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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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1-07
  在19世纪初叶，外来概念的引介主要是由来华传教士们担当的。当时中外人士的交流受到严格的限制，传教士们不得不采取书籍、传单等间接的方式进行传教，即“文书传教”。这些印刷品毫无疑问是以宗教内容为主的，但又不限于宗教。因为来华的传教士认识到：为了改变中国民众的信仰，首先必须改变他们视西人为蛮夷的陈腐观念，这就需要向他们介绍西洋的各种情况，展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这部分世俗性的内容，受到传教士个人专长、兴趣的影响。同时，现实生活也使传教士们深深体会到中西文化、制度上的巨大差异。尤其是那些令传教士们深恶痛绝的制度和现象，被不厌其烦地从不同的角度反复提及，希望中国也按照西方的办法行事，传教士们认为这是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一个重要步骤。正是这种宗教的理由使传教士们在出版书籍引介近代西方新概念上表现了极大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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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1-07
  近代新词的产生绝大部分并不是本族语言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以外来新概念的导入为动因的，因此可以称为“外来影响词”。]对于这些词的研究，既有概念史，即外来新概念导入史的一面，也有词汇史，即新词形成史的一面。前者需要回答外来新概念，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来自西方的概念是怎样传入并被接受的：何人？何时？通过何种途径、手段（媒介）加以引介？引介的动机如何？外来的新概念汇入已有的知识体系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接受者是怎样理解和容受的？在容受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概念上的异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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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1-07
  近代新词研究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词汇史研究的范围。语词是概念的载体，近代的新词是近代的诸种概念得以成立的物质保障。例如“自由”“民主”“个人”“权利”“义务”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关键词；“原子”“分子”“细胞”等自然科学的术语，其概念的引介、确立、词汇化、普及、变异以及定型等历史过程的廓清不仅仅是词汇史层面的问题，而且可以说所有冠之以“近代”的史学研究—近代史、近代科学史、近代东西文化交流史、近代思想史等—都将与之发生密切的关联。对许多近代的新学科来说，术语的研究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因为新概念的表达基本是靠词语来完成的。对于上述研究来说，术语史的记述是一项最基础的工作，而这样的研究毫无疑问需要各个学科的专家们的参与。因此，新词研究必然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我们甚至可以从书末参考文献中了解到，长期以来科学史等领域的术语研究一直走在词汇学研究的前面。近年，词汇研究和其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史的研究相结合，更为我们展示了崭新的成果和令人兴奋的前景。
• 伯雍后身

  2023-12-08
  黄遵宪在给严复的信中谈到了如何使译文易懂的问题。黄说："一切新选之字，初定之名，于初见时能包综其义，作为界说，系于小注，则人人共喻矣。"黄还说："第二为变文体。一曰跳行，一曰括弧，一曰最数［一、二、三、四是也］，一曰夹注，一曰倒装语，一曰自问自答，一曰附图附表，此皆公之所已知已能也。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可知其对夹注的作用极为重视。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73页。
• 伯雍后身

  2023-12-07
  王国维认识到新词语的出现是时代的要求，是"自然之势"。王国维还指出："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人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而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对于蜂拥而入的日本造的新词、译词，"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王国维则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两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接着，王国维对批评日制译词不精确的观点做了反驳，他指出"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王国维举了很受一部分国人推崇的严复的例子与日制译词比较，评论说， evolution 严译"天演"，日译"进化"; sympathy 严译"善相感",日译"同情","孰得孰失，孰明孰昧，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王国维的结论是明确的，"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他认为直接借用日本的译词有两个优点：(1）借用要比自己创造容易；(2）使用相同的术语有利于中日间的学术交流。王国维也承认日本人创造的译词未必"皆精确",他在文章中对日制译词"观念""直观""概念"等进行细致的分析，指出这些译词的不足之处。但是王国维问：我们一定能造得比日本人好吗？
• 伯雍后身

  2023-12-05
  中国古已有字典，对每一个汉字诠释其字义、确定其字音。但是，汉语的词、习语并不都是采用单独汉字的形式，于是就有韵府一类的书对这些（多音节的）词、习语进行解释，以补充字典的不足。而西方的辞典，口语俗语、耳之所闻都加以收入，详细解释。所以西方的古典不借助注释书（仅靠辞典）也可以读懂，而且西方辞典编纂的形式集中国字典、韵府的长处，使用方便。19世纪以降西人编纂的汉外辞典，虽多使用"字典""韵府"等中国传统的名称，却赋予了西方的形式和内容，导入了全新的理念。以传教士为主导的汉外辞典编纂，不仅为中外人士（甚至包括日本人）的外语学习（英语和汉语）提供了有效的手段，而且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只有字典而无辞典的现实。在19世纪以来的汉外辞典编纂方面，来华传教士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罗存德的《英华字典》，鸿篇巨制，达2000余页，对汉字文化圈近代词汇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伯雍后身

  2023-12-05
  中国自古以来有“字书”而无“辞典”，作为dictionary译词的“辞典”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日语传入汉语的。
• #瞬间收藏家#

  2023-04-08
  （二）日中流向词其词语的流动方向可以表示为“日→中”①。是由日本的兰学家或明治维新以后的启蒙家、翻译家所创制的译词新词，如：植民、哲学、科学、个人、常识，以及包括政治学、经济学、解剖学、地质学等在内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术语。这些词于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为汉语所吸收。明治以后访问日本的中国官吏、文人曾在视察报告或游记中不同程度地使用了一些日语词汇，但是中国的读者较容易接触日语词汇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如本书《词汇交流编》所述，《时务报》（1896~1898）是最早引入日语词汇的中文媒体之一。至五四运动前后，汉语的言文一致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接受日本词语也告一段落。在这之后，日语词汇的流入成为个别现象，主要有三种：一、中日战争时期的“时局语”。这种词语受语境影响较大，如，“工事、番号”等都只具有军事上的意义；二、东北沦陷地区的“协和语”。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混合语（pidgin），已经逐渐消失；三、晚近的日本词语。1949年以后，日语的流入绝无仅有，“献血”是为数不多的词语中的一个。改革开放以后，又有大量的日语新词流入汉语。但是，这部分尚未定型的日语词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 #瞬间收藏家#

  2023-04-08
  （一）中日流向词其词语的流动方向可以表示为“中→日”，流动时间的上限为16世纪末，下限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这二百多年时间又可以细分为两期：第一期是耶稣会士创制的新词译词，通过他们的译述和同时代的中国士子的著述（即前期汉译西书）传人日本，为日语所吸收。进人日语的前期汉译西书的译词有：基督、天主、几何、病院、地球、热带、温带、赤道等基督教、天文学、几何学、地理学等领域的词汇。这些词主要为兰学家所接受，用于荷兰书籍的翻译。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对外贸易和海外信息的流入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就图书而言，洋书之禁时紧时弛，1720年，将军吉宗放松了对宗教以外的图书的进口限制（即「洋書解禁」）。同时，图书虽然在进口时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对已经流入日本的图书并不加以严格取缔。汉译西书可以在学者之间较自由地流通，书中使用的词语也就有了为日语吸收的可能性。18世纪以后，由于中国的禁教政策，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著述受到限制，已经不再有新的西书出现；词汇的流入也陷入停顿状态。第二期可以从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登陆广州算起。1859年日本正式开放门户，国外图书的流入不再受限制，大量的汉译西书、英华辞典等（即后期汉译西书）输入日本。新教传教士创制的新词、译词也随之传入日语，成为现代日语的词汇。这一时期传人日本的译词有：银行、保险、资本、陪审、电气、电报、化学、植物学、细菌、铅笔、阴极、阳极、炎症（含作为词缀的一炎）等，以及大量的数学术语。
• #瞬间收藏家#

  2023-04-08
  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地区发现通过日语可以短时间内接受西方的新知识，日语在历史上首次成为非母语使用者的学习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