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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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希特勒试图汇合19世纪和20世纪的两股重要力量，即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想要创立一种崭新的、富有成果的人民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而不需要依赖于彼此相互抗衡的各种社会力量之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单方面的胜利。19世纪的自由主义时代，尽管其还原个人力量的那种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但对社会本身却过分地放任自流，并听任家庭、道德、社会精神等等古老的伦理纽带松弛下来，而又没有富有活力地去考虑如何创造新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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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1932年6月1日的勃鲁宁的倒台和巴本的就职，乃是向希特勒运动的一次致命的屈服。1932年4月10日的德国总统选举中，兴登堡对希特勒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兴登堡得票超过1900万，等于总票数的53%；希特勒得票超过1300万，等于总票数的36.8%，其余票数归共产党人台尔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为了扭转世界和平由于希特勒之取得权力而受到威胁的危险，他们必须通过有效的让步来加强勃鲁宁在德国的地位。但是我们可以理解，那些战胜国却由于希特勒是否会成为这样一种让步的受益者而变得无所作为。无论如何，他们这时确实是在赔款问题上做出了决定性的让步。不过，所有这些现在在积极方面可能发生的事，是不是来得太缓慢而又太迟疑了呢？是不是他们缺少一种伟大意志的高潮，而那正是困苦而激动着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激进的青年们，这时所渴望着的并当他们倾听希特勒的风暴时所相信着的呢？政治家的理智和忍耐与坚韧性相结合，在历史上往往就会战胜被引入歧途的人民感情的非理性的力量。兴登堡是正直的，但他周围的气氛却是阴霾而沉重的，并且他本人的政治判断力不高。他的态度正如他自己说的：“就让自己以尊严的心情被人推来推去吧。”他之解除勃鲁宁的职务并任命希特勒的决定，就成为引导德国走向深渊的那条道路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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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那些年代里的惊人失业，是驱使绝望的人们投入希特勒运动大军的最有效的事变。但是成为它那原因的若干年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在1933年已经显示出初步轻微的好转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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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希特勒的上台是因为勃鲁宁的偶然失利和兴登堡的性格懦弱，如果这样的解释是行不通的，或者如果认为希特勒不以这种方式，也确实会以其他某种方式获得统治权，那么投在德国人民的道德抵抗力之上的，就会是一种恶劣的眼光，人民从希特勒那里已经中的毒，以及在中毒之前就已经发挥作用的那一切世俗的弱点和缺点，就会显得是不可救药的。如果一切事物必定是要恰恰像他所发生的那样而发生，那么由希特勒主义而产生的并且又造成了希特勒主义的结局的那场今天看来是如此可怖的浩劫，就会瓦解我们继续生活下去和工作下去的勇气。这样一种阴郁的宿命论，可能剥削那些应召担任领导的人们的干劲的。假定我们在我们目前的事例中就有这种可能性，并且承认希特勒的当权原是能够预先成功地加以防止地，那么德国人民对于把希特勒推上台这件事所分担的罪责就会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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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希特勒的这种激情，肯定是和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民的激情共生在一起的，他们最初受的是纯技术的理性教育，却忽然一下滚进了毫无批判力的狂热之中。如果以一种低沉的宿命论来解说，即希特勒所带给德国的灾难乃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命运，那就不免是一种廉价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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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希特勒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对我们[德国人]是陌生的、难以理解的、而且无论如何还是某种非常之自我中心的东西，对于拿破仑第一也曾有过类似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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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俾斯麦帝国的建立是一桩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但它给了普鲁士军国主义，于是通往群众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道路，就在德国变得越来越宽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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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英国的沙文主义者也在说：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对也罢，错也罢，终归是我的国家。]这句话如果变成绝对有效时，那么它那后果就是可憎的和有害的了，因为它在政治交易中把一切道德的界限都抛到背后去。由于可怕的人口增长，政治现在不再是少数人的事情了，而不断从下面推向前台来的各个阶级也都要过问政治。马基雅维里主义便从一桩贵族的事业变成一桩资产阶级的事业，并最终变成了人民群众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每个在其中起作用的演员，都可以以他对自己人民的生活和生存的热诚关怀而论证，自己那往往是极其粗暴的民族自私主义在伦理上乃是正确的。而且如果他捡起那句真正骇人听闻的话：“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对也罢，错也罢，终归是我的国家]”并按照它去行事，他还能表现为非常之高尚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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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我们已经说过，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民族性格之成为可能，是由于自从歌德时期以来灵魂力量之持续不断换位的结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两种力量之间的灵魂平衡受到了干扰。一方面是过分地突出了算计的智能，而另一方面则是感情上对权力、财富、安全等等的渴望；于是行为的意志力便被驱入到了危险的境地。任何在技术上能够加以算计而又可行的事情，只要能带来财富和权力，看来似乎就被证明是有道理的，——甚至于就被证明在道德上也是有道理的，只要它能为自己民族的利益服务。但是还必须再加上国家社会主义这种新伦理学，这种Sacro-egoismo[神圣的自私主义]，才能完成对灵魂力量的换位的正式加冕礼。人们这时开始以马基雅维里的方式在思考着新旧两种伦理之间的冲突，或者至少也是受到了马基雅维里的影响。对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来说，各种不同的伦理诫命之间终于也就不再有冲突，而只有这唯一的一条诫命：“要不惜任何代价赢得权力！”为了宣传，人们确实也需要借助于古老的伦理。于是人们就把它炮制成这样一个公式：“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只要我们现在想想党在退出历史舞台时最后的那些骇人听闻的表现，——要英雄地、实际上却是寡廉鲜耻地和毁灭性地榨取人民最后一滴力量，以达到其多少是苟延一下那个破了产的公司的生命的最后一口气，——那么我们就立刻会看出，党及领袖们的个人利益已经吞噬了德国人民的集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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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Exercitus facit imperatorem [军队出政权]是一句古老的格言。它不仅意味着军队是以罗马皇帝禁卫军的那种方式来选择统治者，而且还意味着国家政权在任何时候都是以一种隐蔽的而非公开可以察觉的方式，在根本上要取决于其武装部队的愿望和意志。一个健全的国家的理想目标确实是正好相反，它的武装部队应该始终只是统治者的意志的执行机构。但是历史生活的现实却表明两者间有一种根本性的互相作用，并且从而国家的意愿会深受军方性格的影响。于是，希特勒运动的命运这时就高度地取决于国防军的态度和愿望。这个国防军的圈子对希特勒运动的民族价值之缺乏判断力，又是与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片面性、与其高度发展的技术精神及其专业训练紧密相联系着的。国防军从希特勒那里获得他向他们许下的诺言。扩军和重整军备开始了。然而或许是很多国防军的将领们都怀着的那种希望，即“Exercitus facit imperatorem”[军队出政权]这句话也会得到证实的，并且在第三帝国最后拍板定案的是国防军而不是党；但是这一点却并没有实现。反倒是「党慢慢地、有眼光地、一步步地取得了对军队的精神控制权……即建成一支新的、完全由党缔造的核心不对，即武装党卫队（WaffenS.S.）。这种武装党卫队的恶劣精神（ungeist），这时便决定了此后统治权的实质和意图，并且把我们[德国人]带进了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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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在魏玛共和国中，与此相联系在一起的则是一种坚定的意志，要坚忍而缓慢地通过对战胜国的稳步的、哪怕是微小的妥协而一个一个地解除，或者至少是缓解凡尔赛和约的死结。这是当时在政治上唯一现实主义的、可能逐步摆脱那些死结的方法。任何其他方法迟早都有一场战争的危险，而再有任何一场战争，正如后来所出现的那样，就会导致一场德国的浩劫。然而这种说法，对于1930年如饥似渴的青年们来说，都有着太多的理性和太多的听天由命了。“你们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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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在近代文化和文明中，人类的一切都来自灵魂生活中的合理的（rational）和不合理的各种力量之间的一种健全的、自然的而又和谐的关系。合理的领域是指悟性（Verstand）和理性（Vernunft）的力量，而不合理的领域则指感情、幻想、渴望和意志的力量。但是理性自身要达到尽善尽美，也必须从不合理的力量中汲取营养。古典自由主义对权力和精神等等的综合，是建立在合理的力量和不合理的力量之一种特殊微妙的配备之上的，它们通过一种特别精致而个性化的繁复的角质而彼此相依赖着。但是近代文明的渗透影响，则是不利保持这种平衡关系的。「特别是近代职业生活的形式，使得生活都被打上了机械性的烙印，生活目标都规格化了，而灵魂生活的内在的自发性却式微了。我们可以想想担任国家公职的那种考核体制的扩大化。以符合官方规定的目的为基础的合理计算，在这里取代了被灵魂的全部力量所哺育的那种自由倾向的地位。」古典自由主义的综合所形成的这种歌德时代的更高一级的理性，却不大适合突如其来的技术时代。于是Homo sapiens [智人]就被Homo faber[强人]所取而代之。人们所追求的不再是各种不同的灵魂力量的和谐，使每一种都能保持自己的生存空间；而是每一种都以牺牲其他各种力量为代价而片面地追求自己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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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德国人类社会学家马克思·布姆在1917年写作的《普鲁士年鉴》：「那现在真正在到来的新时代，其特征将是技术主义、理性主义和凭粮票配给的社会主义，它不是一种由内心、而是一种由头脑在无情地加以指导的社会精神。一个以组织为其本质的国家；只能是一个以内心深处的不信任在毫不关心地对待个人生命的国家，它的发展是无法估计的」，而德国文化却只是从个人生命中滋长出来的。歌德时代的人是个性自由的人，同时也是“人性”的人，他承认并且实践着他对社会应有的“崇高、有用和为善”的职责。这种“人性的”人，会不会此后便由于把人们愈来愈压缩成为群众集体的那一切力量而被宣判绝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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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文化的大目标：是精神与权力的综合、国家建设和精神建设的综合，从而也是文化、国家与民族的综合、世界公民国度（Weltbügertum）与民族国家的综合。」纪律化意味着单一化，往往导致对上级一切决定不假思索地服从，造成生活源泉的枯竭。俾斯麦是一种在权力和文化间的临界现象。「他们所争取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只能作为一个高度极权的和作为一个直到把日常生活都彻底组织起来的国家，才可以得到实现的。」德国资产阶级为准备这场浩劫、而特别是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所做的一切，其共同的责任和罪行都是非同小可的。「西方民族的整个帝国主义运动就为这场行将到来的政治上的以及文化上的灾难创造了条件。……这种灾难的大小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民中领导阶层精神——道德结构的慎思明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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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在德国，民族的浪潮来得要比社会主义的浪潮更早更多。「强烈地屈从于现实，每十年十年地大步前进着；而对于超现实的、更高层次的永恒的生活的关怀却隐退了。歌德有一次谈到，今天人们要的只是财富和速度。蒸汽机和铁路的新魔术，创造了新的对煤和铁的宗教崇拜。新的现实主义也占领了精神生活，于是就结束了目标纯粹在于人自己个性的提高和精神化的那种生活方式，并把注意力更加放在人们集体的共同生活上，放在社会的构成和整个的国家上。」「德国人从歌德时代到俾斯麦时代和俾斯麦时代到希特勒时代，其间我们或许都能感到数量日益增大、要求日益增多的人民大众的压力的声音。像是黑格尔所说过的，群众在前进，而且他们数量上的增长就转化为质量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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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雅各布·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看出在启蒙运动时代和法国革命的乐观幻想中就有着大患的萌芽了，即错误地「追求那不可能达到的群众性的人类幸福，随后它就转化为一种占有欲、权势欲以及普遍地为追求生活享受而奋斗。布克哈特还进一步察觉到，于是就将出现旧社会纽带的解体并终于创立新的但又非常强而有力的束缚，它将是由那些强而有力的人们、由那些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 [可怕的单一化者]建立起来的；他们会得到军方机构的支持，强迫人民群众再次俯首听命，并放弃自己以往对自由的一切热望。在他们可悲的日常生活状态之中，他们奉命每天清早随着鸣鼓而就位，傍晚又随着鸣鼓而归家。」「人民群众自然而然地最初是极力要求民主，此后则逾越了这一步，为着充分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而要求社会主义。」19世纪的两大浪潮：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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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魏玛共和应不应该为法西斯专政负责——德国传统应不应该为法西斯主义负责——历史的重大事变是必然还是偶然？迈内克对德国的浩劫的答案，采取的是后一种观点。迈内克认为这场浩劫的根源并不在德国的古典思想文化之中，而是在于人们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法国革命的乐观主义的幻灭。因此可以说，它并不是继承了德国古典文化，而是背叛了德国古典文化。他在反对和谴责法西斯的同时，却全盘在为德国传统文化辩护，并且是辩护德国传统文化的全部。而且在本书的结尾，他还深情地寄厚望于德国的古典文化，认为它是一剂医疗劫后创伤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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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迈内克已经预感到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危害性，他察觉到「国家理性（这其实是权力政治的别名）中的“恶魔”性因素一旦失控，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他仍然维护德国的民族本位文化，而不同意西方化。」对于迈内克，正像对于他同时代的韦伯（Max Weber）、特罗什（Ernst Troeltsch）等人一样，他们一方面既眷恋着德国历史文化的传统，一方面又深切感到必须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改革与进步的问题，并且同时使这二者还能适应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利益。于是唯一的出路似乎就只有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他们赞成魏玛共和，实际上走着一条温和的、保守的改良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德国的浩劫》本书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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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30
  《德国的浩劫》一书的作者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是当代西方最富盛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是当代德国历史主义的首席代言人。他亲身经历了俾斯麦的统一、第二帝国的强盛及其经济的和工人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德国的残破和分裂。他是少数见证了整整一个世纪德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迈内克以83岁的高龄写出他晚年的压卷之作《德国的浩劫》。这部书从两个世纪的德国历史文化背景着眼，对于导致法西斯专政的原因做出了自己的答案。
• Anamorphose

  2013-03-02
  法西斯主义的紧身衣是完全不适合于意大利的民族性的。富于创造力并对文化有着不朽贡献的意大利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军人的民族，他们并不适合于墨索里尼为了把意大利升格为一个世界强国而强加给他们的任务。法西斯主义中真正投合了意大利人的，只不过是他那修辞性的东西和他那以光荣伟大的空中楼阁而自我陶醉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