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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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一來2023-08-08在沈从文晚年，就他前后半生截然不同的际遇，亲属、朋友、研究者、爱好者等等每每议论乃至争论他的转行得失几何。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只是孰轻孰重见仁见智而已。由文学转到文物，有不得已的因素，自是终身之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作品开禁以后，沈从文对出版旧作投入了相当的精力，但对自己的研究者，他在尽力配合提供方便之余，总要说那些东西已经烧了，已经过时了，不值得研究等等，这种语气的背后当然并非颓唐或灰心，更不是自谦，他清楚自己作品的价值以及正在行进的回归。不过话说回来，对于转行，以及由此取得的成就，作出的贡献，也许他也有侥幸的感觉，在书信中，他表明自己并不美慕“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等”原先与自己有相似地位的作家享受着他所没有的各种待遇，而在政治运动中，又庆幸自己躲在历史博物馆，免去如他们那般被迫表态的尴尬。所以，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声明自己的小说、散文没有价值相反，他在不同场合甚至检讨中也一直认为自己选择转到文物界是正确的，这应该是出于他的本心：…同时自然不免会感觉到，过去从事小说写作，工作态度即或还谨严认真，成就实在极其有限。现在搞的综合文物研究工作，对于在发展中的博物馆事业，对于文物研究中几个比较生疏薄弱环节的突破，以为文物研究中为生产服务的实践，可以尽的力，或许比过去写点小说，还来得比较扎实有用！（《中国博物馆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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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凰2019-05-25敢想、敢做之外，似乎还可以补充两个字——敢学。必须“敢学”，古为今用的提法才不至于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