其中有些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但众所周知，我并不怎么喜欢女性主义批评。真正好的检验方法是找到被低估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不分古代现代，让它引起我们的关注，教我们更仔细或者更切实地研究它。但结果，它们都没通过检验，因为这其中没有一部可以列入正典。而那些历史上很重要的女作家——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艾米莉·狄金森、伊迪丝·华顿、薇拉·凯瑟，以及其他在审美上始终具有价值的作家——今天也还是十分重要。就算没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我也不会改变对伊丽莎白·毕肖普或者梅·斯文森 [136]的评价。我对所谓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只能摇头叹气。它们充其量只能说用心良苦，但绝不是文学批评。《巴黎评论》：那可以把它当作某种形式的社会性或者政治性文学批评吗？布鲁姆：我不关心什么社会性、政治性批评。如果谁想这么干，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事。与我无关！如果它对我阅读一部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没有任何帮助，我根本就不会对它发生兴趣。我绝不认为，任何社会、种族、民族或者“男性”的兴趣能决定我的审美选择。我毕生的经验、学识与洞察都在告诉我这一点。《巴黎评论》：您怎么看近来有关“正典问题”（canonicalproblem）的讨论？布鲁姆：这不过是美国当前学术与社会政治的一种反映。以前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正典，就看它能否产生强大的解读，无论是作为显性的阐释，还是隐性的阐释方式。那些两眼盯着权力和性别的男男女女，那些新历史主义者，或者现在这帮人当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可能写出新的正典作品。同样，所有浮躁的女性主义写作，或者现在所谓的非裔美国人写作，也不会和正典沾上半点关系。爱丽丝·沃克不会成为正典诗人，不管有多少人跟着起哄，站出来把她吹捧上天。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个伪命题。我越来越确信，现在许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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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城市2022-07-28庞德就是这样。他找一个从来没写过任何东西的家伙，以为能把他培养成诗人。我们不该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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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城市2022-08-04到了那年一月底，我和最终保持了十四年婚姻的人做了爱，并且成了一位果敢、专注的作家，一心只想写雄心勃勃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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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城市2022-07-31《巴黎评论》：你觉得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里对那些时代的描述准确吗？多斯·帕索斯：嗯，那本书是有点烂。他对人就跟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一样——自命不凡，看不起同代人。他总是争强好胜，非常挑剔，有点过了，不过早年的时候你还可以哄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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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城市2022-08-02你看眼下，萨尔曼·鲁西迪先生的遭遇有多惨。当然喽，他也不是什么大作家。我想好好读一读《午夜之子》，可总觉得太乏味。《撒旦诗篇》也翻过，感觉写得好啰唆，模仿乔伊斯的痕迹挺重，火候还远远不够。我看，比起中上流水平的严肃小说，也好不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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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原望2022-07-27《巴黎评论》：那我们该如何应对“憎恨学派”呢？宣告自己是唯美主义者？布鲁姆：啊，我这么做当然也是因为气急了。这个学派，还有许多其他有毒的言论，让我非常气愤。按照罗斯金的定义，我当然愿意以唯美主义者自居，更别提爱默生、神圣的沃尔特 、崇高的奥斯卡 。这是一种很好用的模式。现在的美国文学批评正日渐分化为两大阵营：一个是水平很低的文学性新闻写作，一个是学院派（尤其是新生代）的文学批评；后者我觉得越来越像一场灾难。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只听拉康胡言乱语，却不去读埃德蒙·斯宾塞的经典；或者遍览福柯、德里达的作品，却很少接触莎士比亚或者弥尔顿。很明显，这对学习文学是极为不利的。回想五十年代刚入行那会儿，我还很年轻。我经常说，我选的这一行好像全是些世俗的教士，或者知识分子。很显然，我想到了深受盎格鲁文化和天主教影响的“新批评”派，以及他们的导师抑或教主T.S.艾略特。但直到中年后期，我才发觉（好坏暂且不论），原来我周围的这些人有多么骄傲；他们满以为自己是不挂名的社会工作者，像一群旅鼠似的，带领群众奔向海洋，自取灭亡。 [133] “憎恨学派”是各色人等的大杂烩，有最时髦的女性主义者、拉康学说的信徒、整个符号学阵营、最时髦的伪马克思主义者、既无新意又和历史无关的所谓新历史主义者、完全忽视文学价值的第三代解构主义者。其实，这现象本身微不足道，但其渗透面却很广，而且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今天，不仅是英语世界，甚至在法国、意大利，你都很难碰到一位批评家、学者或是其他人，发自肺腑地追求审美价值，享受纯粹的阅读之乐，欣赏诗歌与故事本身。阅读已经变成一种非常奇怪的活动，变得极具倾向性。因为执迷于方法或所谓的方法，文学研究已经彻底“液化”。批评始于——也必须始于——真正的阅读热情。它可能在青春期萌芽，甚至要等到二十岁以后，但你必须爱上诗歌。你必须爱上从前所谓“想象的文学”。当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