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沦陷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8-10-23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原先是俄罗斯的一家企业，日本打败俄罗斯后于1906年得到它，并假惺惺地表示由俄罗斯承建南满铁路。“满铁”迅速全面发展为一个包括铁路、交通服务、生产、投资和经济研究于一体的大公司。1940年代，“满铁”发展至顶峰，职员有20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日本人。这就是中支派遣军签订合同的公司，用“满铁”的职员从事重建中国占领区的政府、社会和经济工作。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8-10-23
  可是建立什么样的占领区呢？是组建另一个“满洲国”，由日本人亲自建立行政机构，安排中国人和满洲傀儡建立个殖民政府？建立这样的虚体不是日本政府的初衷。尤其是日本海军，一直抵制在亚洲大陆派驻部队保护另一个傀儡政权，因为这需要承诺给予军事上的支持，会减弱日本在其他地区的行动能力。·······然而，随着国民政府的败退而不是投降，日军选定的“中支”面临的却是一个政治真空。如果中国人要返回的话，这个政治真空必须填满。国民党内没有出现派系来组织另一个政府，日本人不得不亲自着手此事。日军在长江三角洲首次一边进行全方位的战争，一边征召合作者建立新的、顺从的政权。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8-10-23
  战场上的胜利使大多数人在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之间摇摆不定。东京最高指挥部于1937年12月1日下达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项指示，一项给“北支派遣军”（the North China Area Army），命令它在北京组建政权机构；一项给中支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让他夺取南京。有了这些指示，战争由迫使中国政府让步的惩罚性入侵，转移到推翻国民政府的统治，代之以日本指导下的政权。至少上海特务部一个军官将攻打南京的命令看作是彻底改变军事方针，即否定了军部温和派的主张：限制或倡导和平方式解决中日冲突。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8-10-11
  虽然每个“宣抚班”职员需要处理各地偶发的特殊事情，但总体而言，各地的“宣抚”过程大同小异。然而，研究这段历史令我吃惊的不是“宣抚”工作的雷同，而是在日本占领的每一个县、每一个地方都有一部分的头面人物按其商人的本性前来和新政权做交易，每次谈判都有其特殊的安排，然而，最终的结果都极为相似，即“占领政府”的组建。尽管如此，注意这些细节是有意义的。只有通过细节，我们才能判断地方头面人物的所作所为，他们有时顺从，有时抵制，一个“占领政府”是不那么容易接受通常的安抚方式的。只有通过细节，我们才学会质疑想当然的事，并且认识到将抵抗和通敌视为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两极是很少与事实相符的。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8-10-11
  第一个主题我称之为“外观”。······“外观”意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为什么合作政府不具有合法性，而且不能行使行政权力。······第二个主题是“成本”。······合作者要恢复地方经济，重建税收体系，满足占领者的物质需求。普遍的看法是合作者在做这些工作时，顺便也为自己捞取了财富，因此又增加了另一项成本，这也必须由地方财政来负担。······通敌合作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相遇时的一个可能选择，但那些没有选择合作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免于同双方的瓜葛和纠缠。“共谋”——本书的第三个主题，主要探索所有无法逃避但又不得不卷入地方政治舞台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如果给合作者下这样的定义，即他们是被迫与占领者一起工作的人，反之，即非合作者也间接地与日本占领者和合作者发生关系。······因此，拒绝合作的人被迫对占领者做出一些让步，且必须对合作者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每个人，甚至那些抵抗者，也不得不卷入合作政治所编制的网络。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8-10-11
  我们不像民族主义这叙述的那样，从遗留下来的“占领政府”档案里来寻找合作者的堕落，而是从基层、从一开始来探索合作的过程，那时，没有人知道入侵在空间上将会延伸多广、在时间上将会持续多久，而且也没有人知道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利益地交织会变得那么复杂。战争和占领是日本从上面强加而来的，当地方人士被迫应付时，合作便产生了。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8-10-11
  兵役年龄的男性都被枪杀或被抓去做壮丁，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士兵或准士兵。生育年龄的妇女被强奸或者强迫其做妓女，因为她们是国家人口的来源或将为国家带来人口。因此，强奸的大规模上演是作为一种征服的象征，这不仅仅是男性性饥渴的释放，它还是一种羞辱的行为。日本兵强奸的是中国女人的身体，但羞辱的是中国的男人，这证明了他们在各方面都没有能力。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8-10-11
  考虑到中国政治的现实，政府权力总是被置于地方社会之外。中国政府经常由外民族入侵建立，如蒙古族、满族，尽管在战争期间，汉族人民从事抵抗活动，但一旦征服完成了，地方上的民众大体保持着一种事不关己的心态。日本“占领政府”的建立较少依赖于合作者的动机——这通常是判断某人是不是背叛“中国”的试金石——大多取决于不得不合作的结构性环境，不管这种说法是有助于还是阻碍我们理解这一时期吉凶难卜的社会状况。我在前文就指出，是占领导致合作。占领给特定的地方精英群体提供了一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没有的、前途未卜的机会。······更为明显的是，日本占领者是通过关闭正常的政治流动和政治沟通的渠道来建立合作政府的，代之以一个全新的体制，尽管这个体制是新老职员组成的混合体。正因为此，我没有选择“合作政府”（collaboration state）这一术语（纯粹指与占领者一起工作），而是用了“占领政府”（occupation state），意思是说，在保证占领当局的利益前提下，建立一个政权来管理占领区。合作是已准备好的政治节目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与占领政权的结构和对“占领政府”的认可没有多少关系，在“占领政府”中，通常必须是占领者亲自到场。······合作者认同“占领政府”可能只是一种伪装，用来掩饰占领者为答谢其服务而奖励的名誉和金钱，但金钱不是驱使一些人服务于“占领政府”唯一、必要或决定性的因素。············使用“占领政府”这个术语是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合作行为，这样分析的好处是，将这种错误的道德分析方法转换成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包容的更广泛、更复杂的解释模式，但却不声讨其中任何人。······我们不是要指名道姓地列出谁与日本人打过交道，而是通过这些“交道”来分析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好还是坏。此外，还要探索在通敌和抵抗这两个极端的选择之间存在的广阔的中间地带。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8-10-11
  1980年代以来，在欧洲，伴随着人们对战时合作行为的强烈兴趣，学者们开始争论“合作”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这个词包括所有的合作行为，主动地、被动地与占领者一起工作，也就是说，能使占领维持下去的一切行为都包括在内。另一个极端也是最狭隘的定义，是将这个词的用法严格限制在执行占领者的任务和认同占领者的意识形态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建议使用更专门的“collaborationism”一词。第一个定义将生活在占领区的每个人都变成了合作者，这不利于在战争中没有选择余地的普通民众；“collaborationism”一词的发明，给自愿通敌者贴上了标签，此举保护了占领政权下的大多数民众，不指责他们出卖国家利益。但它并没有使较通常意义上的“合作”作为一个问题而消失，而只是把它限定在占领政权机构中工作的中国人。不同的解释确实能将不同类型的合作者区分开来，但却给广泛谴责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敞开了大门。
• Brasidas

  2018-03-14
  那些被特务部安排出任领导的人，要么是品质极差的旧领袖，要么是没有创新思想的新来者，占领政府没有社会和文化网络使老一辈起作用，或使新一代合法化。...在基层社会普遍执行的高压政策，且无力与在野地方头面人物结盟，侵蚀了这这种权威。这种侵蚀作用大大帮助了共产党，使其在战后获得了基层社会的统治权。当比外国军事占领更长远的政治力量走上舞台时，地方遗老的合法性和政治活力无论如何都会走向消亡。军事占领确实加快了这一进程，它消除了那些留下来的甚至没有参与合作的地方头面人物的合法性权威，这导致战后归来的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与地方权力的联系。...共产党没有借助于地方头面人物的威信，而是依靠严密的纪律、自上而下绝对服从的政策，以及足够的力量。一旦内战的应急措施让位于常规化的政治控制，共产党便能取而代之。合作者为这一结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独立时代

  2017-12-05
  当一个人处于自身无法控制也无法明白的环境中，其行为有很多的模糊性或矛盾性，我们不能仅凭一点就来判断他是通敌还是抵抗。身处乱世的人们，也许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只是尽最大努力为自己也为周围的人活着。
• 飛渡先生

  2016-03-26
  无论合作的原因多么复杂，与英勇的抵抗者以及设想的畏缩的通敌者相比，现实里的合作在效果上更模棱两可，在运作中更困难。模棱两可和困难意味着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强加的道德要求来推断处于仓促条件下人们行动的原因，亦不能仅仅根据参与者不能预测的结果来评估他们的行为。
• 飛渡先生

  2016-03-26
  在通常情况下，留下来的人在通敌和抵抗的选择上，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
• 去痴

  2018-11-07
  日本人从“同文”这个较深层次上来认同中国，似乎只增强了其文化来源于中国的焦虑感。自日本开启现代化运动以来，他们一直不遗余力地抵制这种观念。提出“同文”，在他们看来，将取得辉煌成就的日本置于贫弱落后的中国之下，是在抬举中国人。
• 去痴

  2018-11-07
  加藤是第二批从大连来到上海的“宣抚”职员。他在外滩青衿银行（the Seikin Bank）上面的满铁上海事务所住了十来天。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8-10-23
  1943年，一位被遣返回国的美国人，如此刻画他所认识的、为“占领政府”工作的人：他们“不是某个特定的阶层，而是机会主义者、保守分子，以及那些因这样那样缘故失意于蒋介石政权的人”。特务部官员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形势及他们的可靠性问题。一个被派到山东做“宣抚”工作的官员抱怨道：“如果我们仅仅在征服区找个清朝遗老，将县政权交给70岁以上的‘县知事’，那么我认为我们所从事的政治，与蒋介石时期的政治相比，至少落后50年。”使“占领政府”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是“比国民党再向前迈一步，用新的精神作为政治的思想基础”。“宣抚”工作正是在这个方面失败了。具有创新意识的国民党党员没来合作。那些被“特务部”安排出任领导的人，要么是品质极差的旧领袖，要么是没有创新思想的新来者，“占领政府”没有社会和文化网络使老一辈起作用，或使新一代合法化。······日本人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占领政府”会累积一些权威。然而，它在基层社会普遍执行的高压政治，且无力与在野地方头面人物结盟，侵蚀了这种权威。这种侵蚀作用大大帮助了共产党，使其在战后获得了基层社会的统治权。当比外国军事占领更长远的政治力量走上舞台时，地方遗老的合法性和政治活力无论如何都会走向消亡。军事占领确实加快了这一进程，它消除了那些留下来的甚至没有参与合作的地方头面人物的合法性权威，这导致战后归来的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与地方权力的联系。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共产党政府，共产党没有借助于地方头面人物的威信，而是依靠严密的纪律、自上而下绝对服从的政策，以及足够的力量。一旦内战的应急措施让位于常规化的政治控制，共产党便能取而代之。合作者为这一结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8-10-23
  这些“县知事”对统治区域到底控制到什么程度，则是另一回事。很多人发现，虽然日本人将对手国民党赶出县城，但却并没能将其驱除出县境。在日本人不易到达的地方，国民党的政权以不同方式继续存在，且运行良好。1938年蒋介石国民政府一份报告指出，被战争影响的796个县中，国民政府不能行使权力的只有59个。尽管这个数据有点夸大，炫耀国民政府的控制程度，但它确实表明了日伪南京中央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极其有限。“维新政府”的日本顾问也提供了不太精确的相关数字，这也部分证实了当时的情形。他们统计的数据是：1938年底，“维新政府”任命的“县知事”情况是：江苏21个（其中长江以北只有一个），浙江12个，安徽10个，总共43个。43和59之间的差距由“自治会”来填补，由当地日本驻军保证他们的安全。这表明日军推进到哪里，“占领政府”才能延伸到哪里，其范围一般不会远离县城城墙。通常的情况是一县之内有三个不同政权任命的行政机构：“维新政府”在县城内，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山区的某个地方，三者之间相互竞争。因此，1940年初的镇江由郭志诚“知事”代表“占领政府”，占据县城；庄培方（音译）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县长，盘踞在西南一带的山沟沟里；共产党县长李培根建立的县政府活跃在本县的东部地区。在日本占领中国期间，三者各据一方，分别行使各自政府的权力。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8-10-11
  谴责那些一直与日本占领者合作的中国人卖国求荣，可能曲解了中国文化背景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占领政府”的头头们确实发表声明，支持日本人的泛亚洲主义论调，但很难发现哪怕是为数极少的、实质性的证据来证明他们认真考虑过日本人的战略目标。很多支持日本的人基本上是希望赶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不是真的接受和认同日本人的理想。中国的合作者和日本人都将合作看作是一种工具，前者还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或许就是汉语语言很难造出类似英文“collaboration”（有贬义）一词的原因。在沦陷时期，所有的中国合作者都认为日本的战领是临时性的，他们在等待占领的结束，直到国家主权完全回到中国人手里——更确切地说，回到他们自己的手中。
• 从前有个鹿克思

  2018-10-03
  与法国人相比，中国人接受占领事实方面还远远停留在早期阶段。一方面，日本人从不澄清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罪责。也从不为在中国犯下的侵略行为提供补偿，这使中国人继续感到恼火和耻辱。另一方面，许多中国人也不打算审视他们受难和抵抗的集体记忆之外的东西，而去追问战争期间的占领区内大多数民众在做什么。对海峡两岸的政治精英而言，抵抗的神话一直是强有力的道德武器，他们利用这件武器来继续维持战后的统治。国共两党各自声称是本党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他们都将自己的道德合法性——也就是他们统治的正当性——投注在这个上面。然而对这场战争思考，还不止于此。自战争以来，很多中国人身怀民族的羞耻感，战后中国政府的治国无方更加剧了这种羞辱感。然而，因为执着于日本人拒不承认错误，拒不偿还债务的意识，使得中国人并未仔细审查自己政府过去的行为和历史：打破关于那场战争的一般流行观点，稍稍转移对外部侵略者的谴责，并对20世纪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所作所为承担起责任。这有可能会暴露出隐藏于这些观点背后的政治精英的个人利益，无论是革命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利益。
• 九曜秋叶

  2017-02-19
  1937至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是完全另外一回事。维持占领的费用庞大，而从这些支离破碎的占领地区汲取财富和资源的前景黯淡，且贯穿战争始终。中国当时现代经济部门极其不发达，以至于不能快速产生汇报；其通信设施落后，以至于不能执行高压政治；民族主义力量又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日本占领者不支付巨额镇压费用就无法进行经济剥削。.......我们不知道合作者是否合算，但占领者确实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