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故事

• 爱社科

  2023-03-17
  19世纪末，英国在面对多重挑战时的常规做法是采用选择性的“缓靖”政策——这一外交术语在当时还是非常积极正面的。用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话说，这意味着“通过合理的谈判和妥协来解决他国的不满，从而避免诉诸一场昂贵、血腥甚至非常危险的武装冲突”。“但其他国家大概不像英国这样认为绥靖合理，能接受。丘吉尔在1914年私下承认：“我们并不是一个身家清白、没什么遗产的年轻民族。我们在领土方面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切，我们希望能不受打搅地享有庞大优质领地的要求也都得到了满足，这些领地主要是通过暴力获得的，大多时候通过武力维持，这种局面往往对我们比对其他国家更为合理。”他在战争回忆录中引用这段备忘录时选择略去了那些黑体字——这或许表明他意识到这些语句与英国人喜欢表现出的原则性的对和平的热爱不符。
• 爱社科

  2023-03-16
  如果你十分笃定英国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那么这本书可能不适合你。但如果你能面对生活在“将来时”的挑战，而不是沉湎于“过去完成时，那么就请继续往下读。在下文中，笔者试图将英国及其历史当作正在进行的工程来加以考察。
• 爱社科

  2023-03-16
  虽然日本的狂潮最终被逆转——主要是靠美国海军，而英国也拿回了在亚洲的殖民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但1942年造成的损害影响深远。身穿宽短裤的英国军官在新加坡签署投降书，然后进入日本的战俘营，这些影像通过新闻影片和报纸照片传遍了全世界，撼动了种族优越论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而正如卢格德正确指出的，这种地位对英国的实力至关重要。假装殖民地人民继续忠于英国是不可能的了。而英国在1942年的危急关头曾仓皇地提议让印度独立，虽然当时没有付诸实施，但在战争结束后还是不得不兑现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去殖民化进程由此展开。
• 爱社科

  2023-03-16
  支撑武力优势的是种族威望的魔力——殖民地官员弗雷德里克·卢格德(Frederick Lugard)强调了这一点。他在1890年说道，在非洲和印度，“当地人认为触摸一个白人老爷是亵渎神明的行为，而如果他与白人老爷对着干，那么估计就离死不远了。白人的优势地位全赖这种威望，而这种威望必须不计代价加以维持，就像人面对一头猛兽时一样”。3英国人敏锐地意识到了声望与威信是一种“无形资产”，这一点外交部的贾德干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在1938年9月与德国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表达了这一点。他写道：“我知道我们没有打仗的能力，但我宁愿被打败也不想被羞辱。今后我们要怎么正视一个外国人呢？我们怎么能保住埃及、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呢？”
• 爱社科

  2023-03-16
  更准确地说，是印度政府用自己的税收支付了印度的平时军队以及在海外服役部队的基本开支。“一战”期间，130万英印军队被派往从法国到加利波利再到东非的海外，在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让英国控制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现在看来，大英帝国似乎有点像一场骗局。如此多的殖民地人口怎么会被如此少的英国人统治如此长的时间？必须承认的是，曾经有一些积极的力量在推动人们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例如白人殖民地的“英国属性”以及印度等地的庇护关系网络。但帝国的统治归根到底还是依靠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这一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时候可以通过英国军事技术的优势来实现。皇家海军或许受到其他欧洲国家越来越强大的挑战，但它在19世纪中叶只需要几艘蒸汽动力的炮舰就能击溃中国的仙板，并让中国向欧洲贸易打开大门。英国陆军或许在俾斯麦的欧洲看来只是个笑话，但它足以应对帝国边缘地带的大多数威胁。在1898年的恩图曼战役中，霍拉肖·基奇纳将军(General Horatio Kitchener)的军队——青年温斯顿·丘吉尔也在其中——以损失区区368人的代价征服了苏丹。他的对手苏丹哈里发则损失了1.1万人：被3500枚炮弹和50万发子弹所屠戮。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用简练的对句写道：不论发生什么，我们有马克沁机枪，他们没有。
• 张清蕴

  2022-04-14
  1850年，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英国某种形式的统治之下，时任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可以有理有据地夸耀，“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已经接替了“罗马治下的和平”。“就像过去的罗马人只要说‘我是罗马公民’就可以免遭侮辱；同样，英国臣民不管身在何处，都可以相信英格兰警惕的目光和坚实的臂膀能保护他免遭不公和不义。”
• 张清蕴

  2022-04-14
  1940年英国拒绝投降无疑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事件。要不然美国可能会退回到西半球的孤立主义中。但在身份政治和国家遗产中高举“我们最辉煌的时刻”已经让我们忽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阶段。如果让某些脱欧派人士来说，英国全球地位的转折点不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而是1942年2月在新加坡可耻的投降，后者在全世界面前让英国国王兼印度皇帝颜面扫地。虽然英国在1945年收复了大多数在亚洲的领地，但它作为全球统治者的威信已经受到了致命打击。那些向往失去的“伟大地位”的人也无法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来改变实力的现实情况。但财富和实力不断变化的相对地位既揭示了改变，也揭示了连贯性。英国和法国仍旧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而它们也是西方盟国中仅有的两个有能力在北约之外进行力量投射的欧洲国家。英国仍然是一个贸易大国。按照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它是第五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在第二十位上下。尽管有脱欧的不确定性和企业撤离造成的损失，伦敦依然是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金融中心。这样的指标还有很多。但在2016年的公投辩论中要紧的是另外两个有关经济和身份认同的问题。其一是英国国内财富分配不均——主要是因为伦敦自古以来主宰着整个国家——导致了对首都精英的仇视。另一个是有些英国人似乎对已经失去的“伟大地位”耿耿于怀，却没有充分认识这个国家当初成为全球帝国的途径和原因。
• 张清蕴

  2022-04-14
  英国现在正处于这种痛苦的转型过程中，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是独一无二的。公投将整个国家一分为二，而脱欧之争的流毒已经影响到了公共生活。我们需要的不是就“岛国故事”慷慨陈词，而是在脱欧派和留欧派之间进行对话与倾听，试图理解有关“英国”与“欧洲”关系相互矛盾的认识，我们也需要就英国的国家（而且常常还是民族主义的）历史展开对话。这或许对所有想要理解联合王国来龙去脉的人有帮助——通过对1707年和1801年进行更加全面的思考。要认识到联合的形式反映了英格兰在对法战争时期的安全恐慌，还要认识到一个影响深远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互惠互利的巨大共同市场。对于英格兰人尤其重要的是，要更加充分地理解爱尔兰的历史、英格兰在它心目中的形象以及它盘根错节的教派矛盾，特别是在当前这个时期——1922年的南北分治因为《耶稣受难节协议》和脱欧的边境保障方案而变得不稳定了。我们不应该对全球大国地位的光辉遗产大吹大擂，而是要试图理解今天英国越来越多元的公民是如何认识帝国遗产的。不要为“议会之母”沾沾自喜，英国脱欧的混乱表明“威斯敏斯特模式”需要更加彻底的改革，而不是仅仅对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维多利亚时期组织做一些小修小补。
• 张清蕴

  2022-04-13
  但卡梅伦的许多失误也反映了他的历届前任在和“欧洲”打交道时所犯的错误。他们倾向于针对英国民众夸夸其谈，而不是想在布鲁塞尔的走廊里搞好关系。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英国可以光凭丘吉尔过去的丰功伟绩，而不是现在他们提出的好建议，就拥有发言权。不管怎样，没有哪个首相可以真正地救赎英国的原罪——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时没有参与欧洲计划的讨论，也没有将其雏形塑造得更加符合英国的利益，就像法国成功实现的一样。英国姗姗来迟地跳上了欧洲这趟火车，发现它正开往自己所不愿去的方向，却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欧共体和欧盟也犯了各式各样的错误。最初的六国和英国加入后的九国基本都是发达的西欧经济体，比较整齐划一。但它主要出于政治原因进行了一系列扩张，接纳了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同的国家。然而，它并没有预见到未来的欧洲会有多种发展速度——一体化的程度参差不齐，依旧固守最初的愿景。这种一边致力于加强一体化、一边接纳新成员的做法导致了更为严重的混乱。冷战结束后的兴奋劲尤其令人陶醉，催生了宏大却杂乱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从根子上讲，欧盟从来没有真正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不够民主”，这助长了英国脱欧背后的愤怒情绪；第二，领导层空缺，权力被分散在各国政府首脑、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手中。即便是“充满激情”的亲欧人士尼克·克莱格也认为，“如果我们要留在其中的话，欧盟必须有不一样的形态和思维”——它必须“改组以适应21世纪”。[插图]
• 张清蕴

  2022-04-13
  戈登·布朗对“英国性”这种相当别扭的解释背后有很多目的。其一是提出一种复兴叙事来抗衡衰落叙事。他说他口中的国家在1945年后“面临经济上的相对衰退以及帝国的瓦解”，“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以及在世界上的角色，不知道后帝国时代一个自信的英国会是什么样”。此外，更重要的是，布朗这个对伦敦当权派心怀不满的苏格兰人，渴望管理一个基本上由英格兰人组成的联合王国，所以不得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真正能代表整个国家的形象。而且他这么做的时候，苏格兰和威尔士恢复自己的议会已有10年，而《耶稣受难节协议》为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的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联合王国看上去比过去一个世纪更加不稳固。布朗试图提炼出一套国家价值，这表明英国的身份认同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和历史问题了。
• 张清蕴

  2022-04-13
  他对费边社说：“从英国历史漫长的潮起潮落——2 000年来历次的入侵、迁徙、同化和贸易浪潮中，从丰富、开放且外向的独特文化中，产生了一系列特别的价值，它们影响了英国的制度。”布朗认为，这些价值可以被总结为“人人有自由、人人尽责任和人人要公平”。在第一个主题“人人有自由”上，布朗指出了他所谓“一根穿过英国历史的金线——从很久以前1215年的兰尼米德（Runnymede）开始，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让英国成为第一个成功将议会的权力置于国王之上的国家；再到不到100年里通过不是一部，而是4部《改革法》，让个人坚定地反抗暴政；随后，出现了一种更为大方广博的自由观——从政府要对人民负责的观念演变成为让公民主宰自己的人生。就像19世纪英国以自由的名义领导世界废除了奴隶贸易一样……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以自由的名义坚定地反抗法西斯”。关于第二个主题“人人尽责任”，根据这位苏格兰老社会主义者的说法，“我们乡村、城镇和城市千丝万缕普通而持续的努力也被编织到自由这根金线中——普罗大众的工作和成就，人们怀着同一种情感——强烈的责任感”。他强调，这也是“我们所仰慕的英国”，由自愿结社、互助社团、教会和宗教团体以及公共部门和民间团体之间的合作所构成。“英国之道”向来超越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因为在“英国历史的核心”能找到“积极公民”“好邻居”“城市荣誉感”和“公共领域”等观念。谈到第三点“人人要公平”，布朗指出“20世纪将特殊地位”也赋予了这样一种观念：“只有当英国不仅人人有自由、人人尽责任，而且还是人人有公平的时候，自由与责任才能充分实现”。当然，他宣称“对公平的追求贯穿英国历史”，从早先1381年反对人头税和内战平等派人士托马斯·雷恩斯伯勒（Thomas Rainsborough）强调“英格兰最穷的人可以和最伟大的人过上一样的人生”，到20世纪有关...
• 张清蕴

  2022-04-11
  这种认为英格兰人是“神的选民”（就像过去的以色列人）的神意观被铭刻到了国家的日历上。对英格兰国族记忆尤为重要的是1621年牧师塞缪尔·沃德（Samuel Ward）所说的，这个国家被从“无敌舰队”和“不可匹敌的火药阴谋”下“两度拯救出来”——这里说的是1588年的“无敌舰队”之役以及1605年天主教徒阴谋炸死国王、炸掉议会的事件。这两次都被描绘成神伸手干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