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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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9-12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一直千差万别,差异就是矛盾,有民族差异,就会有民族矛盾。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承认这种差异,并且制定相应的制度,才可能维持各民族的统一。几千年来,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册封)封国和羁縻府州制度,就是承认这种差异的政治制度。「羁縻」的本意为对牛马的束缚。「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汉官仪》:『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也。」羁縻可引申为怀柔、抚绥之意。羁縻制度,就是封建国家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一种制度,用以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自西汉以来,羁縻制度经历了边郡制、羁縻府州与册封制、土司制三个阶段。边郡制度。西汉把在边疆地区新设的郡称为边郡或初郡,与中原地区的郡有明显不同。首先,这些郡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中原王朝通过战争或其他方式占领了这些地区后,以当地民族或部落的原有地域为郡的范围,保持当地原有的头人和风俗法纪。《史记・平准书》称:「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中原王朝在边郡设立两套官吏系统。一是与内地相同的守、令、长等官吏,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任免,属于流官系统;二是与前者并列的王、侯、邑长等,虽然也由中央政府任命,并颁给金、银、铜印,但都是由当地原民族的首领世袭充任,属于土官系统。当地少数民族原有的部落和人民都由土官管理,不缴赋税,只是向政府交纳一些土贡(土特产品),以此对中央政府表示政治上的臣服。羁縻府州与册封制度。唐朝建立以后,打败了在北方称霸半个世纪的突厥汗国,疆域空前广大。唐朝统治者总结前代的经验认识到,如果单纯依靠武力,一方面难以征服众多的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另一方面,对依靠武力征服的地区难以维持长久和有效的统治。于是他们采取「偃武修文」的方针,以通使、和亲、册封、互市等政治和经济手段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策略,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和政权进行招抚,从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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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9-05中国一词,作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名称,从辛亥革命以后才开始使用。在此以前,历代王朝,从夏、商、周到清代,其国号都以朝代名称命名。如:「大唐」「大宋」「大元」「大明」「大清」等。在古代,「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它只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这个地域并不是国家的全部领域,而仅仅是这个领域的中心部分。如《诗经・毛传》称:「中国,京师也。」也就是说,中国在商、周时代是商王或周王所在的「王畿」,即首都的代称。《诗・大雅・民劳》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也就是说,「中国」是与「四方」相对而言的,是抚绥控驭「四方」的。而四方都包括哪些内容呢?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称:「案京师为首,诸侯为手,四裔为足,所以为中国人也。」也就是说,四方包括了周王分封的诸侯国和受周王管辖的各边疆少数民族。那么,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千年中,我们的祖先们是如何称呼我们的国家呢?在古代,整个国家的概念是以「天下」「四海」「海内」等词来称呼的。这几个词是与「中国」一词同时存在和使用的。例如:《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尚书・尧典》称,帝尧「光宅天下」;《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尚书・大禹谟》「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孟子・梁惠王》「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礼记・中庸》曰,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古人对于「天下」「海内」和「中国」之内涵的不同,也有很多清楚的议论。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他又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可见,「中国」只是天子的国都,「天下」才是全国。中国与天下是不同的概念。先秦时期产生的这些思想和概念,此后成为中国历代的传统。如唐太宗时期(626-649),太宗与几位大臣在讨论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时,有如下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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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9-04《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率领有关官员和七萃之士,驾乘八骏,由最出色的驭手造父等御车,从处于河洛之地的宗周出发,经由河宗、阳纡之山、西夏氏、河首、群玉山等地,西行来到西王母的邦国,与西王母互致友好之辞,宴饮唱和,并一同登山刻石纪念,又继续向西北行进,在大旷原围猎,然后千里驰行,返回宗周的事迹。其往返行程,大约可达3.5万里,前后经历约两年。关于《穆天子传》的性质,历来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曾经把它归入「起居注类」,有人则将其列入「别史类」,或者「传记类」之中。大致都看作历史记载。然而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却又将其改隶「小说家类」。不过,许多学者注意到《穆天子传》中记录的名物制度一般都与古代礼书的内容大致相合,其中记事记言,形式颇与后世逐日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和《实录》相当,因此认为内容基本可信。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仍然把《穆天子传》归入「史部」之中。事实上,周穆王西行事迹,在其他史学经典中是有踪迹可察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说到周穆王「周行天下」的事迹。与《穆天子传》同出于汲冢的《竹书纪年》也有周穆王西征的明确记载。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中,也记述了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西行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为平定徐偃王之乱又长驱归周,一日千里的故事。刘师培《穆天子传补释序》说,这部书记载的地名人名以及宾祭礼仪器物等,都可以与其他古籍相印合,其实反映了“今葱岭绝西”地方很早就与中原地区有文化交流,「西周以来,往来互答」的事实。不少学者将《穆天子传》看作文化空前活跃的战国时期的作品,有人「假定其为中山人之西游记录」。有人看成「魏人之作」。也有学者认为,「《穆天子传》的著作背景即是赵武灵王的西北略地」。对于《穆天子传》中「天子西征至于玄池」的文句,刘师培解释说,「玄池」就是今天位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咸海。而下文随后说到的「苦山」「黄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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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8-25《礼记・中庸》引录孔子的话:「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其实,这位对「天下」大势永远保持热切关注的学者,在这里展开的只是一幅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化蓝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天下」的规模自然有限,对于各个文化层面「同」的程度,显然也不能估计过高。但是,把「车同轨」看作文明进步的条件,看作文化同一的基点确实表现出一种历史卓识。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备的交通运输系统,成为秦汉王朝存在与发展的强大支柱,对于秦汉时期的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和文化统一,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回顾秦汉时期交通发展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历史阶段,联络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各主要经济区的交通网已经基本构成,舟车等交通工具的制作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运输动力也得到空前规模的开发,交通运输的组织管理形式也逐渐走向完善,连通域外的主要交通线已经开通。正是以以上这些条件为基础,当时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统一的文化——汉文化已经初步形成。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初并天下,确立了以郡县制度为基础的新的专制主义政体,分全国为36郡,由中央政府主持,进行了「治驰道」的伟大工程,形成了通达全国的交通网,作为「周定四极」,「经理宇内」的条件。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朝公开宣布的基本政策,就包括「车同轨,书同文字」。汉代帝王也同样将交通建设看作执政的主要条件。汉武帝时开通往「南夷」地区的道路,平治雁门地区交通险阻,以及建设回中道路等事迹,都记录在《汉书・武帝纪》中。据《史记・河渠书》记述,著名的褒斜道的经营和漕渠的开凿,也由汉武帝亲自决策施工。王莽通子午道,汉顺帝诏令罢子午道,通褒斜路等史实,也都说明重要交通工程都由最高权力中枢规划组织。交通建设的成功对于汉王朝开边拓地的事业有显著的意义。与汉地相隔绝,而且「道里又远」的西域诸国所以和汉王朝实现了文化沟通,当然和许多代「相属不绝」的使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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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8-22在尚没有过江灭陈,统一全国之前,隋政权的主持者就以古邗沟为基础,开山阳渎,沟通了山阳(今江苏准安)与江都(今江苏扬州)之间的运道,后来又整治取直,使江淮间的航运不再绕行射阳湖。隋文帝开皇四年(584),以渭水水量大小无常,组织力量另开漕渠,引渭水,大略循汉代漕渠故道,东至潼关入黄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三月,诏令动员河南、淮北民众前后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沟通黄河、淮河水运。同年,又动员淮南民众十余万人疏浚、改造邗沟,取代山阳渎,沟通了长江、淮河水运。大业五年,隋炀帝又命令开凿「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800余里。河道宽10余丈。大业四年,隋场帝命令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北抵涿郡。在隋炀帝当政时代,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到余杭的大运河终于全线建成。这是中国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迄今为止最长的运河。全长4000华里的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对于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唐代的商运已经相当发达。白居易《盐商妇》诗所谓「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以及刘禹锡《贾客词》诗:「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行止皆有乐,关梁自无征」等,也都形象地记述了当时商人往来千里,辛苦经营的生活景况。商人的活跃,促成了特殊的交通现象。大的都市,往往商船四方荟萃,远帆云集。据《旧唐书・代宗纪》记载,广德元年(763)十二月辛卯这天,鄂州(今湖北武昌)大风,「火发江中,焚船三千艘」。一次江中火灾竟然焚毁三千艘船舶,可见在较大的商港,商运力量之集中。宋代造船业的设计能力和生产能力,都已经达到新的水平。「车船」的出现,可以看作体现这一历史进步的例证之一。《宋史・岳飞传》记载了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岳飞和杨么在洞庭湖水战的情形,说到杨么率领的洞庭湖水上义军,曾经使用过一种叫做「车船」的特型战船,可以「以轮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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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8-22秦王朝交通建设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成就,是驰道的修筑。「治驰道」,也就是经营驰道的修筑,是秦始皇统一后第2年就开始进行的宏大工程。对于驰道的形制,西汉人贾山曾经有这样的记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所谓「道广五十步」,就是说,路面的宽度达到50步(相当于现今尺度69米左右)。「厚筑其外」,是指路基的构筑务必要求坚实,两侧又形成宽缓的路坡。「隐以金椎」,是说用金属工具夯击以使路基坚稳。贾山还说,秦王朝修筑的驰道,东方通达燕地和齐地,南面行抵吴地和楚地,江湖之上,以及海滨的宫观,都可以一一连通。驰道,当时实际上已经成为全国交通网的主纲。驰道,其实是区别于一般道路的高速道路。驰道的路面分划为3条,又是最早的具有分隔带的多车道道路。秦始皇时代,还曾经修筑由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直抵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的大道,称为「直道」。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这条道路全长「千八百里」。秦代经营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战国原有道路,只有直道是在秦统一后规划施工,开拓出可以体现出秦帝国行政效率的南北大通道。秦始皇直道遗迹在陕西淳化、旬邑、黄陵、富县、甘泉等地都有发现,保存到现今的路面,有的地方宽达50米至60米。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可以代表当时制车工艺的顶峰。通过对已经修复的两辆铜车的研究,可以发现其性能在许多方面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先秦时代的车辆。这两辆铜车都注重改进车轮的结构,以提高行驶速度。从车轮的形制看,不仅着地面窄,有利于在泥途行驶,设计者还巧妙地利用离心力的作用,使车轮在行进时不易带泥,并且在毂的结构上有所改进,以减少摩擦,并且能够储注较多的润滑油,使得车行比较轻捷。秦汉时期,随着车辆制造技术的进步,一些传统车型得到改进,适应不同运输需要的新的车型也陆续出现并且逐步得到普及。例如四轮车、双辕车、独轮车的普遍应用,都对后世车辆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双辕车和独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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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8-22古代神话传说中人们所熟悉的「愚公移山」「五丁开道」「夸父逐日」等故事,都依稀透露出远古先民们发展交通事业的艰苦努力。「轩辕氏」以及所谓「轩皇」「轩帝」被用来作为后人所认为的中华民族始祖的著名帝王黄帝的名号,暗示交通方面的创制,很可能是这位传说时代的部族领袖诸多功业之中最突出的内容之一。《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说,黄帝是车辆的发明者,因此而号为「轩辕氏」。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各地诸侯都尊奉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从者,黄帝则予以征抚,「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的事迹,反映了传说时代交通发展的实际情形。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而「行不迷」,禹领导治水,「开九州,通九道」,「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他们圣王地位的确立,也与交通行为有关。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制作普遍兴起。含山凌家滩遗址制玉工艺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经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总量超过万件。玉器制作材料的远输,反映了交通的发展。西北地方发现的原产于南海的贝,也有同样的文化意义。萧山跨湖桥及河姆渡、城头山等遗址发现独木舟和木桨、木橹实物,说明水上利用舟船的交通已经起航。在河南安阳、郑州和辉县的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新疆玉和南海贝的情形,可以与《尚书·酒诰》所谓「肇牵车牛,远服贾」联系起来理解。殷墟卜辞中已经多见象车之形的「车」字,结构多有不同。大型墓葬多附有车马坑并随葬车马器,车马同时又被作为奉献于先祖的重要祭品之一。当时战车还是体现军队实力的主要军事装备,而这种以车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又对交通道路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甲骨文中结构多样的「舟」字,说明当时的木船已经有多种形制。卜辞中所见「凡」字作「帆」的象形,反映当时借用风作舟航动力的水运形式已经出现。周王朝在各地分封诸侯,利用所建置的政治军事据点以为藩屏,来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这种政治体制要求各地与周王室保持紧密的联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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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8-22蒙古诸部情况比较复杂。内蒙古科尔沁部在清朝入关以前已经内附。到康熙时,外蒙古喀尔喀诸部内附。但外蒙古准噶尔部一直时叛时附,同清朝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康雍乾三朝。康熙时,准噶尔部噶尔丹攻袭喀尔喀部,并进扰内蒙古,被清军打败,随之青海蒙古诸部内附。康熙晚年噶尔丹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复兴准噶尔部,继续与清朝对抗。雍正时,在与准噶尔对峙的过程中平定了青海蒙古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的叛乱。而准噶尔部在策妄阿拉布坦死后,其子噶尔丹策零则一直与清军抗衡。直到乾隆时,才彻底平定准噶尔部,最终与其议和,余部附于喀尔喀部和青海蒙古。为了统辖外蒙古事务,雍正九年设立乌里雅苏台(即今蒙古扎布哈朗特市)定边左副将军,掌管唐努乌梁海军政,辖喀尔喀四部及所附的厄鲁特、辉特三旗共八十六旗。辖境相当于今外蒙古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部分区域以及中国新疆阿尔泰地区北部,清朝统称外蒙古。同时还在库伦(即今外蒙古乌兰巴托)派驻司员,后改为库伦办事大臣,监督恰克图与俄国的商务往来,并辖土谢图汗、车臣汗二部。乾隆二十六年又设立科布多(今外蒙古科布多省省会)参赞大臣和办事大臣,辖札哈沁部(原准噶尔部投清)、明阿特部、科布多厄鲁特部、阿尔泰乌梁海部,兼辖杜尔伯特部及所附辉特部、新土尔扈特部、新和硕特部,共八部三十一旗。雍正平定青海后,将青海蒙古编为札萨克旗。乾隆元年,设立西宁办事大臣统辖青海蒙古诸部。乾隆时,平定回部(今维吾尔族)霍集占和布拉尼敦的叛乱,于乾隆二十七年置伊犁将军,掌管天山南北两路军政,统辖回部和天山厄鲁特诸部。乾隆四十八年置乌鲁木齐都统,掌管乌鲁木齐军政。另外,在塔尔巴哈台(塔城)设副都统,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在哈密、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设办事大臣,分理各地事务。西藏在元代时归宣政院管辖,设有三路宣慰使司。明代在西藏设有乌斯藏、朵甘二都指挥使司。清朝入关前夕的崇德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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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8-15秦朝统治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但秦代的制度对于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一统」的理论和实践。「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是战国时期法家、儒家和道家的共同政治理想,不过,在如何达到「大一统」以及「大一统」实现以后如何治国上有不同的看法。「大一统」的理论及其实践体现在秦王朝的政治制度上。秦统一后,国土辽阔,最初设置36郡,包括:陇西、北地、上郡、汉中、蜀郡、巴郡、邯郸、巨鹿、太原、上党、雁门、代郡、云中、河东、东郡、砀郡、三川、颖川、南郡、黔中、南阳、长沙、楚郡、九江、泅水、薛郡、东海、会稽、齐郡、琅琊、广阳、渔阳、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管辖京畿诸县的「内史」,是和郡平级的行政单位,然而不在36郡之中。后来随着疆域的开拓,又设九原、南海、桂林、象郡、闽中5郡。除内史管理的京畿地区外,秦有41郡。郡下设县,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行政单位称为「道」。秦县的数量大约有一千个。秦始皇统一中国采用郡县制,奠定了「大一统」中央政权的政治制度基础。在「大一统」理论指导下,秦朝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中央政权组织。中央执政集团中最重要的官职是所谓「三公」,这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太尉原称尉、国尉,是朝廷首席武官;御史大夫地位略次于丞相,是负责监察的大臣,位列上卿。「三公」之下又有「九卿」,分工管理不同的政务部门。实际上所谓「九卿」,官职并不限于「九」。秦代「大一统」所体现的官制有很重要的意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汉代基本依据秦制而有所损益,确立了中国历代王朝官制的基本格局。秦朝制定的「车同轨」「书同文」等具体政策措施也是值得肯定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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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8-15夏朝(约前2070—前1600)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自禹至桀传17君,14世。夏朝的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夏朝的领土范围大致东起豫东平原,西至华山,北抵济水,南达准河。夏史的可靠文献资料很少。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主要叙述夏立国以前禹治水的事迹,禹即位至桀亡国这段历史,只写了几百字。夏朝最后一位君主桀荒淫残暴,他自比为太阳,说太阳不会熄灭他就不会灭亡。人民不堪沉重压迫,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诅咒。商汤举兵伐桀,桀死夏亡。商朝(前1600—前1046),自汤至纣传31王,17世。商朝的中心地区是今河南东北部、山东西南部和河北南部。商朝的疆土东至海滨,西达今陕西,北至今河北,南至今湖北,比夏朝疆域扩大了许多。汤至盘庚期间,商朝曾五次迁都,最后盘庚迁于殷(今河南安阳)。末代商王名纣,后人称为商封。他主政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周边部族内扰,纣与之发生大规模战争,虽然平定了东南夷,但国力因此衰弱。经过长期准备发展壮大起来的周族趁机灭掉商朝。周族是居住在今陕西中部、甘肃东部的古老氏族部落。周族自公刘迁豳(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开始兴起。豳,处于今陕北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边沿。公刘率领周人,在此修筑茅舍,整治耕地,发展农业。周人的经济有了提高,周边百姓纷纷来归。周族在豳辛苦经营了三百多年,因受戎狄逼迫,在古公亶父率领下,迁至岐山下的周原(在今陕西岐山、扶风)。这里土地肥沃,人民安居乐业。周文王继位后,国力尚不足与殷抗衡,为殷西伯。商纣「囚西伯于羑里」,周人只能用宝马、美女贿赂商纣,谋求释放文王。在周的力量有所发展以后,文王便迁都于丰(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沣河西岸),准备灭商。文王卒,武王立,迁都于镐(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沣河东岸),积极准备伐商。西周(前1046—前771)自武王至幽王传12王,11代,除懿王传位于叔父孝王,孝王复传位于懿王太子夷王外,均为父子相传。西周的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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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8-15通过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可以发现,农耕经济的发明和积累,是文明发生和进步的重要条件。有学者指出,「从农业开始,逐渐发展到文明」,是历史进步的共同方向。「我国种植水稻可以推到七八千年以前,种植谷子(脱壳为小米)的历史亦然。从农业起步,经营定居生活,逐渐发展养殖牧业和手工业,这是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子。这条路子也不限于中国。西亚、埃及、印度等也是这样。现在世界上有三次革命之说:第一次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第三次是信息革命。所谓农业革命指的就是古代由农业引起的社会变革,与文明起源有关系,或者说讲的就是文明起源问题。关于文明初期的文化形态及其与后来中华民族文化进步的关系,张岂之指出,炎黄文化是我国文化的源头。从历史学观点看,炎帝族和黄帝族是史前两个关系密切的大氏族部落,他们对后来中华民族的生衍发展有很大影响。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先进文化包含丰富的内涵,已经形成大体完整的系统,可以称之为「原创性文化」。「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源头,研究先秦时期原创性文化,都需要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相联系。我国学者面对考古学的丰硕成果,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有不少新见解,例如指出新石器仰韶时代后期和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起源期。炎黄时代就在这个时期内。」「炎帝时代的主要贡献是在原始农业和原始文化方面。」「由于我国考古学的成就,原始农业的发展与文明起源的密切关系,有些问题不难得到证实。考古发掘成果告诉人们:距今七八千年我国原始农业已有相当发展,这就是我国文明起源时期的直接见证。可见关于炎帝神农氏的一些传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原始文化不能称之为原创性文化。但是中国文明起源时期的原始农业和原始文化与「原创性文化」有重要的关系。「原始农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具体说,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物质基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成为楚文化(即道家文化)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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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8-15福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集中在闽江下游地区。因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而得名的昙石山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点。昙石山文化的石器以锛为最多,除扁平常型锛、有段石锛外,还出土一面扁平、一面有人字形纵脊的石锛。几何印纹陶和绘红色条带、卵点的彩陶,是昙石山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出现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以其特殊的内涵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而得名。现已发现的明确属于这一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数量多至近千处。位于辽宁凌源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特别是「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的发现,充分展示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成就。「女神庙」为一半地穴式建筑遗存,全长约22米,宽约2—9米,主体建筑长18.4米。平面略呈「亞」字形。庙为多室组成,主室为圆形,左右各有一圆形侧室。主室北部为一近方形室,南部似有三室相连;总体结构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布局严谨而又有所变化。专家们因而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进行了新的思考: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四千年前提早到五千年前;把中华古国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积石冢是红山文化墓葬最基本的一种形制,与国内新石器时代华北、中原地区以土坑墓为主的形制完全不同。环绕「女神庙」的积石冢建于周围各个高地,家群内小墓围绕中心大墓,四周又砌筑石框界。积石冢群以圆形祭坛为中心,呈东西对称形势分布,南北也形成一定的格局。中心大墓的规格远超过一般的小墓,随葬品数量也明显更多。中心大墓墓主皆为男性,这表明社会性别结构的男尊女卑已经逐渐成为定局。当时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等级观念,原始礼制应当已经开始发挥维护社会关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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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8-14因首先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而得名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分布范围包括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又越海东抵舟山群岛,年代大致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技术得到比较突出的发展。骨制耜、镞、鱼镖、锥、针、匕、凿等,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另外,骨制笄、管、坠、珠等装饰品,造型精巧,磨制光润。有些骨器上,雕刻有细致精美的花纹,体现出工匠的精湛技艺。位于上海青浦县城东约4公里处,地处太湖地区的崧泽遗址,以内涵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中层堆积最为丰富。有人称之为崧泽类型或崧泽期,有人称之为崧泽文化。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3300年。同类遗存,又见于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张陵山遗址,江苏常州圩墩遗址,浙江吴兴邱城遗址等。崧泽文化的石器一般都通体磨光,以穿孔石铲、长条形石锛等较有特色。从生产工具的形制和陶器羼和料多使用稻壳可以推知,当时的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良渚文化继承了崧泽文化的成就。良渚文化因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得名。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长江北岸的江苏海安青墩遗址也含有良渚文化的若干因素。良渚文化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200年。1934年钱山漾遗址的发现,1936年良渚遗址的发掘,使得人们开始认识东南远古文化的宝贵遗存。60多年来,对于良渚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日益深入。良渚文化玉器制作的成就较为突出。陶器纹饰繁复多变,上海马桥遗址发现的陶文,更直接地透露出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河姆渡文化的木作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除了木制耜、铲、杵、矛、刀、桨、槌、纺轮等工具以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多种工具的木质把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可以看到榫卯结构,尤其是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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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8-14继马家窑文化之后,黄河上游西北高原的原始人群进入了青铜时代。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和甘肃永靖大何庄等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早期红铜器和青铜器50余件。种类有刀、锥、环、匕、斧、钻、镜等。甘肃广河齐家坪遗址出土的器身较厚重的铜斧,是齐家文化铜器中最大的一件标本。铜镜共发现8件,其中青海贵南尕马台25号墓出土的1件保存较好。圆形,直径9厘米,厚0.4厘米,一面光平,一面饰有七角星形纹,边缘有一周突棱,分析其制作工艺,当已采用合范铸造手段。经快中子放射分析,铜锡之比为1:0.096。原镜纽后已残坏,在镜缘的一侧钻有两个小孔作系绳穿挂之用。迄今发现的齐家文化的墓地大都是成片的氏族公共墓地,其规模应当与当时氏族或部落的规模相适应。墓葬一般都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和铜器等作为随葬品,尤以陶器为大宗。还有以猪和羊的下颚骨随葬的。从一些墓地的发掘资料分析,齐家文化的墓葬规模、随葬品质量和数量的差别相当悬殊。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的随葬器物,陶器少者不过1—2件,多者可达37件;玉石璧少者1件,多者至于83件。在甘肃永靖秦魏家和大何庄两地的50多座墓葬中,随葬的猪下颚骨总数多达550多件,少者1件,多者68件。这些迹象说明了死者生前财产拥有数量的不均和社会地位的差别。随着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以冶金业为主导的手工业的增长,促使齐家文化的创造者们开始迈上了文明的初阶。在齐家文化墓地还发现6处所谓「石圆圈」遗迹,就是利用大小相当的天然砾石排成直径约4米的圆圈,作为某种宗教祭祀活动的场地。甘肃永靖大何庄的一处「石圆圈」,西北方向还留有宽1.5米的缺口。「石圆圈」的附近都分布着许多墓葬,还发现有卜骨和牛、羊等动物的骨骼。宗教祭祀行为受到重视,说明文化的进步达到了新的阶段。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境内的黄河沿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和湟水流域。在宁夏南部和内蒙古西北部也有零星发现。其分布地域,正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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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8-14近年的考古收获确实可以证明,「中华文明」「刚在萌生的过程中,便有了颇为广泛的分布」。以往通常将黄河中下游地区看作「一元」的早期文明诞生的基地。然而我们看到,在黄河中下游以外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相当繁盛的原始文化发育。20世纪20年代初,瑞典考古学者安特生在甘肃临洮马家窑发现了一处以发达的彩陶艺术作为重要特征的原始时代遗址。后来,黄河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就因此被命名为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较集中地分布于甘肃省,其地域大致以陇西平原为中心,东起陇东山地,西抵河西走廊。甘肃北部、甘南山地以及宁夏南部和青海东北部,也曾经发现马家窑文化的遗址。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分支,所以又被称作甘肃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在陶器总数中约占20%—50%,随葬品中的彩陶有时甚至多达80%以上。在中国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所占的比例最高。与其他文化系统的彩陶相比,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绘制的风格以繁缛多变为主要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规律,可见马家窑人的绘彩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马家窑彩陶绘彩的部位也比其他彩陶文化广泛得多,许多细泥陶的外壁和口沿布满花纹,甚至一些大口径器物的内壁和其他夹砂的炊器上也常常绘彩。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图案多取材于自然,以鱼纹、鸟纹、蛙纹、蝌蚪纹、水波纹、草叶纹、葫芦纹等较为多见,并且多有各种由这些纹样变形而形成的图案,以及不同形式的几何纹等。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精致与华美,表现出制陶工匠们不同寻常的工艺技能。在马家窑文化的时代,烧制陶器的陶窑窑室都呈方形,与中原仰韶文化多为圆形窑室明显不同。甘肃兰州东郊白道沟坪遗址发现了一处规模相当大的制陶窑场,计有5组12座陶窑,此外还有一些被破坏的陶窑残迹。窑场中还出土研磨颜料的石板和配色调料用的陶碟,都是当时陶工描绘彩陶纹饰的工具。发现的陶碟有分格,格中可以看到配有紫红色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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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1381034042021-08-14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在「轩辕」所处的时代,各个部族相互「侵伐」,百姓受到残害,轩辕于是习武行兵,征讨好兴不义之战的部族,受到天下的拥戴。在相继战胜炎帝、蚩尤两大部族集团之后,各地诸侯都尊奉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司马迁写道,天下有不顺从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据说黄帝不惮辛劳,游历四方,行踪遥远,他曾经东行至于海滨,又西行至于西北高原,又南行至于长江,又向北方用兵,驱逐游牧部族势力,后来在涿鹿附近的平原修筑城邑。长期迁徙往来,没有固定居地。黄帝行政的主要内容,是所谓「抚万民,度四方」。他通过以交通实践为重要内容的行政努力,实现了所谓「万国和」的局面。《吕氏春秋·荡兵》说,部族集团或部族联盟之间的矛盾和战争由来已久,黄帝以善于用「水」著名,炎帝则以善于用「火」著名。这样的说法,或许反映黄帝部族集团可能曾经以河滨作为早期发展的基地,而炎帝部族集团则起初比较重视山林的开发。黄帝和炎帝,都可能是中国远古传说时代某一部族、部族集团或部族联盟领袖的姓名,也可能是某个部族、部族集团或部族联盟的代号。有的学者认为「炎帝」就是「神农」,也有学者认为「炎帝」与「神农」无关。炎帝传说多有关于「火德」的说法,很可能体现了远古时代利用「火」垦荒农作的历史性进步。炎帝传说的发生,可以看作是农耕业发展必然经过的历史阶段的反映。这就是在茫茫山野原生林密集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利用火耕手段拓荒营田,进行最基本的种植经营。炎帝,或许可以看作发明和推广「刀耕火种」农业技术的先驱。传说中炎帝创业的地域,据《淮南子・时则》记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炎帝于是号称「南方火之帝」(《淮南子・时则》高诱注),据说又「死托祀于南方」(《吕氏春秋・孟夏纪》高诱注)。所谓「南方」,指示了炎帝部族或部族联盟鼎盛时期活动区域的大致方位。传说中的这些内容,与长江流域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是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