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

• 如林

  2017-09-16
  可是从帝制时代到1949共产党夺权成功，中国人的个人忠诚从来没有献给执政的政府当局，他们自始至终都只效忠自己的家庭。
• 如林

  2017-09-16
  强势的家族主义、子嗣平分家产的制度、欠缺领养家族外成员的机制，加上对外人的极度不信任，塑造了传统中国人特有的经济行为模式，这在当今香港和台湾工商文化圈里，都可以获得多方面的印证。
• 如林

  2017-09-16
  华人公司不断上演创立、崛起、衰败的三部曲。
• 如林

  2017-09-16
  家族企业并非华人社会所特有，几乎所有西方公司一开始也都是家族企业，只是后来才递嬗为公司结构。
• 如林

  2017-09-16
  企业制度化之后，便脱离了任何单一个人的掌握，能够自主运营。
• 如林

  2017-09-16
  直到1830年代为止，美国的商业法虽然已经很完备，而股票市场也已经开始萌芽，可是所有美国企业都仍是家族企业。
• 如林

  2017-09-16
  着重家庭主义的社会比较难以创建大规模的经济机构，而规模的限制终将阻碍中小企业参与全球经济的幅度。
• 如林

  2017-09-16
  我们会看到儒教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家庭主义，儒家主张经由教育提升家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而其他形态的社会连接则相对松散。
• 如林

  2017-09-16
  最高的经济效率不见得是由理性追求私利的个人所达成的，反而是个人所组成的团体，作为一个既存的道德社群，他们更能有效率地合作。追求私利诚然是现代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但是但凭着对利益的追求并不足以成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诚如韦伯所言，对于财富的欲求并非就是资本主义精神。
• 云雀叫整天

  2023-08-22
  人人都必须“精明”之极才能生存得好一点，恰恰反映了制度层面的问题。没有运行良好的制度与规则的保证就只能依靠个人的精明和算计，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累，而且风险颇高，社会各阶层都会感觉不安全；原因在于基本的信任结构出了问题，交易成本高得惊人。试想一旦该由制度和规则承担的设计、筹划、安排和计算都得由个人承担了，这个社会的运行将会多么艰涩，多么别扭。谁都承认中国人绝顶聪明，老谋深算，甚至称得上诡计多端，善于“打擦边球”，钻制度和政策的空子。但是别忘记，绝对理性的个人加在一起完全有可能成为非理性的社会。当人人都被迫成为“精明人”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理性和智力便会衰落。一个丧失了智慧只会取巧的社会必定是小人得志的社会。我们不妨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了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究竟是得到的更重要，还是失去的更有价值？
• Zophiel

  2021-12-29
  自发社会性是建立持久企业的关键，也是组建有效政治组织不可或缺的条件。缺乏真正的政党，政治集团只有根据多变的个人或庇护人-依附者的利益关系来建立；它们容易破裂，即使有强烈愿望也无法为共同目标达成合作。倘若一个国家的私有企业弱小，其正当系统也必定支离破碎且不稳定。如果我们拿美国和德国跟法国和意大利相比，事实其实就是这样。在后共产主义社会，譬如俄罗斯和乌克兰，私营公司和政党都薄弱或根本不存在，而选举总是在极端的个人而非前后一贯的整治规划间蹒跚。在俄罗斯，所谓的“民主党人”在智识上都相信民主和市场，但他们缺乏建立统一政治组织所必需的社会习惯。 一个自由国家最终是一个有限国家，政府行为受到个人自由的严格制约。如果这样的社会想要避免无政府或无法治理的状态，那么在政府以下的各级社会组织就必须能够自我管理。这样的社会最终不仅仅依靠于法律，还需依靠个体的自我约束。如果他们不能彼此忍让、相互尊重，或不能遵守他们自己设定的法律，他们将需要一个强大而且强制的国家来维持社会秩序。如果他们不能为共同的目标团结，那么他们将需要一个干预性的政府来提供他们自己无法提供的组织形式。马克思所设想的“国家的消亡”只可能在自发社会性极高的社会中出现，约束和基于准则的行为只可能源于内生，而不能由外部强加。社会资本很低的国家不仅容易导致且缺乏效率的公司，而且也将深受政府官员腐败横生和公共管理效率低下之苦。意大利的困境就是一个例子，从北部和中部到南方，就能明显的看到社会分化和腐败之间的直接联系。 充满活力、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对稳定的民主制度至关重要，甚至在一个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它关乎人类型为的最终目的。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我论述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两大力量的共同推动。第一种力量是理性的欲望，在这种欲望下，人类企图通过财富的积累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第二种力...
• 鹿川没有粪

  2020-10-18
  中国现执政党在1949年掌权后坚要打破家庭主义对社会的控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传统的父系家庭对于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威胁。但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家庭是政治上的一个竟争对手，它会削弱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对这个国家的控制。于是他们采取系列措施以摧毀传统家庭：制定现代”家庭法，取缔一夫多妻，以保障妇女权利；通过农业集体化将农村家庭解体；将家族企业收归国营或者干脆没收；儿童从小就被告知党是最高权威的来源，而不是家庭。计划生育措施中的独生子女政策意在限制中国爆炸式的人口长，而这一政策是对传统儒家思想最为正面的攻击，因为这个传承千年的思想直崇尚多子多福。
• 西峰秀色

  2018-01-10
  对于中国而言，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型，将要比日本或美国的情况更加棘手，而且政府需要扮演更大的角色。最起码，中国需要通过其政治制度的基本合法性构建政治稳定，以及一个既不容易出现过度的腐败，也不轻易受外界政治影响的，有能力的政府结构。但是对于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大多数观察家都说不清楚，它是否能够顶住由匆忙工业化所造成的巨大社会经济压力，以及中国在21世纪是否变成一个军事国家。一个不稳定的中国，或由紧张和反复无常的政府统治的中国，都不是一个对明智的经济政策决策有利的环境。
• 如林

  2017-09-16
  培养工作伦理的最佳环境其实是紧密的社群团体，也就是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在社会向心力强的工作环境当中，这些团体能够得到更多激励。
• 西峰秀色

  2018-01-17
  精益生产又称“即时”（just-in-time）生产或“看板”生产，由丰田汽车公司加以完善，迄今为止已在工业界风行十几年了，并从日本传播到北美、欧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精益生产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由丰田的总生产工程师大野耐一发明。他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丰田公司的市场太小，不足以维持长时期的生产流程，自然也不能维持高度专门化的劳动分工，即当时美国泰勒式大规模汽车生产的特点。美国厂商有雄厚的财力购买专业化设备，这些设备一旦安装完即可长期使用，他们也负担得起大量存货，以防止生产线停工待料。为了绕过这一问题，大野构想出这样一种生产系统，它的投资总额要比泰勒式大规模要低，而每个资本单位的生产效率又更高。精益生产的实质是建立一种异常紧张和脆弱的生产系统生产线，从供应到最后的装配，任何地方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可以轻易叫停。存货压至最低水平，每个工人的工作岗位上都有一根绳索，一旦出现问题，工人可以用它来叫停整个生产线。如果工人拉了绳索，又或者供料部门未能按计划准时提供原料，整个装配线的操作将停止。精益生产流程的脆弱性因而就是一个信息反馈环路，一旦出现问题即刻通知工人或者生产工程师。这迫使操作生产线的人碰到问题就立刻解决，而不是将缺点带到最终成品中。大野的精益生产系统将决策权更大程度地交给了装配线上的工人，我们此前讨论过的德国工厂都达不到这个水平。[12]也就是说，它没有承袭用专业白领生产工程师来设计工厂的泰勒制传统，而是给予生产线操作工人充分的责任，让他们去决定怎样运作最好。把责权委托给工作小组限制了劳动分工：工人接受多个工种的培训，于是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被调遣到其他岗位工作。而且，让受到多工种训练的工人完成相对灵活的工作，可减少对专业化设备和其他高资本货物的需求。倘若用泰勒制标准来衡量，在精益生产系统中，最低等的装配线工人被赋予的信任是难以置信的。在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工厂里...
• 西峰秀色

  2018-01-17
  “福特式”批量生产技术风靡全球，各国纷纷加以引进。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工业经历了一段“理性化”时期，制造商开始寻求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美国组织技术。列宁和斯大林恰于这个时代登上历史舞台，最终成为苏联的不幸，这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把工业现代化简单等同于大规模生产。他们持有越大则越强的观点，即一种虚高的福特主义，最终让苏联的工业架构变得过度集中且毫无效率，甚至一直持续到共产时代末期，而此时福特主义已然是明日黄花了。与亨利·福特紧密相连的大规模批量生产新模式也有其理念宣传者，那就是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 Taylor），他所著的《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被奉为新工业时代的圣经。产业工程师出身的泰勒是最早支持时间及动作研究（time-and-motion studies）的人之一，这一研究旨在将工人的劳动效率最大化。他企图制定的大规模生产“法则”，是通过一种高度精细的分工，尽可能避免对装配线工人的创造性、判断力甚至技术有所需求。装配线的维护和调试交给单独的维护部门负责，至于生产线设计本身背后的控制智慧则是白领工程师和规划部门该管的。工人的效率是建立在严格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基础上的，即高产工人比低产工人获得更高的计件工资。
• DiaGenesis

  2017-09-13
  当工业从手工业向大规模生产转型的过程中，异化的前景让人禁不住对经济活动的本质产生质疑。人为何而工作？是为了他们所赚的薪资，还是因为他们通过工作实现了自我价值？按照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他们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是为了收入，以供闲暇花销。这种观点认为工作的本质是辛苦，其深层根源则是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就不必工作，在基督教传统中死亡被看作一生劳顿的终极解脱，因此墓碑上碑文常是RIP。
• 芝麻

  2021-04-11
  在西方，父亲的权威需要与其他若干角色争，包括教师、雇主、政府最后是神。在例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挑战父亲的权威作为一种成年礼已然制度化了。在传统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在那里，没有类似犹太教及基督教概念中的神权或更高法律来允许个体反抗家庭强权。在中国社会，对于父母权威的服从类乎神圣行为，而且没有任何个体良知之类的概念来促使个体发起反抗。因为这本书出版于1995年，很多观念out了。比如上面这段，中国传统家庭模式早已颠覆。
• 匕匕七

  2020-08-01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经济有两部分，一方面是老旧而缺乏效率、且每况愈下的国有部门（其他的且不说，它拥有世界上最低效的汽车制造业），一方面是主要由小型家族企业或海外合资企业组成的新兴市场领域。中国经济还有许多基本问题有待解决，譬如建立稳定的产权和商业法系统。但如果中国大陆下一代或两代时间内赶上台湾或香港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那么它会出现大问题。一系列潜在的问题对于中国观察家来说都不陌生，这些问题都可能刹住国家的未来发展，如通胀压力，基础设施缺乏，发展步伐过快导致的瓶颈，沿海省份与内陆地区的人均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大量现在埋下的、但终究会爆炸的环境定时炸弹。中国也将面临发展大中型专业管理公司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型，将要比日本或美国的情况更加棘手，而且政府需要扮演更大的角色。中国需要通过其政治制度的基本合法性构建政治稳定，以及一个既不容易出现过度的腐败，也不轻易受外界政治影响的，有能力的政府结构。但是对于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大多数观察家都说不清楚，它是否能够顶住由匆忙工业化所造成的巨大社会经济压力，以及中国在21世纪是否变成一个军事国家。一个不稳定的中国，或由紧张和反复无常的政府统治的中国，都不是一个对明智的经济政策决策有利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