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史（校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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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19
  第四节信用和信用机关一 高利贷和典当业信用事业在明初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仍然是靠私人借贷和典当，中叶以后才有钱庄出现。高利贷显然很盛行。明初的沈万三是有名的高利贷者，老实的农民看见他有那么多钱，以为他拾到了聚宝盆，其实放高利贷就是他的聚宝盆。大概城市中放高利贷的人很多。据说正德三年的时候，各省布政司赴京朝见皇帝，刘瑾要他们每人送银二万两才放他们回去，他们只得向北京的“巨家”借贷，回到本省，括敛民财，以便加倍偿还。高利贷者自然不限于城市，农村人民也在他们的盘剥之下，一些地主和退休的官吏很自然地成为这种资本家，农民在歉收的年份或在急迫的时候，不得不向他们告借。明朝的当铺，名称极其繁多，如解库、解铺、典库、典铺、解典库、解当铺、解当库、典当铺、当铺、质库、质铺、印子铺等。有些是承袭前代的称呼，有些是新名词，如当铺则成为日后的通称了。明朝当铺的情形，只能从野史中看出一点。似乎已产生了等级，有所谓“巨典”“短押”之分。顾名思义，巨典自然是指资力大，但从短押一词的意义来看，巨典还包括当期比较长的特点。它们接当的金额大概也比较大，零星小交易不肯做。而短押则不但资力小，当期也比较短，自然收当也以零星微物为主，或以银押，或以酒米押；押者都是穷人，随质随赎。然面一般人对于名词是乱用的，小当铺不一定叫押店，有时叫小解铺、小当铺或小典。在资本方面，大概一家自一二千两到万两。内部职员当然随规模的大小而定，如果有三个人，则一个管库房出纳，一个管会计发货，一个管营业。主要的业务，自然是接当，但同时大概也作普通放款，和元朝的解典库一样：只凭一张文契。然而朝奉作这种放款，往往是另有打算的，可能是企图霸占债务人的房地产。甚至兼营各种副业，如买卖军粮，兑换铜钱等。所以当铺在明朝仍是一种主要的信用机关。在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单是河南一省便有两百十三家，多为安徽人所开。安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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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19
  四 白银的购买力中国用银虽有很久的历史，但西汉及以前，只作工艺上的用途。西汉武帝时的白金币，可能锡多于银，而且一年多便废了。东汉以后偶有用作支付工具的。自五代时起，使用渐多，金人曾铸承安宝货。然而一直到元末，白银还算不得十足的货币。所以对白银购买力的研究，没有很大意义。到明朝英宗时放松银禁，于是各种物价多用银来表示，这样中国才真正成了一个用银之国，白银才真正货币化。至于其曾否铸成钱形，对于研究它的购买力，并不重要。外国古代虽有金银铸币，但流通时往往仍以重量为准。中国这种以银块来流通的办法，对于物价的研究，反而有许多方便之处。因为如果铸成银币，而物价以银币的个数计算，则因减重或贬值等关系，使各种物价数字，反而无从比较。欧洲由于金银铸币的流通，金银币的分量和成色随时随地不同，在物价史的研究上，凭空添上了许多麻烦。有些价值和价格的表示，由于无法确定钱币的质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例如在日耳曼帝国境内，在十四五世己的时候，各地的银币分尼和赫勒尔等，成色由九成以上变成两三成，而各地又不一样；如果文献中说某一年的麦价或工钱是若干分尼或若干赫勒尔，那就很难算出到底等于多少白银，因而也就难以同过去或同别的地区进行比较。中国的银锭虽然也没有一律的成色，但相差比较小，而且用来表示价值时是要折合成纹银计算的，以白银计算的物价都是以纹银为标准，而不是指某种成色的白银为标准，这对于物价的研究方便多了。在明以前，物价的记载太少，不能作有系统的研究。而且即有记录，也是以铜钱或纸币为单位，铜钱的轻重成色各代都不划一，严格说来，是不能比较的；纸币更是常常更张，最多只能研究某种纸币购买力的消长，不能作长期的比较。自明初开放银禁后，五百年间的物价，多以白银来表示，物价的记载也多了，不但前后可以比较，甚至同外国也可以比较。中国的物价中，记录得比较详细的是米价，这正同欧洲的小麦价格一样。欧洲有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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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19
  三晚明的铜钱贬值明朝政权的经济基础，弘治正德以后，已渐露破绽，万历晚年，就动摇起来了。万历以前的钱价问题，是指私铸而言。对于官炉制钱，只嫌其少；或受私钱的排挤，流通得不顺利。它的购买力是很高的。万历初年，制钱的供给还是很少，所以兑价很高。对外战争发生后，钱制才真正恶化。对外战争给予明朝政权的财政基础一个重创。郝敬建议铸大钱，分为当十、当三十、当五十三种，这是明代面额最大的铜钱，虽然没有实行，但这建议本身就反映了当时的困难。万历二十年以前，铸钱还只有六十炉。由于靡费的对外战争，铸炉不断增加，起初添置四十炉，五十炉。万历二十九年加置一百炉。三十年户部府军仓附铸，加二百五十炉，应天府又置一百炉。总共到底有多少炉数，恐怕谁也弄不清了。明代铸钱行钞，在洪武初年本由中书省担任，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宝钞由户部发行，制钱由工部鼓铸，在京师设宝源局。现在不但户部想铸钱，操院也要铸钱，后来连常平仓也铸钱。钱背的各种文字，无疑都是铸钱单位的名称。这些钱当时只在北京流通，因此购买力下跌，各军役匠作都不愿工资的三成用铜钱发付。同时，由于钱价下跌，物价上涨，铜商也抬高铜价，使得有些铸炉不得不停工，并遣散铸匠，于是私铸又猖獗起来，因为以前铸匠是一种世业，熟习的人少；自增加鼓铸后，许多人学会这种技术，他们被遣散之后，无以谋生，多从事私铸，而且铸出的钱和官铸差不多，私铸开销少，所以能以低价卖给私贩者，于是私钱就充溢市面了。战前金背钱只要四五十文便可折银一钱，战后官价虽然不改，但市价则银一钱可易钱六十文。北京如此，南京也不能例外。明代铸钱，以南京为最多，弘治年间已照北京加倍。明末其他省份可能也有由南京代铸的。所以两京的钱价发生差异，万历四十六年南京以十文抵银一分，北京以六文抵一分。泰昌年间北京制钱以六十三文为一钱，南京以百文为一钱。因为南京铸的钱比北京的薄小。自万历四十六年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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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19
  三 白银明代采取锁国政策，太祖不许寸版下海，郑和的几次下西洋，只增加了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没有直接同欧洲发生接触，那时东南亚地区在经济上是比较落后的。在币制上，明代想回复用钱钞的办法，禁用金银，甚至禁开银矿。然而历史的前进是阻挡不住的，金元所遗留下来的银两制度，是不可能推翻的。自五代以来，白银的使用，一方面由于中国自己的需要，同时受了中亚币制的影响，已经酝酿了几百年，到明代已根深蒂固。洪武初王曾提议铸金银钱与铜钱并行流通。明初虽然想不用金银，但大明宝钞仍有对金银的比价。随着宝钞的跌价，白银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自洪武二十七年禁用铜钱以后，许多地方，专用白银交易。三十年三月当局明令禁用金银，但效果如何，却有问题。永乐九年金银铜钱曾一度解禁。洪熙元年又禁金银布帛交易，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宣德元年七月户部说民间只用金银。政府揭榜加严禁约，可是三年十一月江西又有人主张禁银，可见民间还在使用白银。而且商税、鱼课正式征银。正统元年，令南方的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各布政司范围内不通舟楫地方的米麦用白银折纳。同时对于民间，也放松用银的禁令，于是公私都能用白银，使白银取得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职能。景泰三年七月曾令京官俸准价折银；七年二月户部因内帑贮钞不多，对北京文武群臣上年度的折俸钞，用白银支付。这些虽是暂时的，但把白银的使用，向前推进了一步。成化十八年七月直隶泰州有人上疏，说曾遇异人，教以铅汞炼银之术，宪宗居然派人去协助他试验，可见白银在当时的重要性，当时欧洲人也正在热衷于炼金术。邱浚曾主张采行一种银本位，而用钞票和铜钱在市面流通。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使钞和钱准银而行，银一分易钱十文，钞每贯易钱千文。要十两以上的交易才许用银。正德以后，官吏的俸给，十分之九用白银，十分之一用铜钱。嘉靖以后，白银在中国币制中是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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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19
  一 纸币明朝初年，曾仿照元朝前期的办法：用钞不用钱，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但不久就加以变通，钱钞兼用，以纸币为主，钱为辅。后来纸币膨胀跌价，一切都以银钱支付。明朝的纸币，是太祖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发行的。额面分六种，即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每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金银只可以用来领用钞票，换句话说，只能卖给政府。洪武十年规定，一百文以下的数目用铜钱支付。商税的输纳，七成用钞，三成用钱。二十二年加发小钞，分十文、二十文、三十文、四十文、五十文，共五种。明朝的纸币制度，有一点值得称述的，就是两百多年间，只用一种钞票。元朝虽曾统一宋金的分歧的币制，但几十年间，自己的钞票改了几次名称。到了明朝，就有更大的统一性了。这种统一性是前代所没有的。此外，明代纸币的面额，以一贯为最高，就是后来通货膨胀，也没有发行大钞。宋金的纸币都有大票面的，元代的纸币，以两贯为最高面额。大明宝钞也是用桑皮纸做钞料，长约三公寸六分四厘，宽约二公寸二分，要算是中国最大的钞票，但也限于一贯钞，小钞要小得多。在其他形制方面，大小钞是没有多大分别的。四周有龙纹花栏，上面横题“大明通行宝钞”六字。花纹栏内两边各有四个字一行的篆书：“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间有钱贯的图样，小钞则不是成串的钱，而是一枚一枚排列者。下面为“中书省奏准印造，与制钱通行，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末有洪武年月日。洪武十三年，废中书，升六部，造钞属户部，铸钱属工部；所以钞上的中书省改为户部。告捕赏银数根据实物和钞版，都作二百五十两。但史书作二十五两。查元代伪造宝钞告捕赏银为五定(锭)，合二百五十两，但明代一锭是五贯，也许初定赏格的时候，也是以五锭为标准，后来发现二十五贯太少，乃改为二百五十贯。不过二十五两之说也可能是误记。洪武十三年以前的宝钞，没有见过实物或钞版。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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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19
  元代民间的信用机关，还是以典当业为主。叫作解典库、解典铺或解库。 他们不止作抵押放款，似乎还作普通信用放款。杂剧中有人到解典库去借盘缠，也有关于解典库的职员出门收账的事，这当然不是催赎，而是催偿普通放款。此外还有以解典库为中心而开设许多其他店铺的事，那些店铺受解典库的监督管理，或由解典库经常派人去查账。俨然现代的投资公司，或托拉斯中的金融机关。元代解典库的利率大抵自月息三厘到三厘六七，即每贯每月收三十文到三十六七文。普通放债似乎反而只要二厘五。这种差别也许有道理：典当虽有物质的保证，可是也有额外开支，即保管质物的费用。而且典当认物不认人，当物者走出当铺之后，当铺就无法控制他，不能强迫他来赎当，而当物者却有赎当的权利。普通放债虽往往没有物质保证，可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往往是相识的，赖债的可能性不大。实际上债务人多受债权人的控制。至元十六年，因刚征服江南不久，各地典当，受官司科扰，所以只有有势力的人才敢开解库，当局因而下令禁止戢录事司们妄行生事，敷敛民户。元贞三年下令解典金银，两周年不赎，才许下架，因当时有些解库周年后，便不许赎当。开设典当的人，除官商以外，寺庙和道观也很重要。这种寺观的产业是多方面的，除了解典库以外，还有园林、碾磨、店舍、铺席、浴堂等。这些产业都得到帝王的保护。根据遗留下来的圣旨碑，我们知道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山西、江西、湖北、云南等省，都有这种情形。元代的存款业务，毫无发展。店铺的寄托保管，是否还继续做，不得而知。但柜坊似乎已经衰落了，本来柜坊产生于隋唐的长安，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临安都有。长安经过唐末内战的摧残，汴京受到金人的掳掠，旧日的繁华，已荡然无存。元代的政治重心，已移到燕京去。在战争与通货膨胀之下，存款业务是不会发达的。兑换业务则由于必要而日见发展。元朝经营兑换业的是银铺或银匠铺。自金元以来，白银比黄金用得多，所以唐宋的金银铺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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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19
  当时物价上涨的程度，也可以从盐价上看出来。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之前，因地处北漠，盐价是特别高的。太宗(窝阔台)第二年(公元1230年)要十两白银一引，即四百斤。中统二年减为七两。至元十三年取得产盐的江南，每引改为中统钞九贯，合白银四两五钱。二十六年，因为通货膨胀，每引涨到五十贯，十三年间增成五倍以上。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涨成六十五贯。自至大二年到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七年间，每引涨到一百五十贯，四十年间涨了十六倍以上。至于两浙的盐价涨得更凶：起初每引官价值中统钞五贯，后来增为九贯、十贯，以至三十、五十、六十、一百，到顺帝至元五年，加成三锭，比最初增成三十倍。市价还要更贵，要一贯钞才能买到一斤盐，较之唐天宝时的两文钱一斤，高了五百倍。比北宋初年的四十文一斤要高二十几倍。比蒙古人占据江南时高八十倍。盐是生活必需品，但历代食盐都是政府专卖，元代的岁收，盐利是一个很大的项目，天历二年为七百六十六万一千锭，占全国钞币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二。蒙古统治者通过盐价对人民实行剥削。美术品的价格也有上涨的倾向。至元二十三年的时候，李衎在浙江出卖文同的画，得二十五贯，认为好价钱。在约三十年后，即高克恭死后，他的画卖到千百贯一幅。倪瓒生时，他的竹石小景也要卖数十金(贯)一幅。美术品的价格同普通商品不同。有人说，李公麟画二幅换吴道子画一幅，吴道子画二幅换顾恺之、陆探微画一幅，这恐怕是受稀少性的规律和崇古思想所支配，但元代画价的趋势同一般物价的趋势也不是背道而驰的。由于货币流通的混乱和物价的不稳定，因而发生以物易物和商店各自发行代用币的现象，后者有茶帖、面帖、竹牌、酒牌等名目。世祖至元末年以后，大概更加严重。至元三十一年曾下令禁止。但没有效果，反而变本加厉；原来商店发行代用币，只为便利自己的顾客向本店取货，后来竟可在市面流通。所以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当局承认物价比以前增加几十倍。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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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19
  金人的通货膨胀，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好的教训。因为在军事上讲，金人始终不弱，而且是有自信的，对南宋总是采取一种傲慢的态度，南宋也总是打败仗。只因军费开支太大，征敛之外，加以恶性的通货膨胀，使人民难以自养，于是生产者倾族远逃，作战的丧失斗志，这样才至于被灭亡。……二 元初中统钞的膨胀元世租在币制上带来久已需要的统一。中国的币制，自五代以来。三百多年间，都在一种混乱状态之下。蒙古人在建国的过程中，一切都是大刀阔斧，以统一为要务。对于这些被征服民族的混乱的币制，自然不能任其继续，而况是膨胀的纸币。金人的纸币，可以说已经没有购买力。蒙古人自己在北方各地发行的杂钞，在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曾采用所谓银钞相权法，用白银来维持其购买力，后来用中统钞平价收回。到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中统钞发行总额不过一百六十多万锭。蒙古人占领江南之后(至元十三年即宋前幼帝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对于南宋交会的整理，有两派意见，一派如阿哈玛特(即阿合马)、陈汉归和杨诚等,主张用中统钞去收回；另外一派如姚枢、坦公履和巴延等，不主张收换，结果是采用前者的办法。以中统钞一贯合会子五十贯。这种收兑率大概把会子作价很低，这是征服者的惯技。正因如此，所以有许多人民不肯把关子、会子交出来，一直到四十年后还有大量的关子和会子保留在民间，并且有流通。蒙古人的政策，是极力推行纸币，推行的成绩，起初比宋朝稍微好一点，比金人好得多。但没有能维持币值的稳定。换句话说，就是元朝也发生通货膨胀的现象。蒙古人对于金人币制的失败，是注意到的。因为政府中有耶律楚材曾在金章宗的朝廷做过官，知道金人通货膨胀的经过。他主张交钞的印造，要以万锭为限。对于准备也很认真，几乎有十足的现银作准备，没有现金银，就不许发出新钞，初期币值相当稳定。例如粟价，在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每石六百文，四年每石四百五十文。米价在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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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19
  元代给中国的币制带来一种基本的变革，就是使中国从此采用白银为价值的尺度。中国的币制，可以根据各种标准来划分阶段。例如根据铜钱的名称，是以唐代为一分水线，唐以前是用铢两货币，唐以后用宝钱。根据纸钞的采用，则以宋代为一分水线，宋以前用金属货币，宋以后使用纸币。但这些分别都不是基本的，因为宋以前主要的价值尺度是铜钱，两宋的交会是兑换券的性质，仍以给文为单位。只有自元朝起，中国改用白银为价值尺度，并且逐渐发展到用白银为流通手段。蒙古族是从游牧生活受到邻近民族的影响、一跃而进入货币经济的。在铁木真的时候，还残留着物物交换的办法。但由于邻近民族的影响，大概很快地就学会了使用白银。土耳其斯坦一带，一向使用银币，花刺子模的银币，在8世纪时就通行土耳其斯坦一带。而蒙古民族同花刺子模有密切的贸易关系。铁木真曾同花剌子模订过同盟，商队往来很为频繁。花刺子模是当时中亚的一个强大的国家，比蒙古进步。所以蒙古族在统治中国以前，以及统治中国以后的初期，是使用白银的。不但贸易和借贷用银，物价也用银表示。这种情形，充分反映在杂剧中，这些杂剧一大部分是反映金人治下和元初的情形。蒙古大汗每年对于皇亲和将士的赏赐是用白银。买马也用银付价。并且还有银币的铸造，币面有人骑马持刀像，但普通多是打一兽印，如鼠、牛、虎儿等，以代表年份。他们统治中国以后，文书上还是用虎儿年鼠儿年等纪年的办法。蒙古族在统治中国之前，就开始铸造中国式的钱币，即大朝通宝。这种钱有许多版别，制作多不工整，每枚重两公分七到三公分。大通宝三字的笔法仿北宋大观钱。有些钱发灰白色，向来认为是银质，但没有经过化验，某些钱背有印文，或一印，或二印，有人凭以推定它曾流通过。……元代铜钱，除了至元、至大、蒙文大元和各种至正钱外，数量都少，制作文字往往都不规矩，所以发生曾否流通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是不是货币的问题。我想除了小型的供养钱以外，凡是大小和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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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19
  中国和欧洲的金属论者的见解既相同，所以政策也差不多。就是管理对外贸易和禁止金银铜钱出口。金属论到了后代受到了批判，但批判的人对金属论盛行时的情况不一定都了解。金属论的基础在于重视宝藏手段，金属论的前提在于人人愿以商品交换货币。在一个普遍追求货币的世界里，金属论者的观点是很现实的。金属货币是便于保存的，一般商品是不便于保存的，尤其是封建时期的商品更是不便于保存，因为那时的商品是以农产品为主。为什么不将吃不完、用不掉、容易腐烂的农产品换成永不腐烂而随时可以交换任何商品的货币呢？只有当货币买不到商品的时候，人们才对货币失去信心，甚至发生抢购的现象。关于这一点，一国之内和国与国之间都是一样的。中国宋代的金属论者因重视金钱而反对对外贸易那就自相矛盾了，这等于在一国之内，一个人尽量把自己的产品换成货币，同时又主张禁止商业，试问他换到的货币有什么用呢？不过宋代的中国在一般消费品方面无所求于外国，当时的金属论者以为只要把金钱保留在国内，随时可以在国内买到商品，而且当时纸币的稳定也有赖于这些金钱。……后代史家对郑樵说过不少好话。但在货币史方面，《通志》不如《通典》。第一，在内容方面，《通典》比《通志》充实些。第二，在取材方面，《通志》更加不严谨。第三，在体例方面，《通典》按朝代分阶段，《通志》虽然实际上也是这样叙述，可是不分段落。恭维郑樵的人，说他对于史学有贡献；甚至有人把他赞成通史、反对断代史的态度算作一种贡献，这就大有问题了。这只是一种观点，不能作为学术上的成就而给以记分。而且这种观点是一种片面的观点。首先，任何时代都需要通史、专史和断代史，断代史也是一种专史。学术越进步，治专史的人应当越多。另一方面，学术无论怎样进步，仍然需要通史、专史和断代史。其次，所谓通史、专史和断代史，都是相对的，天下没有一部真正的通史，也没有一部纯粹的专史。任何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人想要看得全面一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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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19
  两宋的纸币，因为采用分界发行的办法，所以从物价上，看不出通货膨胀的真相来。且以末期的会子为例，在嘉定二年的时候，因为十六界的旧会子跌价，曾以一对二的比率用新会子去收回来；后来十七界会子再跌价，在收换时，以十八界会子一贯当十七界会子五贯。这时以十八界会子所计算的物价，可能同正常的物价水平接近。但后来又跌价了，乃以铜钱关子一贯抵十八界会子三贯。假定米价一石值得铜钱关子一贯，看来物价并不高。其实这就等于十八界会子的三贯，十七界会子的十五贯，嘉定时会子的三十贯，越推上去，才越晓得物价上涨的厉害。再以纸币的钱价来说：铜钱关子一贯合现钱七百七十文，十八界会子合二百五十七文，十七界会子五十一文；则嘉定时的旧会子一贯只合铜钱二十五文，如果推到第一界去，恐怕一贯会子不能值一文。所以分界发行的办法，对于物价的上涨，有掩蔽的作用。因此南宋虽然通货膨胀了几十百年，却没有惊人的物价数字。只有当时身受的人才晓得人民的疾苦。至于南宋纸币到底膨胀到多少倍呢？这因为各界收换的比率，不见有详尽的记载，所以无法知道。不过单就已经有的一点资料，也可以看出膨胀的倍数不小。当蒙古人于公元1276年占据江南的时候，是用中统钞来收回旧钞，书中所说的是会子，但实际上应当就是贾似道的现钱关子。当时收回的比率是中统钞一贯合旧钞五十贯。这也就是说现钱关子要一百贯才值得白银一两。再从关子推算上去，则十六界会子要二千二百五十贯才值得中统钞一贯，或四千五百贯合白银一两。如果从第一界会子算起，不知是多少万倍了。南宋官吏的俸给所得，应当比北宋低，因物价水平已提高。一个佃农如果耕田三十亩，每亩在江南平均约收米二石，至少有一石要作地租送给地主，每年实际收入为三十石，约合二十公石，一家五口，每人摊到四公石。百分之六十在自家消费，其余用来交换油盐香烛药饵等物。这是太平时候的产米区，而实际上地主的量器大，有时百分之七八十归地主。各种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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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19
  通观建炎以来的三四十年间，虽然生产衰退，军费浩繁，而且除四川外，东南也发行纸币；可是物价的高涨，仅限于绍兴十年以前的一二十年间。而这二十年间(公元1121-1140年)的米价，似乎还没有涨到唐代安史之乱那二十年间(公元751—770年)的程度。8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米价每公石平均要一万七八千文，而12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每公石平均只要一万一千多文。绢价则两个时期都是以万钱一匹为最高价格。但唐中叶对于绢帛的需要，除国际贸易方面以外，是以国内的社会经济为主，即民间以绢帛代替一部分货币的职能，那种需要不是急迫的，有则用，没有也可。宋室南渡前后，对于绢帛的需要，除国际贸易方面已超过唐代的规模以外，对北方的民族，有巨额岁币的供应义务。而且绢价自宋初以来即贵。唐代涨成万钱一匹，是涨成五十倍；宋代涨成万钱一匹，不过涨成十倍。这种情形在地小人多的南宋，一定有特别原因。这特别原因一方面是生产逐渐恢复，因为绢帛本是南方出产。另一方面钱币数量减少了，就是东南所发行的纸币也不很多。熙丰间所铸的钱，一部分流出国外，一部分或因窖藏而落土，落土的数量恐怕比流出国外的数量还要多。靖康之难，许多人倾家远逃，铜钱不便携带，只好埋入土中，以待太平。近代有大批宋钱的出土，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新的补充又极为有限，所以又发生钱荒，使物价大涨不起来。绍兴十年以后物价反而跌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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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19
  北宋居民收入的特点第一是高级官吏待遇的优厚，第二是高低级官吏收入差距之大，以及劳动人民收入的相形见绌。所以一方面北宋士大夫阶级的文化达到高度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加深，发生许多起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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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19
  北宋货币经济的飞跃式的发展，在军事上虽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因为货币不是投放在武备上，而是用来维持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豪华生活，所以在文化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差不多促成了一次文艺复兴。无论在史学、文学、哲学、美术和科技方面，都呈现出少有的活跃，并取得优异的成就。这些成就的总和要超过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只有战国时期或许要除外。这些成就同铸钱数字大体上表里相应。我们不能说完全是巧合。论理只有从自然经济过渡到货币经济那种质的变动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单是货币数量的增加不足以促成文化的发展，可是如果当局有意识地利用货币来发展文化，来鼓励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那么，文化也是会受到促进的。近代有些经济学家以为货币数量的多少，丝毫没有关系，货币数量的增减也没有什么重要性。他们说，货币数量增成十倍，则所有的物价和工资会同样增加十倍，谁也占不了便宜；货币数量减少也是一样。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首先，物价和工资决不会按照货币数量的增减来作同比例的增减，其次，他们把社会事物看成一种静止不变的，以为变动是例外的，静止是正常的。不知道事物永远在变，永远也不会静止；货币数量的增减，不会是在各个部门或各人的收入上同时按比例的增减，每一次增加必然会使得社会的购买力作一次再分配，单拿官俸和工钱来说，谁的收入增加得多或增加得早，谁就占到便宜，就受到鼓励。北宋政府把大量的货币投在士大夫阶级身上，就无异于鼓励士大夫阶级，因而推动了他们的文化。北宋币制有明显的割据性，却没有阻碍文化的高潮，这似乎是一种难以解释的事，而且古代希腊和中国在战国时期也有同样的情况。对此我有两点解释。第一，在北宋，各个不同的货币区，币制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重要的铜钱区，没有发生长期的减重情形。北宋文化正是以这些地区为基地。古代希腊和战国时的中国也是一样。稳定的币制本身不足以引起文化高潮，但至少不至于成为障碍。第二，各货币区之间，有银绢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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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19
  赵宋一朝，三百年间，清平的日子不多。由于当局重文艺，轻武备，所以在军事上是一个衰弱的时期，不断受到西、北各族的压迫：先有西夏和契丹的威胁，继有女真的袭扰，最后为蒙古人所灭亡。虽然总有一些文人学士在咏花歌月，表现出一种太平盛世的景况，特别是在北宋，但那只是一种虚假的景象，实质上社会并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反映在货币流通上，就是货币购买力的波动。研究两宋的币值，有一点应当注意，就是波动的局部性。特别是北宋。中国因为国土广大，交通不便，本来各朝的币制和币值的变动都有地方性，各地的情形，不一定相同。这种隔离性，自五代以后更加厉害了。政治上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币制上俨然许多独立的单位，差不多和春秋战国时一样。许多区域有其独特的通货，尤其是两淮和四川，他们的钱不许出界，外面的钱也不许入境。在这种情形之下，有时候一个地方通货贬值，别的地方却不受影响。例如太宗时四川的铁钱，因发行过多，一匹罗要两万钱。在真宗咸平五年七月还特别增加川陕的官俸钱。可是在整个国家看米，那时币值还算稳定。如真宗时四川行大小铁钱，张咏以三百五十文小铁钱一斗的价格粜米，百年后还有人称颂他的德政。而淮蔡间麦子每斗十钱，粳米每斛两百。北宋最初的几十年间，一方面在求政治上的统一，一方面也想整理五代所遗留下来的混乱的币制，如禁止小铁镴钱，罢南唐铁钱，禁江南各州小钱，禁河南各州私铸铅锡恶钱及轻小钱等。但十国中北汉的刘继元到太平兴国四年五月才纳款投降，而三月间就同契丹打起来了，所以这些企图，都没有多大成就，尤其是川陕的铁钱，照旧流通。北宋初年的币值问题，主要是铁钱问题，而铁钱问题，主要是四川的问题。四川用铁钱有很久的历史，远的不谈，后蜀孟昶的广政通宝，是四川正式用铁钱的开始。从那时起，四川就一直用铁钱。陕西、河东等地使用铁钱，也是受了四川的影响，然而后蜀的铁钱铸得不多，没有发生贬值的现象。到宋初铸额突然增加，才不能同铜钱...
• 冰点

  2023-01-19
  租税政策中最重要的是杨炎的两税法。安史乱后通货贬值所引起的物价波动，到采用两税以后才真正稳定，通货紧缩也是行两税以后才开始，因为其他的苛捐杂税，扰民有余，收回的通货并不多。史书一再说到初定两税时还是货重钱轻，行后才货轻钱重。唐代前半的税制是用租庸调法，租是输米谷，调是纳土产，庸是代力役，大概也以绢计算；实物经济的色彩很浓厚。但自开元以后，全国的户籍久不调查，人丁有死亡迁移，田亩有买卖兼并。尤其自安史之乱以后，租庸调的办法，更加不便，代宗时(公元763-779年)才改为按亩征税。德宗建中初杨炎为相，乃制定两税法，一切税收，全用铜钱。两税法在中国货币经济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租税货币化：一次是西汉的算赋、口钱和算缗，另一次就是中唐的两税法。算赋、口赋和算缗使全国人民都有用钱的必要，对于货币流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两税法使各种税收货币化，本来也应当可以推动货币流通，然而在效果上同西汉的措施不一样。西汉的算赋，有货币数量的增加来相配合，产生了应有的结果；中唐的两税法，只增加了对货币的需要，没有增加货币的数量。本来自代宗时各种铜钱平价流通以后，分量重的乾元钱和重轮钱多被销熔为器，或造成佛像，通货数量已有减少的倾向；实行两税法后，人人要用钱来纳税，而政府把钱收进去之后，不大投放出来，同时富家知道铜钱有供不应求的形势，大家竞相窖藏，于是骤然感到紧缩。晚唐五代是货币经济衰退、实物经济再次盛行的一个时期。两税法的推行不但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反而可能加重。因为两税法使对于支付手段的需要增加了，而货币数量没有增加，甚至反而减少，结果支付周转中有更大一部分不得不使用实物，实际上从长庆元年起，两税都用布、丝、纩等缴纳，只盐酒课用钱，那是后话。陆贽和白居易等人正是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反对两税的。虽然白居易对两税的执行上的偏差也提出了批评，但主要是从货币方面着想的。陆贽说粟...
• 冰点

  2023-01-19
  最先铸，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是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的开元通宝。武德四年以前还是用隋五铢和其他古钱。开元钱应当直读，即先上下，后左右；唐人所谓左右，是以事物本身为标准，也可以说是以钱范为标准，在看的人说来，实在是右左。所谓左挑开元，若从看的人来说，就是元字第二画的右端挑起。但由于它不是年号钱，所以有人读作开通元宝，当时民间就有这种读法，近代居然还有人以为应当读作开通元宝。然而开通二字没有什么意义，开元二字却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乾封二年的《用旧钱诏》中提到“开元泉货”。朝代的创建人主观上总是希望能开辟一个新纪元，甚至要人民相信：以前的都不算，或都是坏的，只有这一朝代才是好的。所以后代还有铸造开元通宝的，但要像李唐那样成功，究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宝是通行宝货的意思，裴耀卿、李林甫等就提到“钱者通宝……”的话，而元宝毫无意义。开元钱的大小，大体上是仿汉五铢，径八分，重二铢四絫，每十文重一两。后代不再称铢絫，而称一钱，意即开元通宝一文的重量。这是中国衡法改为十进位的关键。所以唐钱不但不再以重量为名称，反而使中国的重量以钱为名称。自唐以后，中国的衡法一直没有变过，清库平一钱和标准开元钱一文的重量相等。实际上厚重一点的开元钱，有四公分重，甚至有四公分八的，这种钱我们只能认为是超过标准重量。《唐六典》说本来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后来重七斤，每文就合得四公分一八了。……唐钱中自然以开元钱为最重要。开元钱不仅在唐朝为最重要，而且在整个中国货币史上也有其特殊的重要性。除了前面所讲过的它对于中国钱币体制的革新以及其对于中国衡法的影响外，在货币流通上讲，它是仅次于五铢钱的。它是唐代几百年间的主要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一千多年。而且开元钱的大小轻重是后来制钱的楷模。……盛唐物价之所以低，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是国内太平，生产增加；第二是钱币数量不够。武德四年废用五铢，其他许多杂色钱币自然都...
• 冰点

  2023-01-19
  两晋南北朝那三百多年间，有时候长期不铸钱，有时候大行通货贬值，看来似乎很奇怪。实际上这是因为在思想方面有几种对立的理论在冲击着：一方面是金属论者和名目论者，另一方面是实物论者。中国的金属论者同欧洲16、17世纪的金属论者和重商主义者差不多，不过欧洲所重视的是金银，中国所重视的是铜钱，以为金钱是最好的财富，数量越多越好。金属论者和名目论者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反对货币数量能影响其购买力的见解，则是一样的。金属论者认为钱币的价值在于金属本身，换言之，金属本身是有价值的东西，用金属来作货币，其价值是不会变动的。只要钱币的分量不减少。这种理论在其反对通货减重一点上，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如果铜钱是主要的宝藏手段，则这种理论也有道理，因为作为宝藏手段，它可以发生调节作用，使货币数量不至于过多或过少。然而中国的铜钱不是主要的宝藏手段，主要的宝藏手段是金银。尤其是减重后的铜钱，没有人用作宝藏手段，所以中国古代铜钱的数量，在市场需要不变的条件下，是能影响它的购买力的，在实行减重后，情形更是严重，等于通货膨胀。至于名目论者，则认为货币的价值是一种法律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即使钱币分量减轻，只要给以一种名目价值，它的价值就可以不变。这种理论等于替通货减重政策作辩护。实物论者和名目论者，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就是认为钱币没有价值，但实物论者因此主张废止无价值的钱币，而用有价值的谷帛。主这一说的人，往往是数量论者。实物论者的所谓价值，完全是从现实出发，就是所谓饥能食寒能衣。这种观点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古代交通不方便，商品的运销不很灵活，有时一地发生饥荒，无论有多少钱，也买不到粮食。加上货币本身价值的不稳定，使一部分人对货币发生反感。实物论虽是在币制混乱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它是一种落后的理论，不合时代的要求。以上几种理论，轮流支配着中国自3世纪后半到6世纪底的货币思想和政策。两晋虽然还是用钱，却没有铸过钱，...
• 碧月清风

  2020-05-17
  外国方面，有人以为原始社会的人，以贝売象征婴儿出生的门户，把它看作生命的源泉，大家穿戴在身上，作为一种吉利的护符。甚至以为可以助产和使妇人多产。有时用以伴葬，使死者获得新的生命力2。这一种解释，是很有见地的。中国一直到现代，货贝还是被有些人看作避邪品，绍兴一带称之为“鬼见怕”，小儿戴在手腕上。中国发掘的古贝，只有齿纹的一边完整，背面或则完全磨平，至少也有一穿孔，而贝壳正以背面最为美观，如果不是有象征作用，就不应损坏它的美点。所以有人以为中国的古贝中，若单是背面有一穿孔，就是作货币用，如果背面磨平，那就是作装饰品。我对这一点，还不能赞同。背面磨损的大小。可能是各地习惯不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