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 野風

  2023-09-09
  科举考试被设计为考量年轻人的德行，但实际上大多数考生都来自具有文士或商人背景的家庭。
• 野風

  2023-09-09
  即便一个宗族中的某些家庭在几代人中都没能出现取得功名的人物、无法维持其举业成就，他们依然能够通过其他男系亲族或姻亲的科举成功来弥补自身的失利。当我们将宗族视作一个协作共生的法团整体时，其社会流动性便与个别家庭的盛衰有着显著差别。
• 野風

  2023-09-09
  在士绅社会中，像地方宗族那样组织良好的亲缘群体得以将其社会和经济实力转化为科举上的成功，这与他们在地方文化和教育资源上的主导权紧密相关。
• 野風

  2023-09-09
  讽刺的是，地方精英的子孙走进科场，互相之间展开竞争，而农民和匠人的孩子却只能梦想着能像那些考生一样进入考场号舍，不过他们有时却能以守卫的身份进入科场，监督考生是否作弊。
• 野風

  2023-09-09
  1585年之后的明代，就同时产生了三种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相关联的组织过程：（1）进士取代了举人，成为乡试中的主考官和同考官；（2）外省府县的官员取代了外省官学的教授，成为乡试考官中的主力军；（3）举人层面的考试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只有2%—3%的生员（参见表3.3—表3.6）可以乡试中榜。而随着进士人数的增加，他们也占据了大部分府县中更高级别的职位，这也唤起了举人和地方教育官员的政治觉醒。
• 野風

  2023-09-09
  在省级学政之下，明代共有三类地方教育官员（学官，或曰教官）被指派负责地方官学。在府一级官学中，负责监督学生学业的是低级别或是无品级的教员（教授），并配有4名“训导”。在县一级官学中，教育官员被称为教谕，辅以2名助手。而在州一级官学中，教育官员则被称作学正（与清代的“学政”不同），在其之下配有3名训导。如果我们以明末的行政区域数量（140府、193州、1138县）来估算的话，那么整个帝国的地方上就有1471名教授，3415名训导（未将明代卫学的教育官员纳入统计），这些教育官员受十三省和南北直隶的学政所统辖。
• 野風

  2023-09-09
  政府最低的要求就是，帝国的教育体系可以坚定地拥护维系王朝的儒家道学意识形态所主张的政治、社会、道德价值，并将之不断巩固强化。这与文士们的诉求不谋而合，后者不断用各种修辞来提升程朱理学的神圣性，并指认了程朱理学作为社会价值、道德价值评价标尺在民间价值观体系中的优先地位。
• 野風

  2023-09-09
  虽然文士异议者所表达的异见有时相当刺耳，但他们很少会质疑由文官体系制定的社会选拔过程，也不会质疑朝廷通过教育政策来决定社会等级制度这种做法的正当性。王朝的教育政策本身，就是以男女以及士农工商由高到低的等级序列这样的社会身份为前提的。
• 野風

  2023-09-09
  力量雄厚的士绅宗族势力和新兴暴发的商人家庭，通过为家族中有读书天分的男孩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保证了自己在地方上的优越地位。南方的宗族学堂被看作南方精英社会（尤其在江南地区）令他人艳羡的、需要保卫的私有财产，宗族之间通过对外输送人才，在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的上升通路中彼此竞争。自宋代始，南方士绅和商人家族都通过宗族财产来保证后代在教育上的优势地位，所以家族财产在延续宗族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方面都至关重要。到了明末，为商人子弟创设的学堂也在江浙地区不断涌现。
• 野風

  2023-09-09
  朱元璋对明初科举中政治图景改造的目的之一，就是避免南方人垄断明廷的官僚队伍。但除了檀上宽所提出的观点外，我们还需注意朱元璋对于江南士人精英毫不掩饰的敌意，后者曾经支持过朱元璋的死敌、吴王张士诚（卒于1367年）。1365—1367年间张士诚的武装力量曾与朱元璋的部队全面开战，所以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明初科举考试被喊停和明廷经济政策之间一直都有着某种政治联系。朱元璋为避免江南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太过集中（同时也是为了报复），下令将很多地主的土地没收为国有财产，并由政府指定的佃户耕种。同时，他故意对江南地区课以惩罚性的重税，直到1380年才稍微减轻了一点，然后到1393年又再次加重。仅苏州地区的赋税就占了全国财政土地税收收入的10%，松江地区则超过了4%。[73]朱元璋还避免任命苏州和松江人士就任户部职位，以防止这些来自富庶地区的官员控制财权，并想方设法以国家财政收入为代价来减免地方赋税。朱元璋在试图控制江南地区经济资源的同时，也想方设法不让江南地区在文化上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科举考试上的成功。所以，当我们看到朱元璋治下30年间6次会试中，来自苏州地区的士子只有4人成为进士时就丝毫不会奇怪了。鉴于苏州地区士子在朱元璋去世之后屡屡取得科举考试的成功，我们得以清楚地看到朱元璋对于苏州地方精英的敌意之深是如何体现在科举考试的全过程之中的。与此相反的是，来自江西的考生则在明初科举中取得了现象级的成功（可参见表2.6），比如吴伯宗（1371年的状元）。
• 野風

  2023-09-09
  明初皇帝与文士之间脆弱的联盟逐渐转向了一种长期的政治与文化关系，道学的经典教谕与明、清两朝的皇权正式联姻，达成了合法性的一统。无论是明代汉人皇帝，还是清代满人皇帝，他们都与之前的元朝统治者一样，开始信奉为他们的统治带来合法性的程朱理学。明清皇帝选择程朱理学作为他们统治的话语机制（verbal machinery），他们有效地将王朝的“合法性”（constitutionality）与理学相联系，并且指派官僚机构在学校和科举考试体系中推广程朱理学的教育。这种意识形态选择，本质上是皇权对国家社会合作关系（state-society partnership）的一次重大让步。
• 野風

  2023-09-09
  中国晚期帝制的教育者同样重视正统及其对正统照本宣科的接受，无论对方是本族人还是外族人。重复作为一种学习习惯是记忆发展的关键，记忆由此成为教学手段，并通过教育产生一致共识。经学文章素养的反复灌输，肯定了汉人在官僚体制乃至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真理这一更高层面上相对于非汉族武人的优越性。尽管不甚情愿，但只要其军事力量没有被这样的社会与政治势态所撼动，契丹、西夏、女真、蒙古和满族军事精英就依然容许汉族士大夫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空间，从而确保双方在民族政权中的共谋关系。而在元、大明、清这三个朝代中，唯我独尊的程朱道学最适合填补这一意识形态空间，这种情况从1315年一直持续至1905年。
• 野風

  2023-09-09
  潜藏在后世有关宋代道学的经学争论与批评背后的，是一层危险的、带有反“夷狄”情绪的政治含义。但与此同时，每当汉族文士承认女真人、蒙古人和满族人君临天下的合法正统性时，这些“夷狄”也就变成了自己人。非汉族征服者所建立的行政机构及其必要的军事存在形成了一种同构体，但这种同构体同时也被文人及其相关地方社会和地方的汉族文明所制衡。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契丹、西夏、女真、蒙古和满族的武人渐渐开化，足以获取在政治上的合法性，而这一合法性只能由文官体制中的史官赋予。
• 野風

  2023-09-09
  组织良好的地方宗族能够将社会、经济实力转化成教育乃至科举上的成功，而这种成功也反哺了宗族在地方上的势力，确保宗族在地方文化资源上的优势地位。地方宗族一般围绕着团体土地财产（corporate estates）而构成，这就需要有一定文化修养、位高望重的族内家长可以轻松地游走于更高的精英圈层，并代表自己的亲族与州道府县，乃至京城的权贵保持往来。富裕宗族的经济剩余（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使得富裕的人家有更大的概率得到良好的经学、文言教育，也更有可能在科场取得成功，这反过来也能获取宗族外的政治、经济权力的资源。
• gc_xie

  2023-08-03
  在省级学政之下，明代共有三类地方教育官员（学官，或日教官）被指派负责地方官学。在府一级官学中，负责监督学生学业的是低级别或是无品级的教员教授），并配有4名“训导”。 在县一级官学中，教育官员被称为教谕，辅以2名助手。而在州一级官学中，教育官员则被称作学正（与清代的“学政”不同），在其之下配有3名训导。
• gc_xie

  2023-08-03
  自1500年始，科举考试吸引了数以百万计或年轻或年长的男性参与到整个选拔体系中来。以两年一次的地方童生试为始，最后到三年一次的乡试和会试（以及之后的殿试），明代文官体系通过科举这一考试制度矩阵（institutional matrix）永不停息的运作，成功地实现了人才的流动。虽然几个世纪以来科举制不断受到批评，但同时它也在不断进行着改。所谓“科举生活”也与欧美格言中的死亡与税收一样，成为精英社会和流行文化中无法逃避的人生大事。
• gc_xie

  2023-07-30
  这种有意识地发展出一套既有教化作用又有政治功用的制度体系的构想之独特之处在于，它在达成其制度设计的目标完成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经学教育有效地重塑了社会地位、政治权力与文化声望之间的复杂关系。帝制中国基于非技术性的道德理论、政治理论上的经学教育，非常适合选拔满足帝国最高权力层所需要的精英，这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以人文主义和古典教育为标准来挑选精英以服务国家的做法如出一辙。
• 欧阳殉

  2024-04-26
  作为一个现代的历史学者，在赞同从后现代立场对现代性进行质疑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赞同站在现代立场对于前现代弊病的批判？在历史主义地理解过去制度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是否也可以理解不得不挣脱这种“死的拖住活的”的文化传统以追寻富强的心理？从历史学的角度说，究竟怎样既避免后见之明即“事后诸葛亮”的批判，又同时避免堕入“存在即合理”那种看似公正的陷阱？
• 赵客

  2022-11-12
  科举考试还有一个深藏的目的，这就是它有目的地将没有那么有文化的大众挡在门外，而把那些会全力与皇权体制合作的、受过全面经学教育的文士精英挑选出来。
• 饭！

  2020-04-15
  The Song dynasty (960– 1280) in particular inspired new educationalideals for the late empire, 1400– 900. Placed in their later socialand political contexts, we see why Chinese, regardless of class or gender,and both Mongol and Manchu rulers valorized a moral education that stressed the Learning of the “Way” (Daoxue, lit., “Way learning”; called “Neo- Confucianism” start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Because its content and meaning varied widely, education meant diff erent things to diff erent constituencies. The late imperial government represented an asymmetrical overlap of interests among the ruling house, state bureaucracy,and elite literati families. Ming and Qing dynasty elites ominatedlocal society; their local obligations for family, kin, and home community increasingly involved 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