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洪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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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国子监仍是一个对学生 实施严苛的思想和行为监控、旨在培养奴才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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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所有“口袋罪”的出现，皆源于执法者想要创造一种无远弗届的恐怖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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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做实习生处理政务不必签字是优待，做正式官员处理政务必须签字是惩罚，前者可以保命，后者容易倒霉。这是从朱元璋口中说出来的洪武时代的官场生态。夏伯启叔侄宁愿自砍手指也不愿做官，原因便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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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较之元朝与其他群雄（如张士诚）所言，明帝国不但控制力度更强，汲取烈 度也空前提升。控制力主要通过知丁法、路引制度与举报体系来实现，汲取烈度包括更高的税赋与更沉重的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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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简言之便是忠孝一体，不忠君者便不会是真孝之人；没有 君王（朱元璋）便没有大明百姓；无条件忠于君王（朱元璋），是大明百姓应该奉行的终极“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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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百姓有了组织能力，便会成为“顽民”，不管这些“顽民”有没有害民之举，他们都属于要被清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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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然歹人恶严法，喜宽容，谤骂国家，扇惑非非，莫能治。所谓“宽”，具体而言便是指元政权对民间的控制力不足。比如，科举本是皇权将选官任官之权操之于己的重要手段，是重要的秦制统治术，但元朝初期不开科举，后来开了科举又取士极少，仅可谓聊胜于无。再如，元朝政府的主要财源不是农业税，而是盐税与商 税。政府依赖商税，便会鼓励商业。商业天然追求自由贸易（包括人 的自由流动与物资的自由流动），商业的兴盛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削弱 政府的管控能力。吴履震笔记里的“法网疏阔”，便是朱元璋口中的“胡元之宽”。对民众而言，“宽”意味着自由度高；自由度高，意味着民众对朝廷的依附性弱，意味着民间比较容易形成有力量的组织。作为造反者，朱元璋亲眼见证了发达的民间组织对元政权造成的冲击。所以他 夺取天下后，便决意采取与“胡元之宽”相反的“猛”，来作为自己施政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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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亲戚、邻居互相监视，妻舅、母舅、伯叔兄弟互相告发，父母扭送子女去官府……这是朱元璋亲笔描绘的洪武时代。这以《大诰》构筑起来的洪武时代，是一座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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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洪武十九年实行的知丁法，实际上是路引制度的升级 版。路引制度不允许百姓在明帝国的大地上自由流动，知丁法则既不允许百姓自由流动，也不允许他们自由择业，还以严刑峻法强迫里甲四邻互相监视举报。为了让二者互相配合，朱元璋在《御制大诰续编》里提升了路引制度的强度：一，左邻右舍除了每天早晚验丁，时刻保持对身边其他百姓的监视外，还负有审查市镇乡村外来人口的义务。 二，坊厢村店的百姓，有义务将那些没有商品可卖且路引已经过期者、路引未过期但无商品可卖者，全部抓起来送官。这些人将被当作“游食者”惩办，重则杀头，轻则刺配流放边疆。如果坊厢村店的 百姓不履行这项义务，导致“游食者”被其他人捕获，则“游食者”所寄居的人家及其左邻右舍与里长们，皆要同罪连坐。以上种种，皆是不惜以牺牲社会活力为代价，来换取朱明政权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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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路引制度的目的，是打击那些游手好闲、祸害百姓的游民。公开说辞之外的隐形目的（也是主要目的），则是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旨在消灭民众的自由流动——朱元璋是元末乱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深知元朝的灭亡与民众可以自由流动有着莫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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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朱元璋的鼓励下，所有的官员、胥吏、富民、细民，都可以是被抓捕的对象——官员下乡可以抓，胥吏必定是害民者，富民可以被打成“豪民”，细民也可以是“帮虎”。只要有矛盾、有冲突、有积怨、有欲望，“豪民”“帮虎”这类帽子便可以满天飞。毕竟，“明察秋毫”的朱元璋只有一个——事实上他并不在乎某个具体案件的真相，他在意的是运动的趋势在往哪个方向走。负责审讯被绑缚者的通政司的力量也很有限——事实上通政司处理案件的尺度，主要是依据朱元璋的政治需要，而非案件本身的真相。这场“群众抓捕害民者”运动，没有将明帝国变成一个朗朗乾坤。相反，它以制度的形式，不断催生着人性中最恶劣的那些部分。 结果便是每个人都在这场运动中危机四伏，每个人都必须战战兢兢提防他人。除了朱元璋，没有人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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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洪武年间，朱元璋长期实施“不许官吏下乡”的政策（与之配套的是粮长、里长与遣牌唤民等制度），防止官吏扰民索贿，避免激化民众与官府之间的矛盾。朱元璋希望以粮长、里长等制度，作为沟通衙门与乡民的缓冲。衙门有事便压给由富民担任的粮长与里长，再由粮长与里长将负担压给民众。若是官府发现赋税没有征足、劳役数量不够，也会将惩罚施加在粮长与里长身上，而非直接去压迫百姓。如此，百姓有怨便会聚焦于同属乡民的粮长与里长，而非官府衙门。大体而言，洪武时代的粮长与里长的性质，约等于地方 政府的“包税人”和“承保人”。除了粮长与里长，乡村中不被允许存在任何其他权威；而粮长与里长由乡村富户担任，每年一换，排除了他们在基层培植力量的可能性。结果便是粮长与里长只有替官府征税征丁、替官府背害民黑锅的义务，而无其他福利，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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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洪武时代整顿胥吏的各种政策，都是围绕着上述宣传口径来制定的。比如：一，规定胥吏不能由市民充当，只能从农家子弟中选用，且不许任用在元代做过胥吏之人。理由是农家子弟的品性更淳朴，而在元代做过胥吏者，无论他是不是农家子弟出身，其品性都已经坏掉了。二，将胥吏打入另册划为贱民，不能再回归原来的身份。三，胥吏只有跑腿干活的义务，不许染指权力。以上所有政策，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以果为因，即所谓 的“制度有病，人性吃药”——做胥吏之前，都是本本分分种地的农民；做了胥吏，却个个变成害民之贼，这背后显然是制度在扭曲人的行为。朱元璋理解这一点，但他也很清楚变更制度有成本，更有风险 （何况也没有现成的好制度可供他选择），远不如直接否定胥吏的道德品性，进而以各种高压恐怖手段对其实施整肃，来得省钱省力省事。洞悉了这种以果为因，便能明白朱元璋打击胥吏的各项政策之间为何会充满了“矛盾”。选拔农家子弟担任胥吏，追求的是胥吏的品 性淳朴；将犯错误的生员和官员“罚为胥吏”，却是将一批批品性不 淳朴者直接推入胥吏阵营；将胥吏打入另册甚至鼓励官员对其实施虐 杀，则是在人为消灭胥吏身上的淳朴——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没 有前途且低人一等、遭受歧视，便大概率会发生更剧烈的道德滑坡， 乃至于走向自暴自弃的肆意妄为。政策如此矛盾而朱元璋毫不在乎， 是因为他很清楚，问题并非出在胥吏的品性上。“吏胥心术已坏”云云，不过是用来掩盖制度病的一种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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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做胥吏没有俸禄，但做了胥吏便可以拥有衙门里的许多权力，拥有了权力之后便可以寻租。这是两宋民众乐于成为胥吏的主因。正如司马光所言：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地方乡村，只要有“词讼追呼、租税徭役、 出纳会计”，胥吏们便有勒索民众的机会。司马光说北宋百姓的破户败家，胥吏们要负大半的责任，这或许是夸张的说辞，但这夸张的背后，实潜藏着对“制度病”的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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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朱元璋发起规模浩大的胥吏整顿运动，是因为在朱元璋看来，胥吏害民是元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胥吏对民众的盘剥会恶化底层民众的生存境况，也会损害朝廷可汲取的财富总量），而明帝国此时正走在“官员被胥吏架空”的歧路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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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粮长制是朱元璋在传统官僚系统之外另设的一套系统。始于洪武四年，实施范围包括浙江、直隶（南京）、湖广、江西、 福建等地。简要说来，就是以纳粮一万石为标准来划分税粮缴纳区域，每个区域由政府指定一名大户充当粮长、两名大户充当副粮长，由他们负责税粮的征收与运输工作，但朝廷并不向粮长们发工资，也不提供任何活动经费。粮长的主要职责，是催征、经收和解运税粮。催征是挨家挨户向粮区内的农夫催税；经收是农户的税粮统一交由粮长保存管理（如果州县缺乏仓储设施，粮长还要个人出钱负责建设仓库保存税粮）；解运分存留和起运两块，存留是将粮食留在本地，起运则需要粮长个人出钱负责将之运往指定地区，或是京城，或是外地军队驻地。朱元璋发明这项制度，有三个目的。第一，将朝廷征收税粮的行政成本最大限度地转嫁给地方大户。 大户所拥有的资产，也可以成为朝廷税粮征收上的一项“保证”。当税粮无法正常征足时，大户们常被迫以个人资产来抵充税粮。第二，农户纳税需将税粮运送至州县仓库，每户人家单独运输成本极高，且容易遭遇收粮官吏的刁难盘剥，所以历朝历代都会很自然 地出现有背景的“揽纳户”，百姓将税粮交给“揽纳户”并提供一定报酬，再由“揽纳户”将税粮送往州县。但“揽纳户”也存在问题， 他们如果与州县官吏勾结，垄断税粮的缴纳渠道，农户有可能要付出 更大的代价才能缴上税粮；而最让朝廷头疼的，是有些“揽纳户”可 能会骗粮，收下农户的税粮之后却不将其送往国库，反自己囤积起来贱买贵卖。朱元璋认为，大户“有恒产者有恒心”，让大户担任粮长来取代良莠不齐的“揽纳户”，是一种“以良民治良民”的好手段。第三，朱元璋希望粮长可以自成一套汲取体系，以替代他不信任的官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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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空印案”与“胡惟庸案”的发生，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原因，即 朱元璋不信任明帝国的官僚集团，对他们充满了猜忌。这种不信任，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朱元璋认定明帝国的官僚系统充满了腐败。“空印案”即是这种心理机制下的一种过激反应。第二个层面，是朱元璋认定明帝国的官僚系统缺乏忠君思想。因为这些官僚全部是在忽视儒学教育的元代成长起来的，忠君从来就不是他们的核心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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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明代的卫所军户制度，与曹魏的屯田制大体相仿，也是从户籍中划出部分人口，强制将其变成军户，让他们世世代代为朝廷屯田和服兵役。卫所之兵变成了明帝国的军事农奴。朝廷和卫所的各级军官，便是卫所士兵的双重农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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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8
  四部《大诰》的核心内容，无非四点：一，大明朝的 官吏不行；二，大明朝的百姓不行；三，大明朝的军队将领不行； 四，大明朝最行的是朱元璋，只有完全遵从朱元璋的教导，明帝国才能重现伟大的“三代之治”。
• 胡小猴

  2022-10-30
  概括起来，四部《大诰》的核心内容，无非四点：一，大明朝的官吏不行；二，大明朝的百姓不行；三，大明朝的军队将领不行；四，大明朝最行的是朱元璋，只有完全遵从朱元璋的教导，明帝国才能重现伟大的“三代之治”。这位自命雄才的皇帝，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他创建的大明朝里，人人都不行，只有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