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事物的转译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9
  1843年11月，英國首任駐滬領事巴富爾（George Balfour，1809-1894）偕翻譯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抵達上海，上海正式開埠。中英雙方陸續議定了開市日期、通商碼頭位置。1845年11月，蘇松太道宮慕久並以布告的形式公布地皮章程，劃定英國商民租地的南、北範圍，即南濱洋涇浜（今延安東路）、北至李家廠（今北京路）；東面雖無明文，但依照地皮章程第二條，暗指以黄浦江江岸爲界。次年，雙方確定西面以界路（Barrier Road）（今河南中路）爲界，四至確定，此即英租界之始，第一次劃界的面積約830華畝。租界範圍劃定不久，便有英僑集資在界路以西，即今河南中路西、南京東路北的地方，以永租的方式購下八十餘畝土地，周圍用來賽馬，中間做爲公園與球場，並於1848年春季開始賽馬——這便是所謂的第一個跑馬場，英文稱爲「老公園」（Old Park）。第一個跑馬場建立後不久，大家便發現場地面積過於狹小，跑道短、轉彎急，沒有足夠的空間可供馬匹奔馳，得另覓場地。此時恰好英國繼任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以租界面積過小爲由，請求擴界；1848年11月，蘇松太道麟桂同意將英租界向北延伸至蘇州河、向西伸展到泥城浜（今西藏中路），租界面積因此擴充至2,820畝，約爲第一次劃界的3.4倍。擴界甫完成，1850年英僑遂在新界邊緣勘定一處面積更大的跑道，1854年完成收購，是爲第二個跑馬場，英文通稱「新公園」（New Park）；其位置約在今湖北路、北海路、西藏中路和芝罘路間。據說北海路和湖北路至今仍略帶圓弧狀，即當年留下的痕跡。第二跑馬場不僅是賽馬場地，同時也是租界的邊界。1854年春，駐紮在跑馬場邊界的清軍，不去對付縣城內的小刀會，反倒不時對著租界方向放槍，並攻擊使用跑馬場的外僑。爲了保衛租界及外僑人身安全，4月4日下午...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9
  當十九世紀中葉外人來華時，上述的變動都還在進行之中，不僅英國賽馬會尙未權傾一時，商業性的賽馬公司亦尙未成立。事實上，大多數來華英人對賽馬多抱持傳統地區性賽事的概念；這一點，充分顯現在賽馬初期的不正式與隨興上頭。以1850年11月上海秋賽爲例，賽事只有一個下午，項目不過七項，但因馬匹數量不足，爲拖長賽事，多採取預賽制；至於馬匹內容更是五花八門，從平日拖拉馬車的蒙古馬、外人日常代步的馬尼拉小馬，到若干軍用大馬，均名列其中。而且由於訓練有限，比賽時狀況不断，馬匹不是拒絶出發，便是中途逃逸。話雖如此，人數不到兩百人的外人社群依舊興高采烈，比較「像是一個大型野餐會」，而非正式比賽。賽馬既是社區性的賽事，幾個主要洋行便扮演了地方仕紳的角色，擔負起提供社群公共娛樂的責任。1850年的秋賽甫告結束，滬上幾家大洋行包括麟瑞洋行（Lindsay & Co.）負責人霍格（William Hogg）、仁記洋行（Gibb, Livingston & Co.）行東吉勃（John Darby Gibb）、麗如銀行（Oriental Bank）經理蘭格利（Edward Langley）、同孚洋行（Olyphant & Co.）行東派金（William W. Parkin）、寶順洋行（Dent & Co.）經理韋伯（Edward Webb）等五人，便出面籌組賽馬委員會，負責規畫來年賽事。該委員會每年一組，大抵由上述幾個大洋行，如麟瑞、寶順、麗如等派人主持。接下來的10年，賽馬委員會盡心盡力，賽事雖常因天氣的因素而延遲，1854年的春賽並因「泥城之戰」（Battle of Muddy Flat）而取消，但儘量維持每年春、秋各一次，每次一或兩天，並特許店家在場內提供啤酒、波特酒、雪利酒、香檳等酒類，以增添歡樂的氣氛。與母國的地區性賽事所不同的是，賽馬委員會因身處殖民社會，很早便朝向有固定場地、收取門票，...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9
  英國人愛好團體遊戲（team games），更熱衷於爲這些成隊競爭的運動遊戲制訂規則，舉凡現今大家所熟悉的足球、網球、板球、橄欖球、羽毛球、高爾夫球、賽馬等，無一不是英國人所「發明」。仔細檢視這些運動項目，其實在其他文明中不乏先例，好比用腳踢球的足球、在馬上擊球的馬球，或用長棍打擊的高爾夫球，都是如此。譬如，中國便主張戰國時的「蹴鞠」是足球運動的最早雛形；馬球亦可與唐代流行的「擊鞠」相比擬。但運動是否被發明，關鍵在規則而非形式；至於它是否向外傳播，更取決於帝國向外擴張的能力。十八至十九世紀，英人上層階級爲了遊戲休閒，不僅創造出了這些賽事，更爲之擬訂詳細的規章，讓每一種運動都在強力的規範下進行。隨著帝國殖民的腳步，這些運動被一一帶往歐洲以外的地區，逐漸形塑出今日我們所熟知的運動世界和運動內容。在這些包含了球戲與競技的運動項目當中，賽馬無疑是極爲特出的一支，原因在於它可與早期貴族的狩獵活動相連，被視爲「國王的運動」（The sport of kings）；而其觀眾性運動的特性，更讓它可以同時容納不同的人群、階級，遂成爲一種最具代表性的英式運動。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9
  赛狗源自英國的獵犬逐兔賽，本爲貴族鄉紳的一種狩獵遊戲，但到了1921年，美國出現以電動假兔代替野兔的比賽，由於能夠有效控制獵犬行進的方向，一項全新的大眾娛樂就此展開，稱為「跑狗」。此一運動先從美國傳到了英國，再於1928年正式傳入上海；該年，上海突然出現三家跑狗場，分別是公共租界的「明園」與「申園」，以及在法租界的「逸園」。賽狗與跑馬性質相近，在英國時即被喻爲「窮人的賽馬」，傳入中國後，三家跑狗場爲吸引華人入場，更不斷調整門票與狗票價格，不僅門票低廉，且一元即可下注，頓時吸引許多中產以下的觀眾。賭博狂潮引起華界與租界當局對於賽狗是運動還是賭博的爭議。西人多將之與賽馬並論，視之爲連動；但對華人而言，賽馬猶存「尙武」精神，可與傳統君子的騎射相比擬，跑狗卻只是一群狗在奔跑，沒有人在上面操縱駕馭，所以不是什麽運動，而是一種賭博。此一爭議在1931年告一段落，最後以公共租界關閉界內兩座跑狗場告終。跑狗爭議不僅反映華洋在賭博管理方面的巨大差異，也首次將運動型賭博推上了華洋論爭的中心。隨著此一爭論的進展，跑狗場中觀看的因素被逐漸淡化，賭博的因素則不斷被放大與強化。回力球賽於1930年傳入上海，較賽狗略晩。它與賽狗一樣，都是發源於歐洲、後經由美國予以商業化的觀眾性運動。回力球場在滬開幕初期，爲吸引華人賭客，不惜修改規則，將單打5人上場改爲6人上場，其目的原在藉增加球員人數，擴大賭客下注的選擇，不料修改後的規則暗合中國骰子一至六的點數，反而開啓華人援引傳統賭博重新予以解釋的契機。如前所述，中國傳統博賽大致可分爲勝負立判的「武賭」與費心耗時的「文賭」兩類。而修改規則後的回力球賽每晩十六場賽事、每次6人下場，等於每晩連續開出16個一至六號的數字，有如賭場擲骰，正提供賭客援引「武賭」予以解釋的良機。另一方面，回力球賽由球員下場打球，既然有人，必有人爲操縱的可能性，賭客繼而援引「文賭」中與莊...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9
  這種維多利亞時代變動的階級觀移植至殖民社會後，更增添微妙與複雜的成分。來華英人以中產階級下層與工人階級爲主，本來談不上什麽社會菁英，許多人在母國可能甚至也從沒想過參加什麽紳士型總會，但是來到中國之後，大家一律都是殖民者，身分地位自然較在母國時上升，何人是紳士、何人不是紳士，便有了商榷的可能，所以總會不單是社交重心，還是每個洋行與個人確定自身在殖民社會位階的方式。譬如，開埠初期總會數目有限，上海總會多保留給殖民社會中的菁英分子，如各國駐華領事、法官、海關、稅務司及洋行行東等。此外，另有一「海關總會」（Customs Club）專供其他地位較低的人加入，如：工部局巡捕及専門負責登船查驗的海關稽査員等。至於一般洋行職員何去何從，則未有定論。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身爲在華數一數二的英國洋行，爲確定該行在中國通商口岸的地位，不僅其駐埠經理是上海總會的當然成員，就算是一般員工，怡和也堅持上海總會必須接納其爲會員。除了階級地位的重新定義，殖民社會的最大特色在於運動型總會的盛行。在英國母國，運動型總會雖與社交型總會同樣具有體面、休憩、純男性環境等特質，但數量遠不及後者，而在殖民社會情形則恰恰相反。以租界規模大備的十九世紀末爲例，經過數十年的努力，當時上海已可用clubland來形容其總會林立的情況。而這些總會單以數量而論，社交型總會爲數有限，運動型總會則數量驚人，從非球類運動如跑馬、板球、獵紙、賽船、射擊、游泳、賽艇，到球類運動如棒球、網球、足球、馬球、曲棍球、草地球（lawn bowling）、英式橄欖球、高爾夫球等，都有至少一個總會負責推動；像板球這種重要的英式運動，甚至有兩個總會一同進行。而其中規模最大者，首推上海跑馬總會。它一方面在跑馬廳擁有跑道、看臺、會所等重要地產，另一方面又仿效社交型總會，探取嚴格的會員制，有效控制入會者的身分與位階，一...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9
  檢視紳士型總會，可發現其特色有三：即純男性空間、家外之家，以及高度的排他性。首先，此類組織的會員僅限男性，一般女性除非受邀，難以進入，從而形成一特殊之純男性休閒空間。根據Amy Milne-smith的研究，紳士型總會所提供的設施其實類似一般仕紳住宅，之所以成爲英國上層男性逃離家庭責任與公眾束縛的避風港，在於當時仕紳的宅邸雖大，但經常招待客人或行公眾性的舞會、飲宴，加上地方報紙不時報導其一舉一動，並不是一個可以放鬆之處。而總會提供與友朋相聚的私人空間，反而更像家外之家。此外，英國上層階級從小在純男性的環境，如：公立學校、運動場、軍隊中長大，與同性在一起喝酒、打牌、聊天，遠比與謹守繁文縟節的異性相處輕鬆，所以去總會便成爲他們逃離女性與公眾的最好藉口。正由於總會提供了所有家能提供的舒適與便利，又免除了家庭的責任與束縛，不少英國上層男性乾脆以此爲家，利用總會的設施處理日常事務，以總會的地址作爲聯絡之處，甚至利用其豐富的圖書進行寫作。除了純男性空間、家外之家之外，英式總會最明顯的特徵還在於高度的排他性。如何讓同一階級且氣味相投者進入總會同爲會員，又讓階級不同、味不投者不得其門而入，靠的便是會員制。此會員制與金錢無關，與階級有關。在實際執行上大抵包括：提名、展示、投票三個階段。總會會員身分之珍貴，便在於其加入之困難・總會地位越高者，表示越難企及。一些頂尖總會的候補名單往往長達數千人，一等數年或十餘年爲常事，各總會也以等待時間之長、等待名單人數之多爲傲。紳士型總會看似英國上層階級自以爲是的休閒組織，其實與身分地位的重塑密切相關。率先提出「紳士資本主義」（gentlemanly capitalism）的P. J. Cain與A. G. Hopkins指出，十九世紀本是英國社會階級劇烈變動的時期，中產階級的崛起，迫使英國社會重新定義所謂的上層階級，出身貴族或擁有土地已不再是唯一條件，...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9
  對本書而言，賽馬既非帝國主義誘人賭博的大賭窟，亦非狗英帝國最好的一種文明輸出，它是運動與殖民盤根錯節關係的具體實現。賽馬在中國同時扮演著殖民社會的重要支柱、華人菁英汲汲攀爬的位階，以及觀看與賭博並存的一項大眾娛樂。以殖民社會的重要支柱爲例，這主要與殖民社會的結構有關。1850年上海初開始賽馬時，整個英法租界只有177位外國人，其中27位是女性，多半是傳教士的妻子，而包圍他們的則是成千上萬的華人。爲了凝聚社群的向心力，使大家一致對外，每年春、秋兩季的賽馬便成爲外人社群的重要活動。同時，來華外人多半是年輕男子，精力旺盛，無處發洩，租界領導人爲防止他們酗酒、賭博、找中國女人，無不鼓勵他們從事運動，而跑馬廳中央的各式球場也成爲他們消耗體力的最佳去處。因此上海跑馬總會（Shanghai Race Club）與教會、萬國商團（Shanghai Volunteer Corps）、互濟會，以及其他運動或社交型社團，同爲租界生活的重要支柱，共同維繫殖民社會於不墜。其次，賽馬這項運動實爲殖民社會階級重構的重要手段。來華英人多半出身中産階級下層，甚至勞工階級，這些人在國內很難有機會養馬、賽馬，來到中國後，因殖民者之故，身分、地位陡然上升，遂樂此不疲。是以隨著通商口岸一一開闢，英人每到一處，便大費周章地設立跑道、舖設草皮、成立馬會，舉行賽馬，藉模仿母國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來匹配自己因殖民而新取得的社會地位。進入二十世紀，跑馬總會基礎穩固，養馬、賽馬進而演變成殖民社會內部身分地位的象徵，一旦成爲馬會會員，不僅可佩戴徽章，在馬場通行無阻，比賽時還可坐在專屬看臺，觀賞騎師群起揮鞭、直線衝刺的場面。如果自己馬房的駿馬奪得勝利，身爲馬主，也有權牽著馬匹從跑道經過看臺，接受觀眾的鼓掌喝采，這更是財富難以買得的榮耀。是以能夠躋身跑馬總會，甚至出任董事，便成爲殖民社會位階的重要指標，其難度僅次於成爲公共租界...
• 豆友138103404

  2021-08-09
  根據英籍作家寇茲（Austin Coates）研究，在華最早的英式賽馬發生在1798至1799年的澳門。當時無論是東印度公司職員或進行「港腳貿易」的散商，貿易期間均困居廣州十三行內，地既侷促，又無家人陪件，貿易季一過，便急忙退居澳門，稍事喘息，同時舉行賽馬，藉以娛樂。馬匹則以葡萄牙人自菲律賓、婆羅州取得的馬尼拉小馬湊合。由於這是單調生活中的少數娛樂，每逢賽事，外人社群無不盛装以赴。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隨著《南京條約》的簽訂，外人活動不必再侷限於廣州或澳門，可以北上通商和居留。拜過去一百多年來英人在亞洲貿易與軍事上的主導與優勢，此時英式社交已成爲在華外人共同奉行的圭臬，賽馬也成爲凝聚社群向心力的年度大事。隨著通商口岸一一開闢，只要租界事務粗定，外人社群便尋覓場地舉行賽馬。1842年秋，廈門英軍率先在鼓浪嶼賽馬；1845年與1848年，香港與上海也分別舉行首次馬賽。等到《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增開通商口岸，賽馬活動更陸續擴至天津、牛莊（營口）、北京、漢口、九江、寧波、芝罘（煙臺）、福州、青島等商埠。隨著時間推移，這些大大小小的跑馬場，有些因社群萎縮而消失，有些卻日益茁壯。到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除香港以外，英式賽馬在中國已形成三個中心，分別是：華北的天津、華中的漢口，以及華東的上海。其中尤以上海最具規模，身爲外人在華最大的人口聚集地，不僅每年春、秋兩季的大賽受到矚目，其面積近五百畝的跑馬廳橫跨市中心數個街區，過往行人車輛遇到跑馬廳都得繞道而行，更是西方勢力在華的具體表現。正因如此，英式賽馬在近代中國具有特殊的文化意涵，所謂的「馬照跑、舞照跳」，即爲一最具代表性的口號。1997年香港回歸前タ，該口號出人意料地被鄧小平用來作爲一種不言而喻的保證。在中國共產黨眼中，跑馬原是帝國主義的象徵，雄踞城市精華地段的上海跑馬廳，更是列強侵犯中國主權、引誘中國人民賭博的明證，是以中共建政後...
• riye

  2021-07-15
  Andrew D. Morris（毛岸俊）, 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游鉴明:《运动场内外: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专论体育与国族的著作,尚有 Jonathan Kolatch, Sports,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China (New York: Jonathan David Publishers, 1972); Lu Zhouxiang and Fan Hong, Sport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riye

  2021-07-15
  在中文世界里，“运动”其实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经常与“体育”混为一谈，但如追溯它们在西欧的起源，便会发现两者源自不同脉络，且各有指涉。根据汤志杰的研究，“运动”源自以英国为主的市民社会，由私人组织以俱乐部的形式推动，其内容以游戏、竞赛、休闲为核心。“体育” （physical exercise或 physical education）则源自19世纪德意志的国家建构，以国家为主导，规训为取向，目的在培养强健的国民。这两者后来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虽有汇聚，但在含义上仍有相当明显的分界。 ①关于“运动”和“体育”的源流，以及在中文世界中的混杂状态，汤志杰已做了相当全面且清楚的概述。汤志杰：《体育与运动之间：从异于西方“国家/市民社会”二分传统的发展轨迹谈运动在台湾的现况》 ，《思与言》第47卷第1期，2009年3月。
• 清雾幽幽

  2020-10-30
  更重要的是，他指出禁绝政策并未考虑人身自由，工部局如借武力或政治力强制去除与游戏、运动或其他娱乐相关的赌博，是剥夺民众享乐和行动自由的权利。现下工部局计划利用公权力决定治下百姓公余之际该从事什么活动、该怎么花钱、该如何休闲，下一步是否就要限制民众吃什么、喝什么？简言之，工部局不应过度介入民众的日常生活。
• 清雾幽幽

  2020-10-30
  休士表示，上海人口拥挤，公共娱乐设施不足，公园狭小，既缺乏文化艺廊，博物馆又少得可怜，甚至连像样的市政大厅都没有，只有一个交响乐团勉强带来一些文化气息，而跑狗场正可提供租界急需的大众娱乐。明、申二园组织完善，每周可供1万~1.2万名民众消遣，不仅上海市民得益，从各地前来上海观光的华人也得到不少乐趣，因此没有必要禁绝。
• 清雾幽幽

  2020-10-30
  当时的华人回力球观众并不否认球赛好看，也不否认球员球技精彩，但是大家普遍相信球赛结果与球员身手没有必然的关系，谁人胜出是球场当局实现排定，只要能预先猜中当局的心思便可胜券在握。于是，一项观众性运动被彻底解构，观众舍球员的球技、体能状况不论，置球赛精彩与否不顾，全心琢磨如何运用才智与赌计以博输赢。此时，赌博已不是小赌怡情或下注助兴，反而成为观众入场的唯一理由，也是唯一乐趣。
• 清雾幽幽

  2020-10-30
  更重要的是，他指出禁绝政策并未考虑人身自由，工部局如借武力或政治力强制去除与游戏、运动或其他娱乐相关的赌博，是剥夺民众享乐和行动自由的权利。现下工部局计划利用公权力决定治下百姓公余之际该从事什么活动、该怎么花钱、该如何休闲，下一步是否就要限制民众吃什么、喝什么？简言之，工部局不应过度介入民众的日常生活。
• 清雾幽幽

  2020-10-30
  休士表示，上海人口拥挤，公共娱乐设施不足，公园狭小，既缺乏文化艺廊，博物馆又少得可怜，甚至连像样的市政大厅都没有，只有一个交响乐团勉强带来一些文化气息，而跑狗场正可提供租界急需的大众娱乐。明、申二园组织完善，每周可供1万~1.2万名民众消遣，不仅上海市民得益，从各地前来上海观光的华人也得到不少乐趣，因此没有必要禁绝。
• riye

  2021-07-15
  所幸异国事物除物品外，尚有各式组织与活动亟待研究。这些活动不同于定型的物品，它们在引人的过程中，因为环境或客观条件的改变，经常发生反应速度的变化甚至质变，从而使受者有更多机会予以重新解释与转化。为了更有效地分析文化转译，本书决定将焦点从洋货移至一项重要的西式活动一一运动（ sport），并借检视具有丰富文化意涵的跑马、跑狗、回力球等三项运动，分析文化移转过程中产生的变化。
• riye

  2021-07-15
  这些学者的研究，固然成功地展现了近代中国对外来物质的拥抱，乃至近代消费社会的形成，但其背后均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如何拣选并吸纳异国事物。换言之，只有中国与物品的两方对阵，没有物品本身的变化或物品背后文化来源的多重交锋，结果导致过于关注物品或器物本土化及在地化的路径，殊为可惜。当然，部分原因是研究对象为定型的物品或机构，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只能看到它如何被在地化或挪用，却无法观察到传入前与传后物品本身所发生的变化与文化协商。
• 盐汽水

  2023-01-26
  大约自1870年起，妓家最上层之长三、幺二便开始视跑马为展现其新装和新妆的最好机会。每当赛期将近，各家莫不置好衣裳，雇好马车，准备届时与客人同游。同时马车也有讲究，最好是四轮的轿式马车，高车驷马，所谓“四面玻璃、一行粉黛”，路人可一望而知。①有时没有客人相招，资产丰厚的妓女也不惜自掏腰包与姊妹携手同游。②她们的身影如此醒目，葛元煦在1876年形容上海跑马的情景时便道：“是日观者上至士大夫，下及负贩，肩摩踵接，后至者几无置足处。至于油碧香车，待儿娇倚，则皆南朝金粉、北地胭脂也，鬓影衣香，令人真个销魂矣。”®到了1880年代，看跑马更进而成为上海高级妓女“卜身价”的手段。在这几日，生意可以不做，跑马却不可不看，所谓“秦楼幺妓、楚馆荡娼，于此数日内深以不观跑马为耻，虑为姊妹行中鄙贱”。④既然要“卜身价”，便要相互竞赛、引人讨论，不仅比装扮，还要比马车、马夫、婢女、相好等。到了1890年代末，特别是花界“四大金刚”一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等人出现后，这种竞奢夸富的现象变得更为显著。当时马车流行的款式已从轿式一跃而为皮篷式（一种敞篷马车）。赛马期间，高级妓女不仅要包下最好的马车、跑得最快的马，以及风头最健的马夫，且为了出奇制胜，还开始鼓励马夫以彩绸装饰马身、马鞭及缰绳，⑤同时自掏腰包为马夫制作色彩鲜艳的制服，⑥搭配西式便帽，以与自244/异国事物的转译己的服饰搭配，讲究者并且要“日换一套”。0以1899年春赛第一日为例，“四大金刚”的排场分别为：“林黛玉着杨妃色珠边衫，坐黑轮皮篷，马夫蓝缎号衣，湖色缎镶，头戴外国草帽：陆兰芬品蓝黑珠边衫，马夫青灰缎号衣；金小宝墨绿珠边袄，坐黄色红轮皮篷，马夫蓝缎号衣与黛玉同；张书玉衣蟹壳青袄，马夫蓝缎号衣。”②赛马之日，这些高级妓女并不停在一处观看，而是“驾香车、携艳婢，驰逐于大马路、四马路之间”；③有时往张园...
• 盐汽水

  2023-01-26
  谭延闾生平好马，属于那种传统重马术不重速度的大家。1914年他在青岛第一次观看英式赛马时，一开始觉得这种比赛“狂奔斗捷，无甚意味”，但后来看到有一匹马起步时不求争快，以保存实力，待快到终点时才全力冲刺，终于脱颖而出，谭延闾对其颇为赞赏，认为它“尚有智术也”。①1915年谭延闾旅居上海，先后在上海跑马厅附近，或立于路旁，或在一品香番菜馆和新世界、大世界等游戏场楼上凭栏眺望，开始对赛马渐生兴味。②在远眺数年之后，谭延闾终于在1921年开始入场观赛。是年春，他与亲友先至江湾看跑马，大家根据报纸的预测下注，马票每张5元。他先以5元买第四次第四马的“独赢”，中得头马，但彩金仅6元8角。他解释说，这是因为“盖好马买者多，又与赛马只七匹也”。后又以5元买第五次第五马的“位置”，亦赢得头马，彩金仅5元8角。③此后他或往江湾跑马厅，或在上海跑马厅看跑马，每次必买马票，成绩有输有赢。一次他先赢后输，刚好打平，结束后在跑马厅附近的茶楼上品茗，优游之余忽然发出这样的评论：“西人之跑马正与乡人唱戏、聚赌同工也。”④乍听之下，此语颇为突兀，跑马如何与唱戏、聚赌同工，而且还“西人”与“乡人”相提并论？不过，如果考虑到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公众娱乐传统，便可猜想此语可能是因为跑马同时包含了观看和赌博的元素，正与唱戏、聚赌相同；也可能示一为城市人之休闲，一为“乡人”之娱乐，两者本质实一又或者对谭延闾这种传统好马的大家而言，此时英式赛马已不再是一种驰骋原野的马术，而是一种与看戏无异的公众娱乐。但赛马究竞还是与一般赌博不同，尽管同是搏输赢，但城市居民认为跑马体面、现代、光明，不必以一般赌博视之。1926年《申报》自由谈刊登的《赛马谈）便说道：“愿诸君以赛马作运动观、作消遣品，勿以赌博视之。即稍稍下注，赤须审慎，以验己之观察及判断力如何，如此则输赢不巨，胜固可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