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大清帝国的兴亡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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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瓦戈医生2022-07-04皇帝将这些大大小小的日常行政工作全部包揽到自己一个人身上，勤则勤矣，但效果却未必好。一个人的精力、时间总是有限的，而且随着年龄增大，精力衰减，政务必然随之懈怠，这在高龄的康熙皇帝与乾隆皇帝两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与此同时，因为皇帝独揽大小所有权力，大臣沦为单纯的执行工具，缺乏主观积极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一切都要等待皇帝的指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常常应对不及，雍正年间对准噶尔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此而败。康雍乾三帝都有过人的精力与责任心，以及超越常人的政治能力，他们可以几十年如一日高强度地处理政务，乾纲独断体制适合他们，但并不适合他们的子孙；而清朝皇帝最重祖制，墨守成规，他们的后代皇帝在这个体制中就勉为其难了。当然从另一角度看，在决策英明的前提下，乾纲独断体制也有其效率高、执行力强的长处，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数次重大征伐均出自于本人的独断，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武帝的独断专行同样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但像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平庸或昏聩君主的独断专行却带来了灾难。……掌握的权力大，就意味着承担的责任重，也就要求皇帝本人的政治素质与能力要强。虽然康熙皇帝创建了秘密立储的制度，但如何确保皇位继承人素质的问题仍然是乾纲独断体制的最大隐患，因此这个体制的继承人风险要远高于皇帝与官僚共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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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瓦戈医生2022-07-04陈志武在《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中引述了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的研究认为：“从1776年到1910年，中国百分之十四点一二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十六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百分之五十五是由于这三项新作物（玉米、番薯和土豆）。”这项研究利用府级地方志，将各府分为“有”“无”玉米种植的两个对照组，用统计方法推断玉米对人口的影响。陈志武称：“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几个时间点看，在每个时期，已经采用玉米的县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还没采用玉米的县，而且一个县已经种植玉米的年份越长，其人口密度高出得就越多。种玉米的时间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经过各种计量方法的验证，他们得出结论：“是玉米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压力迫使中国引进玉米、番薯。” 如果这个论断成立，将是中国经济史的一项惊人的发现，但龚启圣引述的是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一书的结论，两者的原文均明确无误地写明“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约百分之五十五的增长归因于种植面积的扩张”，而根本不是如陈志武所讲的那样归因于这三种美洲作物。 多种信息来源的大量史料确凿无疑地表明，早在乾隆四十一年前，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日趋严重，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正因为此，政府才迫不得已推广、改良玉米、番薯这些并不适合中国人口味的美洲作物，即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大的地区更有动力引进玉米，而不是相反——因为引进了玉米而导致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