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德国史

• 声声慢

  2020-12-18
  19890德国年”代表了场和平革命以及一场为这个新的国家实体而努力和调整的浩大工程。而随着民主德国加入业已扎根西方价值共同体的联邦德国，20世纪的德意志特殊道路也在东部德国得以终结。
• 声声慢

  2020-12-18
  从此，无论信奉何种宗教，拥有何种信仰与世界观，犹太人在德国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二等公民，成为享有很少权利的人。他们不得与“雅利安”德国人通婚、性交如果完全贯彻纳粹政府意愿的话，他们完全不可以与德国人有任何联系。但最可悲的误解来自为数不少完全被同化且通常已受洗的犹太商徳国人，他们对祖国法治国家的传统深信不疑，以至于认为即使存在种族法案的大量限制，但至少表面看来是安全的，仍有继续维持在狭小的空间内“有序”生存的可能。但事实上，能求得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流亡。
• 声声慢

  2020-12-18
  歧视、剥夺和迫害犹太人的过程在纳粹政权建立的头几个月就已经开始。它一方面作为行政行为加以执行，并以行动高效而为人目，在这种数被公众视为“井然有序”，因而被误认为是合法行动。但另一方面，迫害犹太人又绝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行动，而是一个不断深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它除了影响国家和纳粹党之外，还渗透进德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一且对此有所放缓，则几乎总是出于帝国政府在外交和（对外）经济上的顾虑在反犹政策的第一阶段一一它一直持续到1938年1月9日“水晶之夜”，简单来说可以明确为国家操纵下歧视、剥夺犹太人权利的三个步骤：在纳粹夺权之后就立即展开对德国犹太人赖以生存的经济和职业基础的进攻1933年4月初，犹太人商店到封禁，律师和公务员被排挤出各自的工作岗位。第二步是借助一种种族隔离政策将犹太人排除在公共社会生活之外：犹太人被禁止使用各类公共设施，如游泳池、市场、图书馆，不少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一马当先，冲在前面。最终，通过1935年的《组伦堡种族法案》从司法角度将对犹太人权利的剥加以标准化和系统化。该法案通过在有司登记且可以被查证的宗教信仰结合种族因素来确定谁是“犹太入”，正如劳尔・希尔贝格（Raul Hilberg，1926-2007）准确无误提示出的那样，它构成了大屠杀的第一个必要步骤。88
• 声声慢

  2020-12-18
  ...希特勒在这个题上赚到了便宜：当他开始掌权之际，经济大萧条的最低点已经过去。从1933年底开始，可以被感党到的经济繁荣第一次让一种“正常生存状态在随后的几年间成为可能：有规律的工作、组建家庭的机会以及少量的休闲活动。这些长期缺位，甚至对很多人来说根本就是人生中初次体验到的稳定因素，也使得非纳粹党籍人很容易容忍政府的政治独裁诉求。
• 声声慢

  2020-12-18
  在1935年以前的德国军队称为“ Reichswehr，此后更名为" Wehrmacht"（字面意味武装力量）直至1945年纳粹统治结。②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初虽然设立国防部，但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权掌握在陆军统帅部（ （Heeresleitung）及海军统帅部（ Marineleitung）的长官手中。
• 声声慢

  2020-12-18
  导演普鲁士旧精英与“民族主义革命”和解仅仅两天后，希特勒就得到了他想要的：3月24日公布的《授权法》（ Ermachtigungsgesetz）赋予他无须得到国会批准也可颁布法令的机会。从此刻起，在德国，按照法制国家标准按部就班进行立法的过程已不复存在，法律自此可以像法令一样颁布：由部级机关负责起草，偶尔会有争议产生，或者对内容进行删减，但它本身也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意志表达以及新政府对权力要求的形式。
• 声声慢

  2020-12-18
  1933年3月5日的国会选举业已显示了纳粹恐怖的迹象，但同时也是在一种被纳粹宣传掩饰、跃跃欲试的气氛中举行的。在此背景下，一个突出的事实却是即便如此，也只有不超过一半的德国人-即43。9%的选民将选票投给了希特勒。这让希特勒感到失望：为了在国会取得获准修宪的“授权法”所需要的三分之多数票，他不得不与除盟友外的中央党合作，该党凭借112%的选票始终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
• 声声慢

  2020-12-18
  ①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初，由于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党、代表左翼自由资产阶级的德意志民主党以及天主教中央党在国内占据多数，形成了三党执政的“魏玛联盟”。大联盟则是在此基础构成了从左翼的社民党到右翼的德意志人民党的泛政党合作，它主要出现在1923年施特雷泽曼内阁与1928-1930年第二任米勒内阁时期。1930年3月，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这联合内阁围绕失业保险金的提案出现重大分歧，大联盟政府因此彻底破裂，社民党籍的米勒也于3月27日正式辞去总理职务。
• 声声慢

  2020-12-18
  希特勒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他本人也无法左右的各种前提条件。这些条件不仅包含了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党的危机，更确切来说是源于退至1929年起获得权力的政治势力，这股势力围绕在年逾耄耋的总统兴登堡身边，以去议会化为目标，力图改变魏玛宪法的权威性。
• 寒寒寒蛩

  2020-11-22
  1989/90“德国年”代表了一场和平革命以及一场为这个新的国家实体而努力和调整的浩大工程。而随着民主德国加入业已扎根西方价值共同体的联邦德国，20世纪的德意志特殊道路也在东部德国得以终结。这一原本就不稳定的特殊道路，曾经被深刻对立所撕裂，却又满怀希望地踏入20世纪，自觉比邻国高人一等；然而作为大国的失败最终又导致其坠入傲慢与种族妄想，德意志民族国家到1945年时似乎气数已尽。然而到1990年，它又在一个正在迈向统一的欧洲内部获得了新的机会，而事实上统一后的德国似乎也已稳健地迈入新的世纪。担心德意志民族国家重新在欧洲中部崛起而引发摇摆于东西方之间的政策的旧趋势，或是担心其他“特殊道路”企图死灰复燃，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证实。“柏林共和国”在西方联盟中拥有了稳定的一席之地，而作为整体的德国在经历了贯穿整个20世纪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之后完全融入了西方。
• 寒寒寒蛩

  2020-11-22
  回顾德国民族主义与纳粹政权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总的来说是耸人听闻的：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德国人让整个欧洲都充斥着暴力与种族灭绝。但现在他们不得不承担这一后果，对东部地区及民主德国的民众来说尤其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50年代中期清楚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特殊道路”走向灭亡。德国人为其倒行逆施付出了历史的代价：一面是丧失东部领土，一面是长期的国家分裂。
• 寒寒寒蛩

  2020-11-22
  纳粹政权的其他特征还包括对社会底层做进一步动员、经济扩张以及30年代后半期昙花一现的稳定局面。事实上，就其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而言，并不能推导出这个政权仅仅依靠刺刀的错误结论。由于纳粹在夺权后几乎立即采取迫害措施，使得人们很容易忽略这样的事实，即绝大多数的德国人已完全做好适应新环境的准备并且从稳定体制中获取利益。相反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克服失业问题的意义并不能被高估。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希特勒在这个间题上赚到了便宜：当他开始掌权之际，经济大萧条的最低点已经过去。从1933年底开始，可以被感觉到的经济繁荣第一次让一种“正常”生存状态在随后的几年间成为可能：有规律的工作、组建家庭的机会以及少量的休闲活动。这些长期缺位，甚至对很多人来说根本就是人生中初次体验到的稳定因素，也使得非纳粹党籍人很容易容忍政府的政治独裁诉求。这同样适用于工人阶级，他们在工会组织被破坏之后又被德意志劳工阵线（DAF）组织起来。
• 寒寒寒蛩

  2020-11-22
  1933年4月7日的《重设公职人员法》以及之后1937年的《德国公务员法》使辞退“非雅利安血统”和“不可靠”公务员成为可能。在不能进行直接解雇或进行纪律教育的地方，被政治工具化了的公务员法对继续留任的公务员构成了持续的政治同化压力。除此之外，纳粹政权对经过整顿的国家行政机关的继续侵蚀和瓦解也十分突出。希特勒不仅设立了多个旨在以特别方式实现纳粹目标的新部门，如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的国民启蒙与宣传部，或戈林的帝国空军部。此外，希特勒统治技巧的特点还在于一再从行政序列中分离出特别行政部门，并为其分配横向工作任务和职权。这类特别行政部门的领导一般不隶属任何部委，它们更多是只对希特勒负责，并因此享有一种“直接听命于元首”的直属地位。［……］此外还有数量不容小觑的纳粹党的党内职位，它们同样具有各种特权，部分还构成了与国家行政机关的竞争关系。这里首当其冲的是各省党部首领及其机关。这些党部头目几乎清一色都是“老战士”，自视为希特勒在中级行政区的“总督”，这些地区与“元首”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效忠关系。一个省党部首领完全可以成功按照各自的性格和执行力在自己领导的区域内获得无限权力，并建立起一个小型的“元首国家”。
• 寒寒寒蛩

  2020-11-22
  在当时［按：指20世纪20-30年代之交］，经济发展危机初现并随之在两战之间形成社会对立，并不仅限于德国一个国家。而在其他国家对于政党、议会和政府调控能力及解决问题能力的要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用经济危机、失业和大众的贫困作为解读最终终结于希特勒的德意志特殊发展道路的论据并不充分。更确切来说，德国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在于它集合了欧洲普遍存在的共性与（德意志）民族的特殊个性，亦即它交织于危机经历与特定的文化阐释模式。因此，在魏玛时期的文化和科学中就能观察到一种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趋势：无论是由新教牧师和神学家广泛传播的本民族历史中神迹自现的观点，还是为推动所谓“德意志”物理学的努力——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此类狭隘举动时时证明着人们很容易受以民族主义甚或是种族主义之名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并非所有这些思潮都产生出纳粹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在精英的理性主义和平民的纳粹运动之间存在着一道至少看上去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希特勒和纳粹党明白，在德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尚存的情况下，强调数百万人社会地位降低的经历与提出大规模的民族耻辱感具有同样的煽动性。
• 寒寒寒蛩

  2020-11-22
  我们不可以忘记威廉时代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巨大变革压力与适应压力。在所有欧洲大国中，德国经历着最急剧的转变和最深刻的对立。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它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过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自然风光、商业世界、社会关系、道德纽带和政治格局均发生了变化。正如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1860-1919）在1904年所指出的那样，“每个人都有改变旧思想的内迫力，即摆脱旧环境的渴求。”因此，当时一部分德国“过渡人”——人们对威廉帝国这代人的称呼［马丁・德里（Martin Doerry）］——面临这种适应任务感到力不从心也许就并不让人为之惊讶了。因此，在一个传统价值观越发遭到质疑及稳定的价值导向标准一再缺失的时代，权力国家和民族轻而易举地成为一种宗教的替代形式。
• 寒寒寒蛩

  2020-11-22
  现代化时代是否存在着一条德意志“特殊道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史学界看来这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但在20世纪初，可能许多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都会对此间题持肯定态度。只有少数人认为西欧民主的那套机制才能够解决德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难题，而多数人在西方文明中看到了堕落的征兆与功利主义的毫无节制。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普鲁士—德意志的“天命所在”，它似乎锻造出一个属于未来，结合了文化与权力、专制与自由、传统与现代的综合体。这一综合体所夹带的意识形态成就了这个民族国家：它的统一保证了一个强大国家的形成，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并为德国人保障其应得的“阳光下的地盘”。 建构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思想根源尤其根植于历史主义，而历史主义的特别之处是强调与普遍性相对应的特殊性。但除此之外，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深刻不信任的体现：大部分的德国精英彻头彻尾地反对工业化的现代大众社会所代表的利益多元化。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似乎极为轻易地蜕变为财阀统治与党同伐异；代表个人利益的组织及其所取得的集体性成果则被直白地斥为功利主义的有害的时代思想。但也正因为如此，促成了建立一个强大国家观念的形成：这个国家的政体形式是君主制，国家的职能是作为“超越党派（利益）”的集体福祉守护者，以此保护集体福祉，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分治。因此，这样一种对民族国家观和历史的理解，也表现出对撕裂民族和国家关系的内部冲突的深切担忧，这些冲突可以是社会的，或是世界的、国民的，或是宗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