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帝国

• 闻夕felicity

  2022-09-22
  新的服饰和一种自我塑造的文化对英帝国的经济产生了涟漪效应，而且这种效应一直扩展到那些沦为奴隶的人身上。与母国不同，美洲殖民地继续沿用禁奢令。1735年南卡罗来纳的《黑人法令》就禁止黑人穿着主人丢弃的衣物，并且限定他们只能穿用威尔士平纹白布和其他廉价的布料制作的衣物。这类法律在实践中越来越难执行，这部分是因为主人们会利用服饰来购买仆人的忠诚，部分是因为奴隶们宣称自己享有作为消费者的权利，他们可以用自己通过养鸡、种棉花这些额外工作辛苦挣来的微薄钱财去购买丝带、镜子等物品。
• 闻夕felicity

  2022-09-22
  商品和舒适的生活条件在进入中等和上层阶级家庭的同时，也开始进入普通英国人的家庭。那些不直接占有这类物品的人，通常会作为仆人或房客而接触到它们。到18世纪晚期，茶壶、窗帘、羽绒床上用品和镜子在伦敦的出租公寓里已经十分普遍。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访客通常对伦敦贫民讲究的穿着印象深刻，德意志作家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在1782年注意到，“甚至连乞丐都拥有衬衫或鞋袜”。这一点与柏林、巴黎（甚至都柏林和格拉斯哥）那些连一双鞋子都没有的贫民构成了鲜明对比。
• 闻夕felicity

  2022-09-22
  或许没有什么能比“消费”（consumption）一词本身含义的转变能更好地反映这一变化。几个世纪以来，身体政治一直是以人体为模型的，但是此后，商品消费（consumption of goods）开始与其认识论上的亲缘词义——消耗性疾病——区别开来。当然，个人的无节制继续遭到道德家的批评，但是它不再是一种危险的社会性疾病。相反，很多新的声音都在主张，个人对更多物品的渴求是人类进步的推动因素。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它彻底颠覆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公认观念，“少即是多”让位于“多多益善”。以前，消费被看作一种流失，必须受到抑制和控制；而现在，它被认为是财富的源泉。1776年，亚当·斯密宣称，消费是“所有生产活动的唯一目的”。这一变化的最初迹象在荷兰共和国（1581年宣布从西班牙手中独立）表现得十分明显。荷兰开辟了一种新型社会和经济，这种社会和经济为更大规模的消费提供了有利环境。它与众不同的特征包括两个方面：统一的市场和一个流动、开放的社会。与意大利多数地方和欧洲其他地方不同，在这里，土地不属于贵族，而属于小农。长期租赁制保证了佃农的土地使用权，佃农们充分利用了食品需求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这是由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导致的，他们不再种植基本粮食作物小麦、黑麦，转而生产价值更高的黄油、奶酪、肉类和园圃蔬菜。他们由此转变为深谙市场之道的农场主。谷物将从德意志东部和波罗的海地区进口，而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在市镇中，资金和劳动力流入了那些越来越专门化且成功的行业。哈勒姆成为亚麻细布生产中心，代尔夫特成为陶器中心。
• 闻夕felicity

  2022-09-22
  16世纪，精英们正式禁止乡民参与此类消遣娱乐，包括收藏奇石和古物。这类乐趣需要有精神财富，而不是物质财富。这种乐趣不能像其他商品一样简单地被购得。这些乐趣大多数属于沉思冥想的、精神上的和审美层面的，比如欣赏大自然或绘画作品里的高山风光和园林景致。社交活动可能涉及大量的饮酒，但即便是此类活动，也被视为一种脱离物质世界的超然行为。这种乐趣不同于我们现代人对物质满足和生产性闲暇的忙碌追求，而更接近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学派把闲暇视为沉思活动的理想，这种闲暇专属于那些不用劳作的精英阶层。这种关乎学问、沉思性的消费文化继续奠定着明末和清代的社会基调。商业贸易推动了商品的流通，创造出了新的消费者阶层，但是它还没有创造出相应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扬州盐商身上相互冲突的身份认同和灵魂追求非常发人深省。的确，一些盐商是暴发户，无视自己庞大的财富资源可能会产生的作用。但是还有很多盐商在模仿士大夫精英及其有教养的生活理念，他们去学习弹奏古琴，请学者指正自己的诗歌和书法作品，让自己的孩子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希望后代将来可以进入精英阶层。正如我们所见，15世纪晚期，一个像王镇这样的商人会通过收藏受过教育的精英的画作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到了18世纪，经商的洪氏家族会招待一些著名的学者、天文学家、诗人和书法家。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自己成了诗人，并利用自己的财富建立起了一套孤本、珍本收藏体系，他们主持着一个文学沙龙；他们还慷慨地资助一些历史学家和诗人渡过疾病和经济难关。文化，而非物质财富，是进入精英阶层的门票。对许多商人家族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策略，通常不出两三代，他们的子孙就会成为有功名者或官员。所有这些并不是说中国是静滞或封闭的。正如我们所见，日本漆器、欧洲玻璃和西方的宠物鼠都进入了这个帝国。但是，如果明朝也能拥有像东印度公司这样的西洋公司，那么外国商品的贸易量将是多么巨大！欧洲商品一直处于明清文化的...
• 闻夕felicity

  2022-09-22
  耶稣会传教士曾德昭认为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而且他们建立起来的“交通系统”令人不由得“啧啧称赞”。这个“交通系统”不仅沟通了各省，也渗透到各个城市内部：“因为几乎在商店里有的一切东西，都在大街上有零售。”16世纪，这个商业网络发展迅猛，而且正如这一图景反映的那样，生产者日益与更加遥远地区的消费者联系起来。农民和工匠因此能实现专门化生产，能通过在市场卖出商品、购买越来越多的食物和衣服来维系生活。例如，在中国北方的山东省，由于种植棉花有利可图，许多农民不再种植粮食作物。逐渐地，物物交换得到了商品买卖活动的补充。与别处相比，消费的萌芽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成长得更茁壮。这个地区是中国的商业中心，而且这里有大概3000万农民，他们生产并出售棉布，以交换稻米、原材料和家庭用品。虽然比起北意大利、荷兰或者英国，晚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为落后，但是商业城镇的数量整体上有所增加，而且到了1700年，在江南等最发达的地区，差不多17%的人口可能居住在城镇里。不幸的是，我们缺乏详细的财产清册，因此不能像描绘早期现代欧洲一样，为晚明中国的物质世界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图像；我们不可能逐条列记餐具、家具和其他财物。我们更加依赖由社会观察人士——比如地方邸报的执笔者、小说家，以及谈论喜好和家庭管理的作家——留下的记录。不可避免的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已经过他们的价值观念的过滤，而他们通常非常怀念一个理想化、更加淳朴的过去，并怀着优越感看待下层阶级的新追求。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他们让我们至少能够重新建构出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物质环境的主要特征。例如，回忆录作者朱国桢简短地描述了1600年左右江南地区的一个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一家之主将棉花纺织成布，然后在市场上以布换银子，然后用银子给家人买米。“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关于在社会场合花费多少、给孩子买什么东西，以及他们的衣服和生活方式...
• 闻夕felicity

  2022-09-22
  这是一个农业化的区域，但是它并没有与世界隔绝，也没有封闭进一个静滞的、围绕着农耕的自给自足状态。这些小镇、乡村与市场捆绑在一起，为出口贸易而纺纱织布。它们放贷，借款。显然，这里的女性渴求新奇事物，比如在1736年入狱一天的不幸的磨坊主女仆——因为她被人发现在市集上购买丝带。这些社区的特别之处不在于缺乏欲望，而在于社会和制度对欲望和消费的抑制。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消费想要繁荣发展是十分困难的。
• 闻夕felicity

  2022-09-22
  1708年，在德意志黑森林地区，埃布豪森的教区牧师针对“穿着过分讲究的女性”发表了一番训诫，并且让教会法庭对其中一名女性处以11个金币的罚款，因为她戴了一条与她的身份不相符的太大的领巾。这笔罚金相当于一名普通女仆一个月的工资。5年后，在附近的小镇维德伯格，在一年的时间里，十分之一的当地居民因违反服饰禁令而被处以罚款。平均罚款额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星期的工资。几乎所有受罚的人都是女性。公开的羞辱很普遍，还可能会使她们与家庭长期不和，甚至遭到彻底放逐。在像符腾堡这样的地区，禁奢法律影响巨大，因为它是一个更广泛的由行会和教会主导社会控制机制的一部分，这种控制机制同时控制着工作和消费，从而让女性保持从属地位和劳动力廉价。单身的年轻女性和寡妇，都被禁止通过纺织衣物或者在市场上出卖其他产品来独立维持生计。相反，她们必须住在雇主家里，充当仆人，拿着人为压低的固定工资。师傅也确保了其学徒会留在原处，他们的行会不必面临竞争；这些行会除了排斥女性，也排斥移民和犹太人。这是一种双重压榨。丈夫们牢牢控制着一端，限制其妻子可以挣得的收入，又控制着另一端，约束着她们能够消费的额度。地方法院赋予了丈夫拿走妻子收入的权力，而且如果他有意，他可以完全禁止妻子买东西。由此，丈夫同时垄断了生产和消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些城镇，丈夫的衣柜反而比妻子的衣柜更加充实。
• 闻夕felicity

  2022-09-22
  重要的是要记住，不仅有许多佛罗伦萨人拥有绘画、鲁特琴和室内陈设，也有许多人愉快地将这些物品码放到20米高，然后将其付之一炬，绕着火堆手舞足蹈。富裕和无节制不单单烦扰着萨伏那洛拉这样的狂热人士。15、16世纪，威尼斯元老院通过了十几项法规来反对这样一种“奢侈挥霍的”生活方式。铺张的婚礼和昂贵的毛皮大衣彰显出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威胁着共和国关于平等和节制的理想。它们还导致了一场消费攀比，令一些公民陷入重重债务之中。对一个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共和国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花在貂皮和镀金家具上面的钱不可能通过特殊的战争税来征收。1299年，由当时的大议事会批准的第一条法规，试图控制婚礼开支，这一法规适用于除总督及其家人的所有人。1334年的另一条法律控诉“男人和女人毫无节制的过度开支现象”，阐释了节制的合理性，因为贪婪这个“一切罪恶的根源”，太容易降临到公民身上了。15世纪，元老院关注的重点转向了穿着方面。1400年，斗篷的宽袖子（socha）遭到禁止。由于这一特征遭到剥夺，富有的威尼斯人开始用珍贵的皮草来装饰斗篷。于是，元老院在1403年颁布了一条新法规，将使用貂皮视为非法。一系列限令陆续出台，内容从准许的妆奁规格一直到长袍和外套上装饰用的金银。1512年，元老院规定，婚礼礼物不准超过6把餐叉和6只汤匙，禁止使用各种各样的豪华室内陈设，包括镀金箱子和镜子以及装饰精美的床上用品。两年后，一个专门的地方行政官职设立了起来，3名贵族有权检查、管理和惩罚奢侈挥霍行为。这几位贵族说，一些违禁者会向他们扔面包和橘子。由此，元老院总结：“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变化不定且不受控制的欲望愈演愈烈，结果很少有人关心开支。”如果没有一场战斗，这一现象不会消失。1562年，元老院出台了它最为全面的进攻，将1.5米高的挂毯视为非法，禁止使用镀金的壁炉装饰，并且详细规定了宴会中允许出...
• 闻夕felicity

  2022-09-22
  礼物、典押品、个人贷款和有价证券将地位高低不等的人联系在一个相互依附的圈子里。卡斯泰拉尼家族是佛罗伦萨的一个上层家族，他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460年，弗朗切斯科·迪马泰奥·卡斯泰拉尼把妻子莉娜的刺绣裙装抵押给一个放债者，以筹集资金偿还贷款。然而，妻子莉娜需要去参加一个贵族婚礼，为此，他同时借来了一颗镶嵌在金托上的大珍珠、一颗“以巴黎风格镶嵌，配有红白花朵和绿叶的”钻石，以及一颗镶嵌在金托上的红宝石。他又把一件传家宝和带有他的纹章的布帷借给了一个曾经帮他妹妹介绍婚事的贵族朋友。此外，他还把自己新买的苏埃托尼乌斯和查士丁尼手稿送给一位当地的教师；在宗教节日期间，他把自己的一些衣物和剑借给了当地的铁匠。物品总是在流动。这样，物品就在一个互惠和互信的社会机制中循环使用，而不是用来表现个人选择。然而，物品的自由流通遇到了道德边界的限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认为，如果一个公民想要成为高尚且独立的人，就必须自给自足。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和其他作家理想化了这种公民：他们使用自己庄园的产出，而不用依靠商店和陌生人。古代人的教训是，罗马在最简朴的时候是最强盛的。过多的私人物品造就了过分敏感的懦弱者，他们无法保卫罗马共和国。事实上，贵族男性确实在市场上买过东西，但是这些少数情况与其说是为了购物休闲，还不如说是出于公民团结的目的，正如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消费现象的历史学家伊芙林·韦尔奇表明的那样。按照西塞罗的理念，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规范以一种双重标准来对待贸易，这一标准认为贵族商人处于顶端、普通店主处于底层的社会秩序是正当的。从大规模来说，贸易是高尚的，它增加了社区的荣耀。商人将自己的财富转移到了地产上去。与之相比，就一家商店这种小规模来说，贸易是“下流的”，威尼斯作家托马索·加尔佐尼在16世纪晚期这么强调。贵族商人或许在贸易中赚取了财富，但是他们仍把给他们和社区提供食物的乡村、他们的田产作为...
• 闻夕felicity

  2022-09-22
  在1633年的威尼斯，一个船桨制造者给他的寡妻遗留下了43件衬衫、25套床单、63块桌布和餐巾以及105件白镴器物。像这样的财产清册中的大多数纺织品和银汤匙，很可能从未或很少使用过，而是被收藏起来作为物质生活的保障。当然，由于经常使用，日用织品会用坏，必须更换，但是丝绸和其他高质量的物品都得到了悉心保养，并且被尽可能长久地重复使用。
• 闻夕felicity

  2022-09-22
  总的来说，物质文化是具有显著连贯性的。各种商品不断生产，而且新的商品在不断出现，比如带软垫的椅子，但是在1600年，一个家庭拥有的物品仍然与200年前的基本一样。它是一种完善改进的文化，而非全然创新的文化。高脚杯的设计变得更加精致，家具上的木雕愈益华美，壁挂装饰更加灿烂夺目，但是商品的材料和类别几乎没有改变。商品是有用处的，有时还有装饰意义，此外，它们还充当着资产。在资金短缺的经济体中，尤其是在通货膨胀时期，衣服、家庭日用织品和银器都是重要的保值方式。对于富人和穷人来说，当铺都发挥着地方银行的作用。如果某人需要一些现金，他们可以典押自己的衣服或家用物品，在几个月后再将其赎回。因为商品是财富的仓库，它们得是经久耐用的。如果一件斗篷、一枚戒指或一只可拆卸的天鹅绒袖子只是一时流行，不到一年就不再能用作抵押品，那么它们就没有多大用处。绝大多数人的穿衣打扮都同他们的祖辈一样。如果我们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在积聚物品，这并非由于他们发现了时尚，越来越快地更新物品，而是因为他们在积累自己的资产。
• 闻夕felicity

  2022-09-22
  人们很容易把前现代社会想成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中，为数不多的富裕贵族举行宴会，将很多衣衫褴褛的穷人排除在外；对于当时基本属乡村风格的欧洲的许多地方来说，确实如此。城市化的北意大利是不同的。1500年的佛罗伦萨并没有比2000年的美国更不平等。这座城市并非由两种文化构成，在精英阶层和同质化的平民阶层之间并没有鲜明的分界线。相反，大多数佛罗伦萨人都处于同一个圈层中，这个圈层从处于社会边缘的穷人延伸到生活较舒适的手艺人和店主。不仅是贵族精英，面包工人、木匠和金属匠人也购买书籍。少数手艺人甚至也喜欢上一些异域商品，比如东方的地毯。进口的西班牙—摩尔式陶瓷在鞋匠、铁匠和织布工人中很容易找到主顾；一个羊毛织工拥有成套的7只罐子、13个碗和34个盘子。相似的情形在欧洲北部繁忙的商业中心也可以看到，比如在安特卫普，画作和锡釉陶瓷于17世纪在这座城市迅速流行起来。尽管如此，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是“我们自己的……壮观的消费主义的种子”，就未免有些夸张了。虽然私人物品和生活舒适的理念已经开始进入家庭，但它们仍然是一种继续围绕着公开展示和后世子孙的市民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围绕着个人享乐和新奇事物诱惑力的市民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市民文化有活力的精神是奢侈豪华，目标是恒久流传。在个人物品上的花费与在壮观的城市建筑和公众宴会上的开支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这些是文艺复兴时期消费的主要驱动力。
• bookbug

  2022-12-01
  家居改进就是自我提升。很少有人能比乔治·格罗史密斯和威登·格罗史密斯在《小人物日记》（The Diary of a Nobody）中更好地描绘了这一信条。《小人物日记》是英语世界中关于郊区住宅最伟大的讽刺作品，它最早于1888年在《笨拙》（Punch）杂志上发表。普特尔先生发现家居改进的缺陷时，他和妻子凯莉刚刚搬进位于伦敦北部新郊区（就在今天阿森纳足球场的拐角处）一栋有6个房间的半独立式“别墅”。事情并没有像普特尔先生希望的那样好一这所房子虽然位于一个体面的街区，但是后花园延伸到火车轨道，这节省了他2英镑租金。普特尔先生打算做出改进。他的座右铭是“甜蜜之家”，正是在家的四面墙内，他找到了自己的骄傲。地毯必须钉上，窗帘必须挂上。普特尔先生的架势很足。把花园里的一些花盆刷成红色后，他又上楼去给仆人的脸盆架、毛巾架和五斗橱上漆。普特尔先生说：“在我看来，这是一次非凡的改进。”而仆人持不同看法，这正是“下层阶级无知的一个例子”。驱使普特尔先生前进的不是别人的意见，而是成就感。一项改造接着另一项。普特尔先生弄到了更多的红色珐琅漆——“在我看来，红色是最好的颜色”——他把煤斗和莎士比亚戏剧集的书脊也刷成了红色。他甚至把浴缸也漆成了红色——“我对成果感到很满意。很遗憾，凯莉并不满意，事实上我们就此也吵过几句。”最终，普特尔因他的愚蠢受到了惩罚：两天后，他惊恐地从浴缸里站了起来，手上似乎淌着血。
• #暗蓝#

  2022-10-09
  2004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内需是中国发展的基础。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且在工资、公共卫生和教育得到重大提升之前，很难看到它将如何实现。到目前为止，医疗保险（自2007年以来）还处于初级阶段。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看到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的个人丰裕得益于“公共消费”，即国家增加了在住房、福利和休闲方面的支出。没有后者作为前提，中国将如何实现前者，我们对此尚不清楚。今天，“中央王国”仍然远离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社会，就像远离欧洲和日本一样。在过去10年里，消费（即家庭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对GDP的贡献从42%降至35%以下，尽管官方统计数据淡化了住房方面的额外支出。“在美国，这一贡献值是中国的两倍。亚洲其他地区的这一比例约为50%，以其他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这相当正常。如果消费主义被定义为一种即时满足的文化，即个人消费驱动经济并主导日常生活，那么中国人根本就不是消费主义者。
• bookbug

  2022-11-30
  “生活水平“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很好地表明了与消费力增长相伴的希塑和焦虑。对家庭预算的研究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法国和英国。从19世纪中叶起，它们发展成为越来越全球化的社会调查事业的核心工具。到1930年，从波士顿到孟买，从上海到罗马和圣彼得堡，在各地进行了几千次调查，以英镑和便士为单位精确显示了收入不同的家庭在食品、居住、衣服和“杂项”（或各种小物品）上花了多少钱。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改革家都有一份自己的预算研究。一个驱动力是恩斯特·恩格尔，他曾是萨克森统计局局长，1860年后是普鲁士统计局局长。接下来的两代社会政策专家都经历过他的科研研讨会——世界首创。恩格尔为政府和学术界注入了一种令人振奋的统计精度。他的目标是把统计变成一门拥有社会使命的独立科学。恩格尔曾于19世纪40年代在巴黎高等矿业学院师从弗雷德里克·勒普莱。对于编制了36卷欧洲工人预算的勒普菜来说，物质改善危害了父权制和宗教。与之相比，恩格尔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俾斯麦的眼中钉、肉中刺。20年来，这位铁血宰相一直试图解雇他，因为他的简报揭示出，官方政策往往是基于幻想和推断而不是确凿的事实，最后在1882年，他终于让恩格尔下台。对于像恩格尔这样的人来说，统计数据不仅阐明了“社会问题”，还包含了部分答案。预算研究可以通过证明人们是如何逐渐富裕的来化解社会冲突。随着家庭收入提高，花费在食物上的比例下降了。这后来较称为“恩格尔定律”，也是第一个由归纳分析得出的经济定律。余下的钱被用于更好的教育、保健和娱乐。恩格尔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工人阶级会摆脱罪恶、苦难和革命的诱惑，走向拥有舒适条件、秩序和自我完善的中产阶级层面。恩格尔并非天真的乌托邦主义者。在晚年（1896年），他将自已的研究与来自美国和比利时的数据进行了比较。他指出，与收入本身的增长一样重要的是，收入的增长是平稳和渐进的。如果增长太突然，...
• 王紫

  2023-05-07
  在战后的“奇迹”中，西欧人花了10到15年的时间，一半家庭才有了电视，20到25年后冰箱才进入他们的家门。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仅用了10年时间就做到了这一点，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所用的时间甚至更短。洗衣机、音响和录像机——几十年来，这些商品在西方陆续进入家庭——几乎同时进入了中国家庭，无论家庭贫富，都是如此。
• 王紫

  2023-05-07
  批评广播的声音主要来自大西洋彼岸，代表人物是流亡的犹太知识分子和音乐理论家西奥多·阿多诺。……。阿多诺明显对农夫的妻子一边洗碗一边听贝多芬这种想法感到厌恶。收音机破坏了交响乐作为一种集体体验的存在。它将倾听私有化，把音乐变成了不过是另一件“家具”。
• 王紫

  2023-05-07
  收音机增强了邻里关系。有时，这指的是集体收听。收音机听众被鼓励着把他们的收音机带给邻居听，带到办公室：“有收音机的地方就没有孤独。”海因里希·韦伯自豪地回忆，20世纪30年代初，当他还是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市的一个小男孩时，父亲鼓励他把自己的收音机放在窗台上，好让周围的邻居都能听到。在南卡罗来纳州，早期的收音机拥有者会让整个城镇的人都听到无线电节目。
• bookbug

  2022-12-07
  如今的女性可能想知道，她们被承诺的闲暇时光都到哪里去了。20世纪20年代，家庭经济学家已经在问同样的问题。1929年，家庭经济学家艾米·休斯通过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女学生做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要求她们统计自己家里购买的电器。1919年，大多数家庭要么没有电器，要么只拥有一两件，一般是电熨斗。10年后，大多数家庭拥有5件或者更多的电器，最常见的是冰箱、洗衣机、华夫饼干机、烤面包机和电咖啡滤壶。然后要求记录她们的家庭日常惯例方面的变化。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洗衣服和熨烫衣服的次数增加了。缝纫和烘焙也有所增加。只有20%的人说，她们省出了时间来参与户外活动。实际节省出来的时间“与电器销售人员承诺的时间相比，显然是令人失望的”。与此同时，休斯写道：“任何外界活动都有可能大大拓宽女性的视野，这是常有的事。”通过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即使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电器也会给家庭主妇和家庭同时带来好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消费这架自动扶梯在发挥作用。更多的财物和家用技术引发了新的活动，提高了标准和期望，这为更多的技术打开了大门。正如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认识到的那样，就像攀登一架没有尽头的梯子，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消费不会带来更加高尚的活动，而是会增加一些新的物品。家的干净和自豪感不是一成不变的状态，而是可无限扩展的。各个公司明白这一点。用宝莹的口号来说，总有“比白色更白的”。作为消费主义的引擎，“内置报废”已经得到了充分利用。而新的耐用品引入的规范和实际操作等内在强化同样重要。当时的研究发现，真空吸尘器和洗衣机确实每周能节省2到9个小时，但是节省出来的时间实际上被更加频繁的打扫和洗衣，以及更高的清洁标准抵消了。床单和衣服更换、清洗得更加频繁。在使用洗衣机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它就改变了人们对干净或肮脏的感觉。1966年，只有5%的德国男性每天换内衣：到1986年，这一...
• bookbug

  2022-12-04
  住房自有的历史本质上是一个关于“行为改变”的长期试验。对拥有自己的房子，人们没有天生的渴望。就像19世纪几乎所有其他人一样，普特尔先生也满足于租房。在20世纪，住房自有成了常态，没有房子成了一种耻辱，这种趋势首先出现在美国和英国，然后更广泛地出现在其他地方。住房自有也把房子变成了一种储备金。这要求人们养成谨慎理财和长期投入的新习惯。而且，拥有住房产权鼓励人们与住房和其中的财物抱有更强烈、更亲密的感情，让住房更像是“我们的”。这种理念萌发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段。第一个让住房自有变成政治任务的人，是赫伯特·胡佛。建造更多的住房、提高房屋舒适标准以及标准化的建筑和固定设施等，都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商务部部长期间推动美国现代化计划的核心内容。胡佛的声誉因1929一1932年的大萧条而受损，但在他那注定失败的总统任期（1929一1933年）之前，他是一股非常受人尊敬的新势力——进步商人——的代表。胡佛对黄金有敏锐的嗅觉——1897年，他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这开启了他作为一名矿业工程师的国际职业生涯。从性格上说，胡佛完全不像被凡勃伦嘲笑的“炫耀性消费者”。他衣着朴素，为人矜持，是个注重行动而非外表的人。胡佛于1874年出生于艾奥瓦州的一个贵格会教徒家庭，9岁时成为孤儿，他对生活有着严肃的态度。他认为生命在于服务：为自己，为他人，为上帝。虽然在他之前的许多贵格会教徒（和其他人）都持有这些价值观念，但是胡佛的非凡之处在于，他把这些观念导向了一个人人都能享受物质上的舒适和少许奢侈品的设想—美国梦。胡佛在《美国个人主义》（American Individualism）这本书中阐述了他的世界观，这本小书出版于1923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写成的。这场战争给了胡佛一个施展其社会责任感的巨大空间，首先是组织支援比利时的行动，然后是在凡尔赛宫为威尔逊总统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