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的变革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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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年轻姑娘索要高额彩礼的真正目的是为将来的小家庭积聚更多财富。1989年的一件事,使我注意到了新郎在彩礼上涨中起到的作用。有个年轻人鼓励他的意中人向自己的父母索要高额彩礼。据说,他告诉姑娘一定要得到4000元的干折,否则她就不干。他说,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从他妈那里要到钱。而另一方面,他对家里说,除了这个姑娘他谁也不娶。结果,这姑娘果然得到了所想要的一切,而且他们结婚几个月后就分家单过了。村里有人说,小伙子在订婚之前已经打算好了分家。有人还告诉我,这件事情并不算太特别,因为近年来许多小伙子嘴上不说,暗地里都这么做。这里面包含的重要信息在于,如今村里许多年轻人恐怕在恋爱之前时就已经在计划其未来的小家庭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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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在新的系列分家方式中,先结婚者(一般是长子)结婚后不久便于妻子离开其父母的大家庭另立门户。但是,家产却不能分,因为还有一个或更多的儿子未婚。次子结婚后照样搬出单过;这一过程会反复多次,直到幼子结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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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下岬村的住宅装修热正是在阶级差异和个体差异这两个层面上突破了传统文化的局限。这也是说,下岬村民是将过去唯精英阶层才具备的私人空间及个人隐私的观念变成了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并以较为平等的新型私人空间安排取代了过去的等级化空间关系结构。通过营造专属自己的一方天地,村民实际上参与了私人生活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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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住宅不仅仅是物理意义的空间,同时还包括社会空间;在房屋结构的背后蕴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空间原则,人们就是通过这些原则来组织日常生活和界定人际关系的。因此,分析下岬人家庭空间的变化,就不能局限于将这种变化看作经济条件改善的结果,而是要将它看作私人生活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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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我并不认为李家媳妇真的是在以受虐妇女的名义与公公作斗争,我们更不能把她关于婆婆让她来惩罚公公的那番话当真,可很显然,她对家庭内人际关系的准则有自己的理解,而且她也明白自己有权利反抗压迫性的父权。当老李将家庭争端拿到村干部那里评理时,她也很清楚自己有什么权利,并且以此赢得了村干部、乡亲特别是她丈夫的支持。这里的重要含义是,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下岬村的妇女不仅能摆脱公婆的控制,还能够重新塑造性别关系与家庭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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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总的来说,老一代的村民无论男女都觉得很难表达感情。上一代的妇女通常都说当众表达对丈夫的感情不好意思。而上一代的男人则认为,不和妻子多说话是男子汉气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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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这就是我所说的‘姑娘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妇女总体上来说比男青年更有主动性。答案正如村里人说的那样,是因为姑娘在婚姻市场上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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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Potter夫妇认为,考虑到农民在对待家庭或者其他人际关系时总是着眼于工作和相互帮助,中国农民不需要用感情来构筑他们的社会关系。他们强调,在美国社会中,爱是社会关系的中介,在中国农村,是工作将人们连接起来。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说:‘工作是社会联系表达的中介,工作是农民懂得的最基本的概念,这一概念加强了人际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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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另一个男人告诉我,他和他老婆原来在一个队里,好几年都是朋友,但没有超过这层关系。一次大伙儿到部队开会,会前一起聊天,他说,如果以后自己孩子如果功课不好的话,他就要把他们赶出家门。突然,后来成了他老婆的那个女孩脸唰地一下子就红了。她的女伴们也开起了玩笑。那一刻,这人意识到女孩喜欢上了他,愿意和他成家过日子,所以她才会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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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因此,在农民文化中,性并不是个肮脏的秘密,也不是件令人羞耻的事情,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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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时期,总会有依赖父母的子女与控制子女的父母,不管这个社会在择偶方面的观念如何。在一些情况下,对父母的经济依赖是根本原因,因为结婚的费用很高(参见第五章)。所以,期待父母在儿女的择偶中完全不起作用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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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这一件事件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如果男女青年始终生活在父母权力的阴影下,热烈的爱情就不一定会带来和睦与满意的婚姻。这对青年人为爱情驱使,同时还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持,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做出了他们大多数的同辈人在60年代初不敢做的事。他们公开了相互的爱情,而且不顾父母特别是在村里有权有势的父亲的坚决反对而结了婚。但是一旦结婚成家,父权文化重新占据主要地位。丈夫一遇到妻子的反抗,便毫不犹豫得用暴力来宣告自己在家中的权利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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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这些都不是数字本身能解释的。真正的答案在村民的生活中间。根据7次调查所作的深入访谈,我发现上述484个案例体现了自由恋爱发展的三个阶段,而这些阶段与国家政策的变化并不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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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在新的关系中,他们的精神领袖则受到信徒的高度尊重与支持。一次,那个天主教团体的领头人的婆婆在教徒聚会中甚至表达了对媳妇衷心的敬佩。当我向信徒们问起这种新型人际关系时,他们说,他们在自己人中相互是教友,他们之间的关系时‘神亲’。这是村里出现的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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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然而,这里的情况却与经济发达地区不同。在城市或者是发达的乡村地区,商业化的空间,比如舞厅、保龄球场、餐厅、咖啡馆等,已经取代了过去由政府控制的公共空间。但是下岬却还没有这类新的社会空间。因此,在公共生活日益萎缩的情况下,村民也只好待在家里打发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也正因为如此,家庭、亲属关系、社会关系网络等就变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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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对于村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渗入基层社会,而是政府能为他们做多少事情。一个不断干预基层社会的政府或许能够为人民提供各种服务,因此有可能被视为好政府;相形之下,一个不闻不问的政府可能被看作是既不负责又无能的。……因此,许多村民抱怨说,国家当初把农民当作革命的主力,现在却抛弃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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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Arthur Kleinman曾就这点作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道德体验总是个人在特定的本土世界内的实践经验,这个本土世界是包含着特定文化、政治、经济意义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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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首先,过去在许多社会里仅仅作为一种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制度的家庭,如今逐渐演变为私人生活的中心以及个人的避风塘。其次,在家庭成为私人圣地的同时,家庭内部的个体成员也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私人生活,因此,私人生活一词便具有了家庭与个人的双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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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我们了解到的家庭,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制度,而不是个人生活的场所;我们所知道的家庭演进,更多的是制度性的变迁,而不是家庭生活的变化;我们所看到的家庭模式,更多反映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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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嘟2019-11-21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许多女青年在赢得婚姻自主权——“自己找婆家”之后,仍然向未来的公婆索取高额彩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