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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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MAN2024-02-11在帝制时代，皇帝之意与朝廷之令常有着不可避免，甚至有意为之的混淆。不过，至少在唐宋时期，皇帝本人的批示与以其名义发布的正式命令之间，还是有着明显区分。以皇帝名义而下的命令，隋唐称“王言之制”，宋代还有“命令之体”的称谓，这都是指正式的诏令文书。宋代皇帝的意志，在最初并非正式的命令，而是要先批示给宰相机构或学士院，然后才以正式的“命令之体”行下。在这一过程中，命令由经历了由“私”向“公”的转化。在这一背景下，徽宗朝大量出现的以御笔、御笔手诏为名的文书，其属性就非常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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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MAN2024-02-11但本节一再强调，御笔名目改变的不是皇帝命令的颁行实质，而是外在面貌。这主要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达，强调徽宗自己与所谓“圣治”或曰“盛世”之间的联系，而不是要万机独断、主威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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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MAN2024-02-11但本节一再强调，御笔名目改变的不是皇帝命令的颁行实质，而是外在面貌。这主要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达，强调徽宗自己与所谓“圣治”或曰“盛世”之间的联系，而不是要万机独断、主威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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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MAN2024-02-11总结从内批、手诏到御笔、御笔手诏，最主要的变化不是出令的方式，而是命令呈现的方式——必然以瘦金体书；更为严格的行下之限；更为隆重的载体；在石刻上主要呈现御笔诏书本身，而尽可能省略其产生的过程。因此，御笔、御笔手诏，主要是突出了君主本人，而非宰相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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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MAN2024-02-11“御笔手诏”与普通“手诏”或诏书相比，最大的不同也是突出了其“御笔”的特点。御笔手诏与普通诏书的最大区别，就是这种外在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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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MAN2024-02-11综上所述，从“奉圣旨”到“奉御笔”，最大的变化有两点：一是必须以瘦金体行出，二是有各种严格的禁令强调御笔的不可抗性。归根到底，这些改变并不涉及文书的运行过程，“御笔”不等于皇帝直接指挥有司。不过，“御笔”却通过一种极为显眼的方式，突出君主个人在命令中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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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MAN2024-02-11在徽宗朝政治史上，关于蔡京的任用一直是徽宗的一个难题，这一难题在政宣时代终于得以解决：一方面是蔡京自宰相而成为“公相”，被置于政治制度的顶端，在政治路线、重大决策中仍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通过治事频率、宰执配置等安排，精确、有效地控制了其权势，避免了崇宁、大观时期一再上演的“弄权”问题。君主如何实现对权力的实际操控，这是王朝政治史研究中一个乏味却难以回避的问题。除了权力象征外，君主的手段无非制度与人事两方面。在制度上，主要是中枢权力如何分割，宋史研究者常提到的二府制、三省制，皆指在同一层级进行以事任或程序的分工。就人事而言，研究者常用“异论相搅”来描述某些人事安排。政宣权力格局的基本精神也是上述两个方面。但是，在政宣“公相”以及元祐“平章军国（重）事”制度中，北宋晚期的权力分割不再限于同一层次，而是致力于建设一种有差等的中枢格局：越往上的层级，所处理的事务范围、参与决策的频率越受限制；可谓地位越高，权力越有明确的边界。在这种格局下，“异论相搅”也主要存在于不同的差等之间，特别是宰相之上的“贵官”与普通宰相之间。这与通常理解中的越往上权力越集中有一定的差异。这是徽宗朝的统治方式上一个比较有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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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MAN2024-02-08经历了哲宗亲政以来此番政治洗礼的士大夫，其气象与他们的前辈已截然不同……建炎元年（1127）的诏书感慨：“朕惟祖宗创业守成垂二百年，涵养士大夫至矣。靖康变故，仕于中都者，曾无仗节死难之士，而偷生取容何其众也。甚者乘时为奸，靡所不至，实为中国羞。”王朝大厦将倾之时，最高政治舞台上的“士类”，全无北宋中期士大夫那样的担当。这种士风堕落、人才凋零的状况，在有的学者看来，关键在于士大夫阶层的两重性：既在理念上追求高尚的人格，又在经济上依附于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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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MAN2024-02-08庆历新政至熙丰变法时期，是“两宋文化的高峰”，宋学中最著名的人物、重要的著作，都产生于此时(249)。可以说，哲宗朝之前，是北宋议论最盛、文字最盛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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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MAN2024-02-08重修实录、编类章疏、看详诉理文字诸事，是政治整顿的手段，其最为核心的特质，是以“文字”，即出于士大夫之手、涉及神宗朝政事的各种文类为对象，包括史撰、行状、章疏、案牍。这样的话，哲宗亲政以后的政治整肃，不限于肃清传统意义上的政敌，更是对士大夫的议论、思想、立场的审查，因此对官僚队伍思想整肃的力度，是此前的任何政治整顿所不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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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MAN2024-02-08绍圣重修《神宗实录》可与北宋历史上重修《太祖实录》作一比较。重修《太祖实录》时，除了补充史料外，政治上的考虑有二：一是解决太祖本人称帝的合法性问题，以“宋受周禅”代替“兵变夺国”的形象；二是为宋太宗兄终弟及正名(204)。这些都只涉及皇帝的合法性问题。但是，绍圣重修《神宗实录》的上述做法，内容上不是为了补充史料，而是借史料择取重新评价政治是非；而且，绍圣修史虽然号称意在显明先帝“盛德大业”，但矛头所指其实是士大夫如何思考所谓先帝之业，即士大夫的政治立场，因此不单是修改实录中的记载而已，更是将实录、材料之文字与史臣、作者对质，其得罪轻重便系于其文字。当然，《实录》改修所涉文字毕竟有限，参与纂修、提供材料的士大夫也有限，但一般臣僚皆有章疏，故哲宗亲政后，对它们的“编类”，是比重修《神录》更有冲击力的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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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MAN2024-02-07当研究者探讨中国中古政治家的思想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并非不注意政治家的实践，而是将其思想、实践视为一种定格的事物。在帝制政治体制中，政治家所能发挥的创造性始终是有限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并不是总能提出别出心裁的政治理论，而是能将固有的政治主张作不同的强调、不同的组合。这是中国中古政治理论的特色所在。孤立地看司马光的任何一项政治主张，根本不会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引人之处在于，司马光不断地思考着解决政治难题的方法——即使他武器库里的选择总是那么有限。到了晚年，他坚信找到了将政治秩序永恒地维持下去的武器组合；他相信自己经历、考虑了破坏政治秩序的主要危险，并找到了解决方案。司马光是历史学家，心目中最主要的政治问题是王朝的兴衰起落，所以他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能够避免本朝的衰落，这是他一生所致力于解答的问题，而他在晚年所得到的答案是：一个理想的君主可以保证政治正确，一个多元意见并存的政治局面可以保证君主不选择歧路，德行为先的选才策略可以保证多元意见不伤害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一组合，就是司马光的建设性所在。理解了这一“建设性”，司马光对新法的“破”就更容易理解了：罢废新法就是为了恢复一个有效的政治体；进而通过当下的努力，该政治体中的君主是理想的，各级臣僚也选择合理，上下各位置的人都发挥作用——这就是一个“虽亘千万年无颓坏”的“巨室”(194)。正是这种理念，使司马光坚信全面、快速罢废新法是必须，且其副作用都是可以忽略的，有人提醒他更张熙丰法度可能会有后患，司马光的回答是：“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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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MAN2024-02-11从钱物的角度来说，应奉系统的出现，是徽宗朝财政中央化大背景下的一环——徽宗朝解决财政问题的最大“奥妙”，就是在财政分配上施行“弱外以实内”的财政中央化政策；在敛财手段上则把征榷这种“间接税”推向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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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MAN2024-02-11为了建立独立的财源，东南、京东西的公田是一个手段，但其实是苛暴虐民之政。相比之下，更为“成功”的其实是“所收至微，所得至多”的宣和应奉司诸色钱物，它们与经制司的七色钱一起，试图在不打乱王朝财政，又不明显增加民众负担的情况下，整合零碎钱物，获得一条新的利益之源。这是危局之下的财政，对于徽宗朝来说，这一努力没有能挽救自己的崩溃，但却在南宋提供了关键的财政收入。某种程度上，应奉财政体系的独立过程说明了徽宗朝政治体制的“创造性”所在，这是由方腊起义倒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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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MAN2024-02-11应奉司钱物虽然源于应奉，但在徽宗末年真正成为王朝一个新的财政系统。上表也可非常清楚地说明：应奉司与经制司共同构成了一种新型的财赋征调方式。南宋的经制钱、总制钱，其实就是在徽宗朝经制、应奉司诸色钱物的基础上扩展而来的，成为南宋户部经费的最主要来源(283)。到了南宋初年，臣僚非常赞扬经制司的敛财方式，前面也引过了——“取之于微，而积之于众，求之于所欲而非强其所不欲”“所收至微，所得至多”“无害于民，贤于缓急暴敛多矣”“敛之于细，聚之则多，而实不害于民”等等。即整合零碎的财源，汇细微而成大宗。但是，出于对北宋灭亡的反思，南宋人当然不会对应奉司也进行类似的褒扬。徽宗朝的应奉，对于北宋的崩溃确实有相当直接的作用，但宣和应奉司与经制司所开创的新的财赋征调方式，又为南宋重建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财赋基础，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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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文克劳督点检2021-04-05综上所论，在元祐政治中，真正能说明问题的不是苏程（或洛蜀）相互之间的矛盾，而是他们二人为什么共同成为批评、警惕的对象。这不是洛蜀朔入党争、元祐党内部分裂这样的说法能够解释的，而是一种流行的政治情绪的反映：在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参照下，“安静”成为一种主流的政治追求；而对“安静”威胁最大的，就是苏轼、程顾这两位文宗、儒宗，他们与王安石的相似性是如此地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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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dwerra2016-10-08先是，颐赴讲，会上疮疹，不坐已累日。退诣宰相，问曰：『不上御殿，知否?』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上疾而宰相弗知，可为寒心。』翌日，吕公著等以颐言奏，遂诣问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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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dwerra2016-10-08曾布：“近经服药，再伤动化，固须如此。然不可劳动，自延和至崇政甚远。”哲宗：“亦不妨，欲更一两日后殿视事。”曾布：“更三五日亦无妨。”哲宗：“不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