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寻宋

最新书摘:
  • 闻夕felicity
    2022-05-04
    既然入宋以后,外出行旅已是社会常态,作为日用型类书,宋元之际的《事林广记》也特列了《旅行杂记》的生活指南。其“问馆”条提示了出门住店的注意事项:凡问店:须先看店之左右又复有店,或与人家密迩;店内济楚,水清米白,薪菜酒食,色色有之;兼以店主和颜招接,方可驻留。及入店,先令仆从点视房内,不必有窗;更看床下空净无物,壁堵牢固;或遇楼阁,亦看地板完密,方可安顿行李。大抵说来,客店周围有其他店铺,又与住家相毗邻,不易招惹寇劫之患;入店先查客房硬件,甚至强调“不必有窗”等,旨在防范鸡鸣狗盗之徒。连些小细节都不马虎,显然都着眼于安全系数。当然,客店的食材供应,店主的服务态度,也是不容忽略的
  • 闻夕felicity
    2022-05-04
    据《水浒传》第二回,为逃避高俅加害,禁军教头王进携母逃亡,途中投宿史家村,有一段他与九纹龙史进之父史太公的对话:王进答道:“……路上贪行了些程途,错过了宿店,欲投贵庄,假宿一宵,来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纳。”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个顶着房屋走哩。”由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动,城市经济蓬勃发展,阶级固化沛然解冻,市民阶层悄然形成,人口流动日渐频密。这些重要变化也构成了《水浒传》的时代大背景。何况梁山好汉“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其个人或结伴出行次数之多,是无须辞费的。总之,随着各阶层民众外出行旅频率的明显增高,旅途住宿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性问题。史太公所说“如今世上人那个顶着房屋走哩”,幽默形象地道出了这点。王进投宿的不是客店,而是史家村史太公家。当时民风淳朴,有空房的住家出于善心,留宿赶不上住店的尴尬过客,也是常有的事,但毋庸赘言,一般行旅总以投宿客店为首选。宋元时期,旅店叫法不一,邸店、客栈、村店、村邸、灯火店、打火店等等,不一而足。《水浒传》则多以“客店”称之,有关叙事开卷即得,艺术地再现了宋元时期的生活场景。
  • 闻夕felicity
    2022-05-04
    至于最底层一级的零售酒店,就叫作拍户,他们有指定的销售地界,在批零转手中获取点小利润。这种拍户销酒的经营方式,对官酒库与私营大酒楼扩大酒类产销,对国家增加酒税收入,都是大有好处的。据说,宋宁宗时上演过这样的滑稽戏,说临安府尹总想增加当地的酒税,临安府煮的官库酒卖完后,就从常州与衢州官库取酒销售。有一天,三个官老爷碰面,按惯例,京尹的地位远在州太守之上,但衢州太守这次不买账,常州太守问理由,衢州太守说:“他可是我们属下的拍户啊!”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宋代酒类专卖中拍户无所不在,其触角下伸到城乡的各个角落。
  • 闻夕felicity
    2022-05-04
    私营大酒楼的那些私妓女点唤助酒,也只是伴坐而已,在阁子里是卖笑不卖身的,“欲买欢,则多往其居”。但个别中型酒店,则利用酒阁子做起了皮肉生意,酒色并举,两手一起抓。有一种叫作庵酒店的,就在酒阁内暗藏卧床,有娼妓在内,酒客“可以就欢”。作为标记,这种酒店门口的那盏栀子灯,不论晴雨,上面总覆盖着一顶斗笠。这种酒店在其他城市也有分布,大诗人陆游退居故里时,有一次从绍兴府郊外夜归,有诗抒写触目的对比:“空垣破灶逃租屋,青帽红灯卖酒垆。”
  • 闻夕felicity
    2022-05-04
    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大中城市的新鲜蔬菜只能就近生产,于是,城郊就出现了星罗棋布、大小不一的菜园。打开《清明上河图》,可以发现在即将进入市区的大道旁,张择端就画着大片菜园风光。这与《东京梦华录》所说的“都城左近,皆是园圃”,倒是吻合的。北宋东京的菜园为数不在少。保存至今的筹建开封繁塔的集资刻石,有一条北宋初年的记载:“菜园王祚,施菠薐(即菠菜)贰仟把,萝卜贰拾考老。”从这位种菜专业户一次施舍的蔬菜量,可见其菜园规模不小。
  • 闻夕felicity
    2022-05-04
    舒岳祥乡居天台,见村妇中有专门卖菜的,有诗云:卖菜深村妇,休嗟所获微。芜菁胜乳滑,莱菔似羔肥。橐里腰钱去,街头买肉归。种蔬胜种稻,得米不忧饥。这首诗反映了三点:其一,专业的种菜户在宋代相当普遍;其二,种菜户劳动所得胜过一般的种粮户;其三,种菜户通过市场行为在满足自身生计的同时,也解决了城镇的蔬菜问题。当然,大中城市的蔬菜市场,只能以规模化、商品化的蔬菜生产方式为其主要支柱。
  • 闻夕felicity
    2022-05-04
    这位卖菜者原来身份应是种粮户,但早稻未熟,只能先种些菜到市场换米度日,却也遭到市人的嗤笑。这一细节也说明:第一,出售蔬菜换取生活必需品的情况,在宋代相当普遍;第二,城市蔬菜市场需求量不小,是由各种渠道解决的,其中也包括一般农户出售有余蔬菜的途径。
  • 闻夕felicity
    2022-05-04
    《水浒》对光明寺的菜园没有更具体的交代,而记述最详细的,倒是鲁智深看管的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学者李觏曾为僧可栖撰写《抚州菜园院记》,这座寺院得名或即有附属佛寺的菜园能解决游方僧徒具馔饮食之需,而由可栖主管。据《随隐漫录》,南宋理宗宠幸的阎贵妃“以特旨夺灵隐寺菜园,建功德寺”,可见宋代一般寺庙都有经营菜园。不过,读《水浒》者千万不要错误以为和尚吃素,唯有佛寺才需要菜园。实际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市民的入住,宋代对商品化蔬菜的需求与日俱增。有一则笔记说:宋初,名臣张咏做崇阳(今属湖北)县令,一日,见一农民买了菜回家,便责问他:“自己有田,为什么不种,倒去市上买?”便以其懒惰打了他的板子。这个故事说明:第一,蔬菜商品化大潮已经波及崇阳这样的小县城;第二,入宋以后,蔬菜商品化趋势之快,连张咏这样有头脑的名臣也观念落伍了。蔬菜种植业因市场需求而独立,蔬菜买卖也便成为获利丰厚的营生。《水浒》所记载的大相国寺菜园,在鲁智深主管以前,一直被左近“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才破落户泼皮”视为“俺们衣饭碗”,“泛常在园内偷盗菜蔬,靠着养身”,透露出的正是这一消息。
  • 东篱采菊
    2022-01-25
    文艺演出走市场化之路,远胜过吃皇粮的官办方式,在宋代就有了先例。
  • 李九如
    2022-01-21
    《水浒传》对发迹以前高俅的描写,并非都出自小说家的虚构,而有着历史的影子。南宋王明清在《挥麈后录》里有段记载,就是小说的出处,好在不长,录其相关者,而略加括注:…………第四,高俅因结交徽宗而平步青云,其他从龙亲信也想援例,徽宗的回答最能反映这位风流皇帝的个性。在专制政体下,那些略有一技之长者,往往因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就做上了国家领导人,徽宗的说法一步到位,也最具戏剧性。但这一细节却为小说所不载,未免有遗珠之憾,这也证明《水浒传》原创者确为阅读面不太广博的说书人。
  • 李九如
    2022-01-21
    宋元话本《赵伯昇茶肆遇仁宗》描写宋仁宗落扇的故事虽是小说家言,却也反映出折叠扇传人之初的特殊身价。故事说仁宗有一次微服出宫,上樊楼饮酒:手执一把月样白梨玉柄扇,倚着栏杆看街,将扇柄敲,不觉失手,坠扇楼下。急下去寻时,无有。这里虽未交代扇子的造型,但从“将扇柄敲楹”推测,仁宗不大可能将团扇颠倒过来拿,以柄敲楹,而只可能将折扇收拢顺势做出敲楹的动作。这从小说后来交代赵旭交还所捡扇子的举动也可印证:
  • xiaohou
    2021-03-31
    是否合乎历史逻辑的真实标准,比历史细节的真实更为可贵。
  • 邹黑金
    2020-08-04
    更有甚者,译者序说:翻译时,“在表述上围绕文章的可读性、趣味性,译者也做了一些延伸和发挥”。由于手边没有日文原版,对中译本这种做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损害到学术著作的严谨性”,无法做出全面判断。但这种把自己“延伸与发挥”的私货与原著缠夹在一起发卖的做法,在翻译中似乎并不足取。至于中译本把为《水浒传》插图的日本浮世绘大家葛饰北斋再排成“葛饰北齐”,把我国最负盛名的宋史学家邓广铭通通排成“郑广铭”,让人不由得猜疑译者(当然也可能是责编)或许不认识日文汉字中的繁体字,错把“北齋”看成“北齊”,误把“鄧”当作“鄭”。第三十页所载陈洪绶《水浒叶子》的插图分明是赤参鬼刘唐,文字说明却作“宋江”,也让人啼笑皆非。
  • 邹黑金
    2020-08-04
    毛泽东说过“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7页)。相信不愿被开除国籍的国人,这三部小说都应该看过的。
  • Yursler_钰
    2020-05-20
    第二十三回说武松从沧州去清河县看望武大郎,在阳谷县的景阳冈打死了猛虎。在北宋,清河是恩州的治所,与沧州同属河北东路;阳谷是郓州的属县,属京东西路,位于清河之南。故而武松南下探兄必先经过清河,完全没有必要再南行近二百里地,到阳谷景阳冈去打虎逞能。
  • Yursler_钰
    2020-05-20
    人们常说,“少不读《水游》,老不读《三国》”,担心的是少年人血气方刚,怕他们读了《水浒》,缺乏理性,失去控第模仿效法,闹出乱子,小焉者聚众斗殴,大焉者犯上作乱。但我自幼胆子不大,人也长得孱弱,或许是不自觉地在阅读中寻找一种代偿与平衡,至少从小人书走近四大古典小说,最早选择的却是《水浒》。记得是小学升初中的暑假,正儿八经地读了七十ー回本的《水游传》,感动的劲儿似乎已经赶不上读小人书,虽然也还是少时,但其后似乎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
  • 月夜流樱
    2020-11-09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往往夜市三更才结束,早市“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而京城各城门都“置鼓于小楼之上”,每天按时报点。一交五更,东京各大寺院就打起了钟,而报晓的头陀则手执铁板,敲打着沿街循门报晓:如果天好,就喊“天色晴明”;天阴,就说“天色阴晦”;下雨则高叫一声“雨”。前往各处化缘的行僧也一路敲打着木鱼顺带着报晓。趁早入市的人都闻声而起。各处城门都开了,吊桥也已放下。瓠羹店门口的小孩已经在兜售熟骨头,也有叫卖灌肺与炒肺的。酒店点起了灯烛,做起了买卖,每个客人只需花上二十文,管保让你吃得满意。粥饭点心铺也开了门,间或有卖洗脸水的,方便了通宵在外的客人。想喝点汤药茶,煎茶摊可以为你效劳,花色繁多,任你挑选。《水浒》里的王公就是做这买卖的,二陈汤不过其中一种。天色大亮,屠宰作坊忙活起来,有人担着猪羊,或者用车子推着来赶市,动辄百余头。这令人联想到《水浒》的石秀,他在蓟州依附杨雄时,代管了屠宰作坊,每天也“巴得天明,把猪出去门前挑了,卖个早市”。朱雀门外,州桥西侧,早市的果木集中在那儿交易,以至人称果子行。纸画儿在那里也卖得很行俏。卖麦面的预先装好了一个个布袋,叫作一宛,用太平车或驴马驮着,从城外入市交易,至天明不绝。沿着御街,从州桥到大内南门前的路段上,早市上卖药材的和做饮食生意的,那叫卖声此起彼伏,可谓一绝。那些个饼店,从五更起,桌案之声就远近相闻。武成王庙前的海州张家和皇建院前的郑家生意最红火,每天要做五十余炉。著名大酒店潘楼下,每天从五更就开市,买卖衣物、书画和珍玩。天色熹明,各色小吃登场,有羊头、肚肺、腰子、奶房等杂碎,鹌鹑、野兔、斑鸠、鸽子等野味,螃蟹、蛤蜊等河鲜。而后陆续有各种手工工匠,交易零碎的作料。早饭以后,上市的是香糖果子、蜜煎雕花之类的休闲食品。早市这才进入尾声。
  • 月夜流樱
    2020-11-13
    随着佛教徒的激增,佛寺隐然与国家争夺开了民众的控制权与财富的享有权,东晋桓玄早就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天府以之匮,名器为之秽黜,避役钟于百里,通逃盈于寺庙。”于是,国家只能动用政权的力量。远的不说,唐玄宗就采取了两条强制性政策。其一为治标的做法,开元十二年(724)规定:凡是六十岁以下的和尚尼站,三年一次,考试经文,不合格者就清理出僧尼队伍。其二为治本的做法,天宝六载(747)下令,今后僧道出家,必须办妥法定手续,由国家认可,发度牒,也就是僧道的身份证,由于度牒是由礼部所属的祠部发的,故而也叫“礼部牒”。这一措施剥夺了寺庙剃度僧尼的权力,将其攥在国家的手里。中唐以后,谁若私度做和尚,全家都充军大漠以西。僧尼既由官度,数量便可限制,国家在与佛教争夺民众上就能胜券稳操。北宋继续中唐以来出家求度、祠部颁牒的旧规。据《宋会要》记载,祠部职掌之一,就是“受诸州僧尼、道士、女冠、童行之籍,给剩度受戒文牒”,这里的受戒文牒就是度牒。其具体做法是:出家而受戒者称为“童行”,也就是俗称的“徒弟”。徒弟拜师出家,记名于寺观,上报给祠部,等候试经,这叫“系帐”。一般定在当朝皇帝生那天,系帐的童行就到所在州府的长吏厅念诵佛教经文,考核合格,方由州府造册呈报祠部,申请发给度牒,这叫“试经”。
  • 月夜流樱
    2020-11-13
    你一定还记得,《水浒》里有个大名府的小押狱,“生来爱带一枝花,河北人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他分得的任务是专管行刑的刽子手。以今天的眼光看,满脸横肉的刽子手,却在帽檐上簪着娇艳可人的一朵鲜花,该是何等相映成趣令人喷饭啊!日本宋史学者佐竹靖彦注意到蔡庆簪花的现象,但他认为,在宋代,“死刑犯即将被处死时,刽子手在其鬓发上插上一朵花以为其送行,蔡庆的习惯便是由此而来的”,故而“一枝花”的绰号比他哥哥蔡福的“铁臂膊”更可怕。他为这一说法引《水浒传》中“梁山泊好汉劫法场”那回江州准备处死宋江与戴宗时的例证:就大牢里把宋江、戴宗两个匾扎起,又将胶水刷了头发,绾个鹅梨角儿,各插上一朵红绫子纸花,驱至青面圣者神案前,各与了一碗长休饭、永别酒。我们还可以为佐竹补充小说描写王婆行刑时也戴着纸花的: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剐”字,拥出长街。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后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但从前引小说里交代蔡庆绰号来历时,只说他“生来爱带一枝花”,则佐竹的论点虽可以聊备一说,但似乎过于穿凿。至于为死囚犯在处决前簪戴纸花,焉知不是尊重罪犯生前发饰习俗的人性化举动,就像给死刑犯送上断头饭、永别酒那样,是让他享有做人最后的权利,未必就是宋代死囚犯行刑前的特殊规则。之所以如此解释,关键还是因为,在唐宋两代,簪花并不只是女性的特权,男子也是可以有权染指的。唐代黄滔有《断酒》诗,自称“免遭拽盏郎君谑,还被簪花录事憎”,这位簪花录事当然是男子。这里且说宋代。
  • 吃饭坐小孩那桌
    2023-06-02
    所有这些,无不说明参与《水浒传》原创的说书艺人对历史地理掌握得既不全面,更不深入。与小说中那些史实错误一样,这些地理讹误也表明小说原创者的历史知识有限,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只是说书艺人,而不是考据学者。同时,人们也有理由怀疑罗贯中不是《水浒传》的最后改订者,因为这些常识错误与《三国演义》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知识相去实在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