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时代的中国

• 沈一贯

  2022-05-15
  在早期周朝的统治下，人们可以想象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的社会流动都十分罕见。
• 筆誤作牛

  2022-02-10
  19世紀早期的兩個主要變化導致了歐洲人對中國追捧的終結：一個是法國大革命，它宣告了西方專制主義的終結；另一個是新教中崛起的清教徒似的風氣，這股風潮視中國為一個腐敗的典型案例——文雅、寬容、反對窮兵黩武的故步自封的都市氛圍。於是，在面對諸多中國特色時，西方人從前是敬仰並常伴有理想化，現在卻轉為了嘲諷和斥責。衛三畏的《中國總論》（1848）中反映了這一新思潮，而它也是20世紀以前最受歡迎的中國概述，特別是在英國和美國。作為一名美國新教傳教士，衛三畏擁有比那時大多數作家都更客觀、更淵博的中國知識，但書中還是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政府的道德腐化、整體落後報以居高臨下、屈尊俯就的同情。很不幸，伴隨著西方對於中國評判標準的轉變是17到19世紀中國生活在各個方面的頹弱不堪且停滯不前。進入20世紀，在面對積極擴張的西方列強所帶來的挑戰時，清廷手足無措，這不僅僅要歸因於政治、軍事以及技術落後，思想上的保守主義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 筆誤作牛

  2022-02-10
  啟蒙哲學家伏爾泰在中國發現了一個啟發性的專制制度，其著名的話劇《中國孤兒》是向中國政治中道德至上的傳統的致敬。德國的萊布尼茨和克利斯蒂安·沃爾夫高度讚揚中國的反軍國主義作風，以及以社會和諧為目標的宗旨。在蓬巴杜夫人的侍醫法蘭斯瓦·魁奈的引領下，重農學派的法國經濟學家提出要效仿中國的財政制度。在上述以及其他來自中國的影響之下，孔子被尊為歐洲啟蒙運動的先師聖人。
• 筆誤作牛

  2022-02-10
  在諸多上古典籍之中，理學家對嚴肅、實際的荀子觀點並不感興趣，反而從《孟子》之中獲取了大量靈感。如同唐朝末年的韓愈一樣，理學家認為孟子是上古賢君和孔子的最後一任真傳。他們對原始儒學的一些周邊著作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例如作為烏托邦式政治理想源泉的《周禮》、強調宇宙論和命理學的《易經》及其漢代的續本，以及長期埋藏於《禮記》之中的兩個公式化短篇章節《大學》和《中庸》。正是在宋朝理學家的努力下，《大學》和《中庸》被提升到與孔子的《論語》和《孟子》同等的地位，共同構成了「四書」，成為理學教育和哲學研究的核心。我們在第四章中曾提及《大學》中的「連環推論」，它語義含糊地推崇了「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的概念，成為衍生偉大的理學辯論的理論基礎。理學家成功地讓中國文人相信，我們通過感官感知的世界是真實存在的，而非佛教徒聲稱的虛妄;人類通過積極的社會參與來完成自我實現，而非道家所宣導的與世隔絕。理學家鄙視佛教關於精神救贖和道教關於肉體永生的承諾，他們承認人類從生到死的迴圈是自然且有益的，他們關注今世中的社會、政治變革以及在今生中的個人修行。隨著時間推移，宋明理學也不斷演進，它經歷了數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著重點。早期宋朝改革家的熱忱逐漸演化為明朝時期對個人主義「修身」的強調;到了清朝，針對所謂明朝的腐敗濫權，它又逐漸轉變為缺乏哲學生命力的保守經院哲學。
• 筆誤作牛

  2022-02-10
  宋朝儒學的復興部分源於數百年來人們對施加在漢族政治和思想上的外來影響的恐外反應，部分也源於學術訓練的自然結果和人們對日益主流化的科舉制度的興趣。這時的人們擁有空前絕佳的機會，能將古文中所學應用到實際的治國理政中去。對於佛教、道教長期佔據中國人思想後所產生的大量撲朔迷離的玄學問題——什麼是真我？真我與宇宙之間的關係？——可以通過對儒家經典的注疏來解答，也可以用關於合理的國家和社會組織形式、關於恰當的個人生活方式的傳統中國術語來回答。對此一連串的發現產生了一種積累知識的興奮，而這便是儒學復興的首要緣由。若上古儒學是通過從佛教和道教中抽取的宇宙論和玄學觀點來支撐的政治和道德理念，那麼宋明理學絕不是對古代儒學的重複，其內涵遠多於此。宋明理學是用「儒家」真理的舊瓶裝新酒——從哲學上剔除佛教和道教中關於來世和超凡的部分，使實證主義和樂觀主義原理恢復生機，即人們知道通過生活能夠實現自我，每個人都有能力完成自我實現。類似於數百年後歐洲掀起的對經典著作研究的熱潮一樣，宋明理學幾乎點亮了生活中方方面面復興的火花。晚期帝國時代的中國之所以與之前的時代有著天壤之別，與宋明理學密不可分。
• 筆誤作牛

  2022-02-09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並非一帆風順。佛教教義和修行中的許多內容都與根深蒂固的中國人的民族個性相悖：佛教對於現世的悲觀主義與中國人不可動搖的樂觀態度對立，也與儒、道傳統所強調的世俗內容格格不入；獨身與禁欲與中國根深蒂固的家庭主義、和諧社會的觀念水火不容。即便中國佛教找到了適應中國傳統的一些方法，例如，強調包括孝敬在內的儒家道德，但它與中國傳統之間的摩擦始終存在。另外，佛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道士們的嫉妒，因為它會直接與道士們競爭貴族的資助和信眾的捐助；佛教也引起了儒家官員的嫉妒，因為儒家官員痛恨爭權奪利的佛僧道士。出人意料的是，甚至很早就出現了針對佛教的排外觀點：它是夷狄之法因此不掌握任何真理的論調不絕於耳。或許，最困難的是佛、道教徒與關心國家運轉的務實者之間不可避免的利益之爭，也就是出家修行會將個人從完整的政治、社會秩序的正常統治下抽離。
• 筆誤作牛

  2022-02-09
  東漢時期所謂的「新道家運動」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修正主義的道家——將道家精神與儒家的社會、道德教條融合，從而使後世的中國人能夠在維持精神超脫和保留某種程度上的個人主義的同時，還能承擔起常規的社會責任；另一種形式是在3、4世紀湧現的崇尚享樂的虛無主義。兩種形式都為所謂的「清談」的交談風格做出了貢獻。在漫長的分裂期間，「清談」成為流行於文人特別是南方文人之間的一種去政治的、玄學的、淺薄的對話形式。
• 筆誤作牛

  2022-02-09
  在人類本性的問題上，董仲舒緩和了孟子和荀子之間的對立觀點，給予了漢武帝及其繼承者們一個體面的新皇家秩序的意識形態基礎。 董仲舒同意孟子的性善論，但同荀子一樣，他也相信人之善是需要通過行動來挖掘的，特別是仁、義、智這樣的基本道德。董仲舒相信，指引人們向善的責任落在了統治者的肩上，因為統治者是天意的化身，若上天自己沒有指引人類，那麼其職責就落在天子身上了。董仲舒借宇宙論讚美皇權無疑吸引了漢代統治者，他從皇家制度演化出的假設幾乎不能被否定，並在之後的古代中國被統治者和官員等人中間反覆重申。但值得一提的是，若要承認董仲舒所賦予皇帝的至高無上的地位，皇帝還需要承認其理論中令人蒙羞的另一面，即不正當行使皇權會破壞宇宙和諧。正如董仲舒所言：「世亂而民乖，志僻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氣生災害起。」董仲舒認為天之異象是上天不悅的警示，如旱澇這般的大型自然災禍是上天因為君主未能重視其警告而給予的懲戒。這些懲戒進而被視作天命離開皇家的徵兆。在從董仲舒的折中主義儒學衍生出的正統皇家意識形態中，官員們依賴天象闡釋上天的喜怒，由此評判皇帝在公務和私務上的行為是否合理。面對天象所示的不滿，皇帝不得不在聲罪致討中前往都城外的天壇祭祀，他在那裡俯首屈膝，承擔所有觸怒天威並導致人間災禍的罪責。因此，作為民之父母，皇帝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被作為天子的巨大責任所抵消了。
• 筆誤作牛

  2022-02-09
  佛教的傳播，特別是它對慈悲的強調，最終引起了人們對於備受欺辱的百姓的同情。佛教寺廟為越來越多的人提供一個遠離已有等級制度且有尊嚴的安全的社會地位，以至於政府最終不得不強制性地限制佛教的發展。遊牧入侵者所持的傳統的部落平等主義、北朝政權孜孜不倦地擴張以及在隋唐時期發展起來的新的文官任選程式，都為消除階級差異做出了貢獻，也推動了對人類與日俱增的個人尊嚴的重視，而這成為中國唐朝的一個鮮明特色。
• 筆誤作牛

  2022-02-09
  在南北朝時期，封建主義的社會模式變得愈發普遍，不難發現，這一現象的根源在於四分五裂的政局，而它又反過來加劇了政權的分崩離析。在南方，漢人群聚在強有力的地方領袖麾下，以躲避一批又一批從北方南下的難民與土地被漢人侵佔的原始南方部落。同樣，留在北方的漢人群聚以抵禦遊牧入侵者和借傳統政府崩潰之機而橫行四方的土匪。同時，入侵的遊牧民族也逐漸漢化成為新的漢人。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社會都分裂成為地理概念中敵對的飛地，因此，這時期內的政府或多或少都帶有地方豪強的影子。而在每一塊飛地內，人們越來越無法擺脫世襲地位的束縛。有時，後世學者甚至將分裂時期的中國社會與印度的種姓社會相提並論。在4、5世紀，南北地區的大量漢人都落入了更加卑賤的境地，雖然可能還不能稱為種姓制度。這個龐大的群體不僅包括大莊園上的農奴、徒附和奴隸，還包括各類受歧視的職業群體，如巫師、醫師和藝人。受人尊敬的平民縮小到少量的剩餘自由農民、工匠以及北方異族出身的部族戰士。隨著地方自治和地方的自給自足的復興，漢朝時頗為興旺的商人階層徹底消失了。在社會階層的頂端是一個改頭換面的精英團體，他們自命為士階層。在這些迥然不同的成員之中，有一些是漢朝門閥的後代，有一些是不比強盜好到哪裡去的尚武的機會主義者，還有一些是北方入侵者的部族貴族。向上的社會流動性被習俗或許還有法律限制。同樣，不同階級、階級內部的不同群體之間也禁止通婚。除了真正的士之外，沒有任何人能夠成為官員候選人。因此，士階層的特權和世襲制度被門閥謹慎地維護，也被政府細心地審查。 血脈相承的文人變得隨處可見，所有門閥都聲稱能夠將血脈追溯到某位高官身上，最好是一位漢朝的高官。
• 筆誤作牛

  2022-02-03
  為了強調權力（「勢」），法家堅持認為天資、智慧以及道德與政府幾乎無關，最重要的唯有權力——能夠使某人做某事的權力。若一位至賢至聖者手中不掌握權力，那麼他有可能一事無成，但當無賴掌權則可能造成巨大的破壞。因此，君主和權臣必須謹慎地守護自己掌控的權力，因為是權力讓他們變得強大，而非他們的德行或才智。在法家的概念中，行政手段（「術」）是一種複雜的馭人之術，即通過洞察人們的一己之私，再使他們去做有利可圖之事，從而獲得先機。當權者不能信任任何人，甚至不能相信他們最親近的親屬朋友，因為人類本性如此，即使當權者的妻兒也難免懷有與他的利益相悖的私心。因此，位高權重的人不能對下屬坦誠或示好，他不但要使其下屬敬畏他，還要讓他們對他的意圖一無所知，以便能夠讓他們互相對抗，最終實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同樣，法家也建議下屬應當學習操控其上峰以滿足一己之私的方法。法家認為「法」是確保人民（包括統治者）為國家做出最優行動的唯一方法。法家的「法」絕非神聖之道或自然規律，而是一套人為制定的無所不包的系統。無論聖人還是愚人當權，「法」都能夠確保國家世世代代成功地延續。頒布的法律條文需清晰、翔實，涵蓋每一個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並且需要被快速且堅定地執行，就像自動的一般，長此以往，法律在實際中就會真正地被自動執行了。對於那些危害國家的人來說，懲戒是不夠的。而有利於國家的人則要獎勵，獎懲應涇渭分明。這樣，人民就會根據國家利益所需行動。用當下的語言來講，法家相信人民能夠也應該如電腦程式般做有利於國家的事情，他們篤信這是一個國家唯一的生存之道。法家承認明君或許偶爾會出現，但讓國家和社會的命運都落在對每一任統治者都是明君的期待之中，無疑是在守株待兔。較之稱其為法家，一些當代專家更願意稱這些權力主義的思想家為現實主義者。鑒於周朝晚期中國的情況，只有通過秦國採用的強硬、冷酷的征服全國的手段，秩序和中央統治才能得以實...
• 筆誤作牛

  2022-02-03
  道家對於政府運營方式幾乎沒有任何幫助，因為在道家眼中，政府無疑是阻礙道法自然運行的事物。然而，在自然範疇內，一個人的位置也許就是統治者或是丞相。如果這樣，據《老子》中所說的，這個人就被寄希望於能夠使其子民保持淳樸和單純，即「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通過弱化制度和法律的概念，道家先哲使社會處於一個原始天真的狀態，在這個社會中，自然力量的相互作用不會被阻礙——無論好或壞都不再重要了。
• 筆誤作牛

  2022-02-03
  早期的道家學者極力避免理性闡述，內容盡是謎一樣的悖論和幻想，因為其哲學出發點雖十分簡單，但卻無法論證。道家無疑是抒情和神秘的，但卻絕非對個人主義、無為主義和自發地融於自然（道）的非理性宣導。它站在說教般的儒學的對立面。它的基本觀點是道即一切，其動力在於揭露改革主義和不切實際的改良主義；它譴責那些附著於社會關係和社會制度之中的義務，並尋求心靈上的自由和道法自然帶來的心如止水。自然被認為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冷漠且無目的的宇宙，其中所有事物都有自然的地位和功能。這些事物之所以是這般模樣，無須自然事實以外的其他理由，只有在被自然以外的標準——如善和惡——去定義、標註和評估時，它們才會被曲解和誤解。道家進而說，讓道法自然！ 回歸自我！ 放鬆並享受生活吧！但聽從這個勸諫頗有難度，它裡面也包含道家學說中的一個基本悖論——為任何非自然的事物而有所作為都是「不正確的」。而事實上，由於自然能像鐘擺一樣平衡任何力和反作用力，有所作為無疑不能得道。一個人只能通過「無為」來得道成仙，而幾乎沒有任何事情比有意識地、主動地嘗試放鬆更弄巧成拙了。人們只能自然和自發地實現自我。真正的道家學者甚至不能去敦促他人順應自然，因為這個行為本身假定了什麼是應當的、什麼是不應當的，在自然之上強加了一個價值判斷，從而變得非自然且「不正確了」。正如莊子提到的，鴨子的腿短而仙鶴的腿長，評判自然萬物的好與壞——例如眷戀生而害怕死——都是荒謬的，正如假設鴨腿應如鶴腿一樣長，或假定鶴腿應如鴨腿一樣短一樣。無論萬物如何存在，它們都是自然的，因此也是好的。人也因此只能盡可能地被動地走過生死輪迴，盡心去完成人生中的必須之事，同時保持內心的自由和本性中的安寧（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德」）。
• 筆誤作牛

  2022-02-03
  墨子與儒家的主要分歧在於其軍事上的空想改革主義。孔子或許不能明確指出所謂的至善，但墨子卻可以。對他來說，任何有利於民眾生存，或是對人口和財富增長有貢獻，或是使世界和平的事物都是善，除此之外，並不需要更多證明，任何起相反效果的事物都必然是惡。伴隨著這種實用主義標準出現的是墨子關於社會組織的鮮明集權主義理念。很顯然，墨子認為社會不可能讓百姓自己去評判善惡，共同利益的認定需要他所言的「尚同」。民眾要絕對服從統治者，而統治者要絕對忠誠於上天以及神靈。墨子理念中的「上天」最近似於上古中國思想中擬人的至高無上的神。他這樣警示人們：若你們不斷爭鬥、破壞，上天必然有充分理由來判定你們不再適合在宇宙生存，並將你們從宇宙中清除。墨子篤信民眾好爭鬥，因為他們自私，而儒家則通過強調家庭關係和諸如孝順的美德來弱化這一點。墨子指出，人們只有通過「兼愛」才能化解爭端。也就是說，只要人們視他人父為己父，視他家、他國為己家、己國，爭端就能迎刃而解了。墨子指出上天最厭惡戰爭，相信自己可以使統治者，甚至是勝利一方認識到所有戰爭的參與者都是痛苦的。墨子非攻策略中的一部分是訓練弟子掌握被動防禦的策略和技巧，將他們轉變為一支高度技術化的紀律嚴明的維和部隊，為任何一個遭遇侵略的國家服務。墨子死後，他的部隊在繼任領導者的帶領下得以延續。到了帝國時代，部隊分為數個俠客團體，這些團體只將收入的一小部分上繳給總部。墨子的社會目標與儒家的並無二致，他們的出發點都是好的。孟子曾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但墨子無法容忍並質疑人們自身的道德判斷，其哲學實用主義將他與中國思想發展的主流劃分開來，在整個帝國時期，他的著作也幾乎無人問津。但雁過留聲，墨子以羅賓漢似的典型浪漫俠客形象留在了民間文化中。
• 筆誤作牛

  2022-02-03
  「禮」與「仁」的概念聯結了外生和內衍的美德，這些美德都被視作絕對道德。它們主要包括被稱作公正或正義或職責的「義」，表示決心或勇氣的「志」、智慧（「知」）、真誠（「信」），以及恥感（「恥」）。若要平衡地彰顯這些美德，就需要「能」。若要實現完美的「能」，那麼就需要「聖」。早期儒學思想家相信，若統治者為聖，那麼他作為一位道德楷模的吸引力將會改變他的民眾，以至於無須費力地實施行政手段就能實現社會和諧。令儒學思想家感到遺憾和沮喪的是，統治者以及貴族精英似乎無視這些在他們眼中不言自明的道理。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孟子回應道：「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
• 筆誤作牛

  2022-02-03
  儒家指出人們應當去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但除此之外，他們並沒有提供一個能夠化解不同價值觀之間的衝突的簡單方法。若忠孝難兩全時，人該如何做呢？一名孝子該如何應對父親的不義之舉？違抗君主的錯誤政策是否還算作忠君呢？早期儒學思想家未能給這樣的境遇制定一套能夠指導並撫慰人心的規則，他們真正的貢獻其實是一個挑戰：為它煩惱吧！為它思考吧！
• 沈一贯

  2022-05-15
  无论如何，秦朝的措施终究付之东流，而上述有关家庭组织和家庭忠诚的观念也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