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

• 千船

  2014-06-28
  （卢靖致汪康年函）近数月来当更加推广，曷嘱派报诸君将阅报衔姓里居各录一册送贵报，或分省，或分姓记录，以备不测时号召勤王之用，何如？
• 千船

  2014-06-28
  《新民丛报》1902年创刊时，……第1号组织的文章取名为“论李鸿章”，选取的文章来源于下列各报：上海《同文沪报》及《新闻报》、新加坡《天南新报》、檀香山《新中国报》、岘港《中国日报》。编者还加以评说：“综观以上各论，其于李鸿章之为人，可知其大概矣。夫李鸿章之在中国，为数十年最有关系之人，无可疑也。迹其生平行事，其所表著者，类皆显赫之功；其所致败者，亦非等闲之著。其成其败，均非寻常人之所能及，则夫世之论之也，誉之欤？毁之欤？抑尽得其真相欤？请还以质诸知人论世者。”
• 千船

  2014-06-28
  魏源尤其说明“古之驭外夷者”，“止防中华情事之泄于外，不闻禁外国情形之泄于华也”
• 千船

  2014-06-28
  （P16提到报章初期是上谕、议论、电报西报、外埠本埠新闻、诗词杂作、邸钞、辕门钞、告白、钱洋市价、轮船进出）李欧梵较早就注意探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问题：自晚清（也可能更早）以降，知识分子如何开创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在他看来，晚清的报业和原来的官方报纸（如“邸报”）不同，其基本的差异是：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成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瓦格纳则通过审视1877年间郭嵩焘与《申报》的“冲突”，检讨《申报》与英国官方、清政府三方面的互动关系，指明《申报》作为一种新媒介，将中国官场的一些事件进行报道，实际使权力机制与传媒机制产生了微妙关系。
• 千船

  2014-06-28
  （夏蒂埃和罗什）必须记住，买了的书并不一定都阅读；反之，随着公共图书馆的发展，阅读过的书也不一定就是买来的。
• 千船

  2014-06-28
  凡此种种，多少说明最初所出现的报章，仍是在帝制的樊笼之下，其“现代性”多少是令人质疑的。……然而1895年以后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的关键正是“新式传播工具在1895年以后的政治化”，让中国知识群体主动利用此工具，撼动了原有的政治与社会秩序。
• 千船

  2014-06-28
  不过，对此的估计仍需区分内部与外部；时间上也需斟酌。李提摩太在回忆中就特别说明“战争期间我们的出版物发挥的影响”，“1894年，《万国公报》的发行量比以前翻了一番。对它的需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一个月之内，就必须重印”。他还谈到“中国书商态度的变化”，此前，“中国书商都拒绝代销任何基督教书籍，认为做这种交易是对国家不忠，对一个有身份的人来说毫无价值。但是，1895年，当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以及广学会的其他一些书籍出版后，中国书商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书商们不再认为广学会的出版物不值得一顾，反而为能销售我们的书籍而异常高兴。”③ 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多少说明要到甲午战争时期，《万国公报》及广学会的其他出版物才引起更多重视。
• 千船

  2014-07-01
  民国肇造后中国报刊的情况，目前可依据的是俄罗斯人波列伏依1913年发表在海参崴《东方学院丛刊》第47辑的中文报刊目录，该目录以1911—1912年为断，记录了中国本土和境外重要城市出版的487种中文报刊名录。其中不足200种是民国以前所处，约300种是民国初年所创办。这一目录资料的利用，也能更好把握民初报刊发展的情况，之前对此的判断，多援据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和赖光临的《七十年中国报业史》，而此二书所记录的报刊情况，远少于俄罗斯人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