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战争史

• 培根漫步

  2023-08-12
  孙传庭部精锐被歼灭，对于李自成部义军来说，跟踪追击，全歼陕西官军残余兵力，趁势夺取关中地区，乃是当然之事。然而，对于义军的这个进军方向，在许多著作中却沿袭了一种不可靠的记载。说李自成在襄阳时，曾同牛金星、杨永裕、顾君恩等商讨过进兵方略，牛金星主张直取京师，杨永裕建议东下南京，顾君恩认为前者失之急，后者失之缓，主张先取陕西，收取三边兵力，然后东取山西、北直隶。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方案，后来果然夺取了西安，赏给顾君恩女乐一部作为奖励。这种说法颇能引人入胜，不过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却尚有商榷的余地。因为，李自成在襄阳的时候，孙传庭正养锐于西安，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之所以没有东追左良玉部官军，进而夺取南京和江浙财赋之区，原因就是避免孙传庭追蹑其后。至于北上进攻京师更不是一着高棋，因为这样一来孙传庭必然东向夹击义军，左良玉也会利用义军主力北上的机会，夺取襄阳一带，弄得不好有可能前功尽弃。至于先打陕西官军的原因，正如上面所说，是孙传庭出关的消息已确，李自成才把主力调到河南迎头痛击，并不是他主动向陕西进攻的。到郏县战役以后，趁势夺取陕西好比瓜熟蒂落，这时是很少可能在进兵方向上出现争议的。可见，顾君恩献策先取关中之说未必实有其事。
• 培根漫步

  2023-08-12
  他们盘算过朝廷现有兵力主要是三个集团：辽东的军队虽然比较精锐，但抵御清兵已难以胜任，实在无法移调；左良玉部号称兵多将广，实际上畏敌避战，跋扈难用；可以用来对付起义军的唯一王牌，只有孙传庭统率的陕西官军。孙传庭部倾巢出动要是真能取胜，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他们也感到这种侥幸取胜的希望毕竟非常微弱，如果孙传庭部被歼，明王朝的覆灭就注定了。因此，他们极力主张慎重行事。有的大臣直截了当地向崇祯皇帝说明利害，指出孙传庭部在陕西不动的话，起义军要北攻京师或东下南京都难免有后顾之忧；如果李自成义军打算先取陕西，孙传庭可以不脱离自己的后方基地，固守潼关，比孤军深人河南、湖广要有利得多。兵部侍郎张凤翔说得最为恳切：“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四朱由检眼看农民起义的烽火一天天蔓延，恨不得将它一口吞下，加之他吝啬成性，唯恐孙传庭老师糜饷。所以听到主张持重的意见就大不悦耳，狠狠地瞪了张凤翔一眼。周围的大臣心领神会，一个个便义形于色地支持出兵。朝廷催促孙传庭出关的使者接踵而至，传庭顿足叹日：“吾固知战未必捷，然侥幸有万一功。大丈夫岂复能对狱吏乎！”他怀着渺茫的希望，勉强上疏报告了出师的日期。
• 培根漫步

  2023-08-10
  我们在分析“罗、贺事件”时，既要看到明廷从中插手，挑拨离间，也要看到它主要反映了农民阶层的狭隘性和动摇性。绝不能为了歌颂李自成，就把罗汝才、贺一龙说成农民革命中的叛徒、分裂主义头子。甚至违反事实地把罗汝才、贺一龙被杀后一度出现的混乱，描绘成全军欢腾，一致拥护李自成的果断措施。此外，我们他应当看到，封建社会中原来互不统属的各支起义军走向统一的时候，不可能按照近代的民主方式来实现，而往往是依据实力的大小取火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此，也不能因为李自成在实现农民军统一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过于激烈而多加指责。
• 培根漫步

  2023-08-09
  类似的记载在地方志和当时人士的文集里屡见不鲜，说明崇祯十二、十三年时河南各地已经布满了干柴，自发斗争之火业已点燃。李自成部义军进入河南，很快就把这些星星之火连成一片，化作熊熊之焰。
• 培根漫步

  2023-08-08
  杨嗣昌本来就性情褊狭，不能忍受别人的轻视，更主要的是急于抓到张献忠以便向朝廷请功，因此对左良玉大为不满。他在愤德之中写信给兵部尚书陈新甲，商量用陕西总兵贺人龙代替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陈新甲即据以入告，取得了朱由检的同意。朝命下达之后，杨嗣昌又犹豫起来，他知道临阵易将，兵家所忌，何况无论在声望上还是在实力上，贺人龙都不能同左良玉相比，于是又请求朝廷收回成命。这种用大将如儿戏的做法，反映了明廷内部的重重矛盾。左良玉闻讯之后，对杨嗣昌极为反感；贺人龙因为杨嗣昌透露过将任命他为大将正满心高兴，不料杨嗣昌出尔反尔，事情中途变卦，也怀根在心。这样，由于杨嗣昌心地褊狭和行事笨拙，大将没有换成，反而弄成两面不讨好。
• 培根漫步

  2023-08-08
  就实行的效果而言，七十三万精兵和各府州县的民兵不过是纸上谈兵，各地方无非虚报一个练兵数字，然后就借“练饷”之名拼命搜刮。
• 培根漫步

  2023-08-06
  杨鹤把农民起义看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从比较长远的观点为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出谋划策，主张把钱花到招抚赈济上面，帮助农民复业。这样做不仅可以弭患消萌，而且农民安插既定之后，政府还可以继续征收赋税，所以说“利莫大焉”。如果一味主剿，把钱用于军费，不仅无法恢复社会生产，花掉的钱不能通过赋税形式收回来，而且他自己的经验也证明，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参加起义的人势必越来越多，剿局既不易结，后患也更加严重。这就是杨鹤建议以抚为主的主要原因。
• 培根漫步

  2023-08-04
  一般的官僚地主即所谓缙绅之家，也利用他们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巧取豪夺，兼并大片士地。就每一户来说，他们固然比不上宗室诸王、勋威、太监的占田数，然而，他们人多势众，在各地是地主阶级中最有权势者。明末农民战争中，官僚地主的动向是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打击的重点之一就是官僚地主，而反抗农民起义最顽固的也正是官僚地主。
• 马斯特

  2022-09-25
  再看万历四十三年山东青州府推官黄槐开的一件申文: 自古饥年，止闻道殣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耳。今屠割活人以供朝夕，父子不问矣，夫妇不问矣，兄弟不问矣。剖腹剜心，支解作脍，且以人心味为美，小儿味尤为美。甚有鬻人肉于市，每斤价钱六文者；有腌人肉于家，以备不时之需者；有割人头用火烧熟而吮其脑者；有饿方倒而众刀攒割立尽者；亦有割肉将尽而眼瞪瞪视人者。间有为人所诃禁，辄应曰：“我不食人，人将食我。”愚民恬不为怪，有司法无所施。枭獍在途，天地昼晦。
• 陈小刀

  2020-04-11
  城破后乡绅王佐当面质问他：“阁部受命南征逆闯，赐尚方剑、斗牛服，推毂目送，圣眷至渥。今贼从西南来。正宜迎敌一战，灭此朝食，上报国恩。奈何望风披靡，避贼北遯，陷城焚劫耶？”李建泰恼羞成怒，下令把王佐处斩。
• 姑从阙

  2018-02-03
  一出北京，李建泰就立即感到了政治气候的急剧变化。他这位堂堂代帝亲征的大学士，在畿辅之内竟至落到了举目无亲的境地。“李至一县，县人漫视不为礼。李从者饥，求食。县人曰：‘汝官为大明乎？为大顺乎？’诡对曰：‘大顺。’乃为设食甚丰，饱餐而去。”河北定兴县距离北京不过二百里，李建泰领着禁旅途经该县时，居然吃了闭门羹。“建泰攻破之，笞其长吏。”
• 恶魔的风

  2017-02-09
  关于张献忠在四川杀人过多的问题，我们应当看到，这首先是因为地主阶级的疯狂反扑引起的。把事情说成是张献忠天性好杀、残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诬蔑。——这类狺狺狂吠，适足以暴露封建统治者们对起义农民的仇视心理而已，毫无史料价值可言。
• 恶魔的风

  2017-02-09
  在历史上身居权力顶点的人物，一旦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是很难迷途知返的，他们往往在谬误的斜坡上越滑越远，张献忠的悲剧正在于此。
• [已注销]

  2012-01-14
  这里说明了灾荒的普遍性。再看万历四十三年山东青州府推官黄槐开的一件申文：“自古饥年，止闻道殣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耳。今屠割活人以供朝夕，父子不问矣，夫妇不问矣，兄弟不问矣。剖腹剜心，支解作脍，且以人心味为美，小儿味尤为美。甚有鬻人肉于市，每斤价钱六文者；有腌人肉于家，以备不时之需者；有割人头用火烧熟而吮其脑者；有饿方倒而众刀攒割立尽者；亦有割肉将尽而眼瞪瞪视人者。间有为人所诃禁，辄应曰：‘我不食人，人将食我。’愚民恬不为怪，有司法无所施。枭獍在途，天地昼晦。”
• [已注销]

  2012-01-14
  水利失修严重地削弱了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政府的一味追比钱粮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又加重了灾荒的破坏性。明朝后期留下了许多关于饥荒惨状的描写。直到现在读起来仍然令人怵目惊心。万历年间的记载说：“数年以来，灾警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展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
• [已注销]

  2012-01-14
  关于明代赋税的加派，一般只讲主要的几次。万历末年，辽左用兵，每亩加银九厘，一共加赋五百二十万两。这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以前朝廷加派的饷银。崇祯三年，再按亩加征三厘，加上万历年间的九厘，每亩共征一分二厘，统称辽饷。这是在明末农民战争刚开始时加派的情况。此后，崇祯十年，根据杨嗣昌的建议，天下按亩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共增赋二百八十万余两，称为剿饷；崇祯十二年又以军费无着，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先后共增饷银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超过常年岁入一倍以上。直到明王朝灭亡才停止了崇祯年间的加派。
• [已注销]

  2012-01-14
  当时的漕运总督李三才在疏中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又说：“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鹜，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朱翊钧对此也置之不理，依然行其所素。
• 姑从阙

  2018-01-30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更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之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
• 恶魔的风

  2017-02-09
  《纪事略》等书中记载，深受张献忠信任的左丞相汪兆龄，是促使大西政权推行屠戮政策的主要策划者。——这个地主阶级分子利用张献忠的愤激情绪，把大西政权为巩固自身而采取的镇压措施推向了反面，造成大西政权在后期树敌过多，招致最后的惨败，是要负重要责任的。
• 岚大爷本人。

  2013-10-25
  起义军的大举入豫和所谓“荥阳大会”：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次规模盛大的“荥阳大会”，理由如次：首先，从史源学的观点来看，这件“史实”的来历，吴伟业并没有交代清楚。他含糊其辞地说，起义军“部署已定”之后有人偷偷跑出来报告，似乎消息非常可靠。然而，像这样重要的情报，在明末各种官方文书里却没有任何反映。特别是当时任河南巡抚的玄默，后来著有《剿贼图记》；从崇祯七年底到九年春任河南巡按御史的金光宸，把他这段期间的题本编为《两河封事》；当时的兵部尚书张凤翼也把自己任职期间有关军务的题本编为《枢政录》。这三部书都丝毫没有涉及起义军在荥阳举行大会的事。那个“亡自贼中”的人究竟向谁报告，吴伟业没有说，看来很靠不住。其次，说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在荥阳大会，结束于正月壬子日，“杀牛马祭天誓师”。壬子日是正月初一。据此推算这次大会当在崇祯七年十二月下旬召开。然而，可信的史料却表明，义军来到荥阳是八年正月间的事，攻克荥阳县城在正月初六日。这就排除了七年年底在荥阳召开“十三家七十二营”这样大规模会议的可能性。第三，吴伟业记载起义军召开“荥阳大会”的背景，是兵科都给事中常自裕上疏请调关宁、天津兵前往河南协剿，奏章由崇祯帝批交所司（即兵部），“议未定”，就被义军所“侦知”，方才有各路首领集会共同商量“逆拒官军”之举。第四，再看这次“大会”的决议。即“分兵定向”。我们认为，在当时是不可能制定这种计划的。崇祯七年以后，起义军的力量有相当大的发展，但仍然弱于官军，作战的时候总是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谈不上事先确定作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