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最新书摘:
-
Zophiel2024-02-21最近数十年来,国家对资本和货币流动的主权权力无疑受到侵蚀。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失去了权力,只是国家的权力变得比以前更仰赖金融资本和债权人的权力。国家的各种权力和做法,越来越倾向于满足企业和债权人的需求,往往不惜牺牲公民的利益。国家为此强力支持创造对资本有利的良好商业环境。结果便出现许多这种情况:国家境况很好,但人民的生活却相当差。有点出人意料的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也是这样:劳动阶级的消费因工资遭压缩而受到抑制,而与此同时,以德国为基地的资本和德国的财务状况则看起来非常好。 资本分子运动的变化,也对国家权力可能建构的规模产生强大压力。像欧盟这种政治地域重新界定的做法,不但变得比以前可行,在经济上还越来越有必要。这些政治转变并非空间关系中物质变化的简单函数:事情远比这复杂。但是,资本流通和积累方面的空间关系变化,确实可能促成新的政治格局,例如促成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南方共同市场、欧盟,而重要的国际决策体也从七国集团扩张为二十国集团。资本主义(而非资本)的地理景观,显然是由大量的各种利益塑造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和群体试图替自己界定空间和位置,而这件事的背景是不均衡地域发展的总体经济过程,而这个背景是资本积累和国家权力的规则共同造成的。当然,资本对它剥削的群体的需求必须有某种程度的敏感,即使它没有,社会和阶级斗争也必将迫使资本与批评者妥协,并且抑制资本一些比较疯狂的野心。但是,资本撤离某地时,我们很容易怪罪受害者。主流观点认为是贪婪的工会、挥霍的政客,以及拙劣的经理人等逼走了资本。但是,遗弃底特律、匹兹堡、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和孟买等地,迫使这些地方去工业化的,是资本而非人民。某些地区或城市确实有管理不善和阶级冲突加剧的显著例子,但如果认为这可以解释世界各地许多工业区(它们在多个世代里,是资本积累的支柱)为何彻底毁坏,则无疑是荒谬的...
-
Zophiel2024-02-20自由与控制截然对立,位处矛盾的两极:这个矛盾有许多微妙的形式,还可能伪装起来(控制可以伪装成自愿的,或是通过说服和意识形态操控达致)。但我宁愿坚持使用毫不掩饰且最令人不安的表达方式,而这正是因为忽略这种矛盾的潜在后果,是数以百万计的人感到幻灭的根本原因;这些人忠诚的为争取自由而奋斗,有时甚至牺牲性命,但他们的子孙却可能在另一种控制形势下载沉载浮。任何争取自由和自主的斗争,一开始就必须正视它准备要控制什么问题。它也必须认识到,维持自由的代价是防范新旧控制形式的永恒警觉。 约翰· 洛克和亚当·斯密的论述,正是在这里产生其意义。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并非只是某种通用资本主义的 乌托邦模式,而是还有某种个人自主和自由的愿景——它最终支撑法国哲学家福柯敏锐指出的一种自我管理的治理结构;这种结构限制国家权力的任意性,同时令个人得以根据市场社会的法则管理自身行为,也促使他们这么做。自我控制和自我规训内化于个人之中。这意味着自由和自主的主流概念,从过去到现在均深植于某类型的社会关系和规范之中,反映基于私有产权和个人权利的市场交换体制。它们排他的界定了自由的界限,而任何针对这种标准的挑战都必须无情地镇压。这种社会秩序由马尔库塞所称的“压迫性包容”构成:在这种秩序中,有一些界限是绝对不可逾越的,无论促进自主和自由的理由是多么迫切;与此同时,包容的修辞被用来说服我们容忍不可容忍的事物。 这一切当中唯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注意到并思索这一事实时,竟然觉得惊讶。毕竟,市场的自由必须靠国家的暴力和控制支撑,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自18世纪以来,自由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逐渐兴起;其主导原则是国家应自我设限,避免过度干预市场和社会,对个人行为和市场中的企业家行为(尤其是后者)应采自由放任的立场,而这不是出于家长式仁慈,而是出于在主权管辖范围内尽可能累积金钱财富和...
-
Zophiel2024-02-20资本流不时被改变方向,从某个地方转向另一个地方。资本主义体制整体而言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即使体制中某些部分不时会遇到困难(例如某地可能经历去工业化,另一地则出现部分贬值现象)。这种地区间波动的整体效果,是暂时减少过度积累和贬值的总风险,即使局部地区可能陷入严重的萧条,从1980年以来的地区波动,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当然,每一步都会遇到以下问题:接下来资本流向哪里才能赚到钱?接下来将是哪一个地方遭遗弃和贬值?原因何在?整体效果可能误导人:因为资本总是在某些地方表现良好,许多人误以为只要我们能把资本的形式调整到像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20世纪90年代)或中国(2000年之后)的主流资本形式那样,则所有地方都将万事大吉。资本永远不必处理它的系统缺陷,因为它可以把问题在各地域之间转移。但第二种可能结果,则是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因为多个富有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处于过度积累的洪流之中(因为缺乏实现价值的市场),又或者必须追逐稀缺的原料和其他关键的生产工具。因为它们不可能全部成功,结果是最弱者屈服,陷入严重的局部贬值危机,又或者是地区和国家之间出现地缘政治斗争。后者的形式包括贸易战争、货币战争和资源战争,而军事对抗的危险是挥之不去的(这种危险酿成20世纪资本主义强权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在这种情况下,时空修复手段变得十分险恶,因为他爸局部和地区的贬值和资本毁灭危机转移出去,由其他地方去承受(1997-1998年间,这种情况在东亚、东南亚和俄罗斯大规模发生)。但是,这种情况如何及何时发生,受以下两个因素同样重要的影响:国家权力采取的政治行动的明确形式,以及空间和时间之中资本积累的分子过程。地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之间的辩证,在此完全展现。那么,相对的空间固定性和地域权力(展现在国家上...
-
Zophiel2024-01-31相对于非技术劳动者,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劳动者期望获得较高的薪酬,无疑是合理的。不过,这不表示较高的薪酬是劳动者投资在自身的教育和技能上,最终赚到的一种利润。如马克思在他对亚当·斯密的尖刻批评中指出,问题在于劳动力必须在受剥削的情况下替资本工作,才能实现自身的较高价值;但如此一来,劳动者较高生产力产生的好处,最终是由资本而非劳动者获得。例如近十年来,劳动者生产力大幅增长,但劳动者分享到的成果比例不升反跌。马克思指出,无论如何,如果劳动者身上真的有一种资本,他将可以完全不工作,靠他的资本产生的利息生活(资本作为一种财产关系,总是可以选择这么做)。在我看来,人力资本理论复兴【例如经由贝克尔20世纪60年代的著述】的主要作用,在于掩藏劳资阶级关系的重要性,并制造出以下假象:所有人都是资本家,只是大家靠自身资本(人力或其他资本)赚到的收益率各有不同。如果劳动者得到的薪资非常低,相信这种理论的人可以说,这不过是反映劳动者投资不力,因此未能建立雄厚的人力资本!简而言之,低薪是劳动者自身的错。因此,资本的重要机构,从大学的经济学系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莫不全心拥护这种理论虚构,也就不令人意外;它们这么做,当然是因为意识形态,而不是基于可靠的知识理由。这些机构最近也支持以下这个不可思议的虚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城市具有主导地位的社会再生产非正式部门,实际上是一大群活力十足的微型企业,只要能获得微型贷款(必须付很高的利息,而利润最终落入主要金融机构的口袋),就可以成为资本家阶级货真价值的正式会员。基于完全相同的理由,我强烈反对布迪厄把个人天赋(这在社会生活中无疑非常重要)说成是一种资本,称之为“文化资本”,强调个人天赋在确立社会地位上的作用,因此强调它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复制阶级差异的作用,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把个人天赋当成一种(...
-
Zophiel2024-01-31市场上有效总需求(有别于贫穷的群体对必要的使用价值的社会需求)不足,对资本持续积累构成严重的障碍。这会导致利润萎缩。劳动阶级的消费需求,是有效市场需求的重要一部分。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永远面临这种矛盾。资本体制可以尽可能促进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惜危及资本在市场上实现剩余价值的能力;它也可以令劳动者得到赋权,借此维持强劲的有效市场需求,但这可能危及它借由生产活动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换句话说,如果资本像《资本论》第一卷分析的那样顺利运作,站在《资本论》第二卷的角度,它很可能会陷入困境,反之亦然。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运作方式,比较接近《资本论》第二卷指示的需求管理立场(强调价值实现的条件),但在这一过程中,它在生产剩余价值方面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尤其是组织良好、政治势力强大的劳动阶级运动造成的问题)。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的资本在经过与劳动者的激烈斗争之后,转向比较符合《资本论》第一卷分析的供给侧立场,强调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剩余价值的生产(手段包括降低实质工资、镇压劳动阶级组织,以及普遍剥夺劳动者权利)。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这种趋势,我们如今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它解决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问题,但代价是制造出市场上的价值实现问题。以上所述,当然是一种粗略的过度简化,但它很好地说明: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在历史上何其显而易见。这例子也清楚的显示出危及形成和解决的过程,因为危机被人在生产与实现之间来回转移而紧密相连。有趣的是,经济政策和理论也出现相应的转变。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学派的有效需求理论(大致符合《资本论》第二卷的分析)支配主流经济思想,但约从1980年起,占主导地位的变成货币学派的供给侧理论(大致符合《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在我看来,把这些经济思想和公共政策的...
-
Zophiel2024-01-31资本流动时,会经过两个主要关卡,它们记录资本达成数量增长(利润的根源)的表现。在劳动过程或同等的过程中,工作增加价值。但是,增加的价值是隐含的,直到商品在市场上卖出才得以实现。资本的持续流通,有赖资本成功通过两个关键时刻(成功的程度以利润率衡量):首先是劳动过程中的价值生产,然后是市场上的价值实现。但是,资本流通过程中这两个时刻的必要统一,是一种矛盾统一。那么,这一矛盾的主要形式是什么呢?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中,马克思为了研究支撑利润的剩余价值如何产生,假设市场上价值实现的问题完全不存在。假设其他条件相同(当然,我们知道实际上永远不会相同),我们会预期资本有很强的动机尽可能降低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尽可能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尽可能使劳动者承担自身的再生产成本(借由家庭活动和工作),以及令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尽可能听话和守纪律(必要时动用强制手段)。为此,资本若能有大量受过训练但闲置的劳动力(马克思称之为“产业后备军”)可以随时利用,那便再好不过(虽然这或许并非必要),因为这可以令有工作的人不敢有太高的期望。如果现实中没有这样的剩余劳动力,则资本必须把它制造出来(以下两股力量因此非常重要:技术演变造成大量劳动者失业,某些国家忽然为全球市场增加许多劳动力,例如近30年来的中国)。对资本来说,以下两件事也很重要:尽可能阻止劳动者以任何形式组织起来,动用所有可行手段阻止劳动者发挥他们对国家机器的政治影响力。 马克思推断,资本的这些作为最终将产生一种两极化的情况:资本家的财富越来越多,劳动者阶层则不但日趋贫穷,地位日低,还越来越没有尊严和影响力,尽管财富实际上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连有造诣的左派学者也多数不熟悉这一卷),马克思研究价值实现的条件,假设价值生产过程中没有问题。他推断出一些令人不...
-
Zophiel2024-01-24生产与实现的关系还连着一些次要矛盾。价值增加无疑是拜生产行为所赐,而价值增加多少主要取决于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者的剥削;尽管如此,拜流动的持续性所赐,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得以发生在流通过程中一些不同的环节。组织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未必是实现价值的人。中间商、银行和金融业者、地主和房产所有人,以及税务部门的介入,令价值和剩余价值得以在多个不同环节实现,而这种实现有两种基本形式。例如中间商和金融业者可以对生产商事假巨大的压力,借此把直接生产商的利益率压至某个最低水平,自己则坐享厚利,譬如沃尔玛和苹果公司在中国便是这么做的。在这例子中,价值的实现不但跨领域,还跨越重洋发生在另一个国家(创造出一种相当重要的跨地域财富转移)。处理生产与实现矛盾的另一种做法,是把劳动者替自己争取到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收回来,办法是收取过高的价格,或是对劳动阶级收取费用、租金或税金,显著压低他们可自由支配的所得和生活水平。这种方法也可以借由操控社会工资去做,目的是收回劳动阶级在退休福利、教育、医疗和其他基本服务上争取到的权利,借此支持剥夺式积累的政治操作。目前许多国家诉诸撙节政治,正式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资本或许会在生产环节对劳动者的要求让步,但可能借由在生活中过度压榨劳动者,连本带利收回在生产环节让渡或损失的利益。高昂的租金和居住成本,信用卡公司、银行和电信公司收取的过高费用,医疗和教育私营化,以及对使用者收取费用和罚款等等,上述这些都会对弱势群体造成经济负担,即使这些成本并未因为各种掠夺手段、任意课征的税项、累退税、过分的法律费用或其他因素而显著增加。此外,这些行为是主动而非被动的。借由社区中中产阶级化、强迫搬迁,甚至有时会动用暴力清场手段,把低收入和弱势群体驱离高价值地段(或试图这么做),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是一种行之已久的做法。里约热内卢遭...
-
Zophiel2024-01-22有关劳资矛盾的形式和影响,学界已经有大量研究;而且长期以来,这种矛盾对阐明革命或改良式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我在这一章可以当个宽厚的作者,避免长篇大论,因为我想我的读者多数大致熟悉此一议题。对某些左派分析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劳资矛盾构成了资本的首要矛盾。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常把劳资矛盾视为所有有意义的政治斗争的支点,以及所有反资本主义革命组织和运动的温床。有些人还表示,劳资矛盾是所有形式的危机唯一重要根源。有关危机的形成,有所谓的“利润紧缩”理论,而该理论看来确实曾在某些地方应验过。劳方势力膨胀,相对于资方变得非常有力时,劳动者很可能会显著提高工资,导致资本得到的利润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资方的典型反应是罢工、拒绝投资或再投资,以及故意制造失业,借此惩戒劳动者。这种说法可以用来描述北美、英国和欧洲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但是,资本如果可以非常轻易地剥削劳动者,一样很容易陷入很大的困难;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后的情势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劳资矛盾无法独立的解释危机——在分析上是这样,甚至归根到底讲到政治层面,也是这样。这个矛盾藏在资本的其他矛盾中(甚至包括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也倚赖它与其他矛盾的关系。由此看来,所有反资本主义运动都必须改变其政治任务的性质和构想,因为环境约束(例如金钱势力高度集中——资本积聚金钱势力,通常是为了追求自身的目标和保护自身利益)往往限制了工作场所劳资关系根本改变的可能性条件。即使最终制止劳资矛盾和建立非异化劳动的条件,是另类政治抱负的终极目标,如果我们不处理资本的其他矛盾(例如货币形式和私人占有社会财富的能力衍生的矛盾),这些目标(它们与这些其他矛盾有关联)将不能达成。 思考劳资矛盾无疑会令人想到以下政治抱负:设法以其他组织形式(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集...
-
Zophiel2024-01-19劳动、土地和货币完成其商品的历史,本身是个漫长惨痛的故事,一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简史所述。劳动、土地和货币转化为商品,有赖暴力、作弊、强夺和诈骗等手段。公有土地遭圈占,被分割为一块块并当作私人财产出售。构成初始货币商品的黄金和白银,被人从美洲大量夺走。劳动者即使免于被公然奴役或成为契约奴工,也可能被驱离所居住的土地,成为资本可以自由剥削的“自由”受薪工人。这种形式的剥夺,是创造资本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从未消失。剥夺不但是历史上殖民主义的核心手段,直到今天,剥夺的政治与政策(主要是企业与国家权力的邪恶同盟在执行)仍正导致大量人口失去土地、水和自然资源使用权,全球的大规模抗争运动因此获得支撑力量。非洲、南美洲和亚洲许多地区均出现了掠夺土地的现象,而这不过是剥夺式积累政治失控肆虐(其方式连波兰尼也想象不到)最明显的征兆。在美国,国家利用它对私人土地的征用权,加上金融危机期间,金融业者粗暴地大量没收房贷户的抵押房屋,不但造成巨大的使用价值损失(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住家),还导致民众损失藏在房市的辛苦储蓄和资产价值,也造成巨大的退休金、医疗和教育权益损失。这表明公然剥夺的政治经济运作仍生猛的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当然,讽刺的是,当局越来越仰赖改良政治的伪装来掩护种种形式的剥夺,当局的说法是,资本主义病了,必须靠改良政治来恢复健康。波兰尼指出,把自然分隔出来,“并且利用它制造出一个市场,可能是人类祖先所有事业当中最怪异的一项”。他还说:“把劳动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分隔开,使劳动受制于市场法则,是消灭所有的有机生存形式,并以一种不同类型的组织方式、一种原子化和个体化的方式取而代之。”最后这个结果对本书检视的矛盾的结构运作方式至为重要。很明显,国家与私有财产的矛盾(构成资本的第三个根本矛盾)统一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是促进剥夺式积...
-
Zophiel2024-01-18我则认为垄断力是资本运作的基本特征而非异常现象,而且垄断与竞争构成一种矛盾统一。这是很不寻常的观点,远远超越斯蒂格利茨的论述,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构想是正确的。此论触及资本历史上垄断与竞争的矛盾统一,并符合以下独特事实:如果可以选择,多数资本家会希望垄断某个市场而非与别人竞争;他们也将持续努力,试图建立垄断势力,永不嫌多。 那么,要如何理解这个矛盾统一?我们显然可以从垄断与竞争无法区分的状态讲起(讲的准确一点,是两者混合、矛盾潜伏而非已经发作的状态)。这种状态藏在私有财产的本质中:私有产权赋予商品主人使用该商品的垄断权力,而这种垄断力构成交换的基础,延伸出去也就是构成竞争的基础。你或许会觉得这是基本概念,甚至有点琐碎,但如果你认识到以下事实,可能变不会这么想了:资本的阶级权力完全依赖集合种种个别的垄断产权,构建出资产阶级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资产阶级有别于劳动阶级,在于它集体垄断生产工具(在当代还包括融资手段)。人们讨论垄断问题时,通常忽略阶级垄断力(资本的集体权力)的概念和事实,包括阶级垄断租金,而经济和政治过程均受这种阶级垄断力影响。 明白这一点,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到标准叙事(突显竞争并忽略垄断)的作用。它掩盖阶级权力的垄断基础(资产阶级垄断私有财产),轻易地回避阶级权力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一如几乎所有经济学教科书)。这种标准叙事把资本的运作理想化,说成是个别的资本家在经济活动的混乱海洋里自由游走,寻找获利机会,因此产生一连串奇妙的竞争碰撞。国际竞争据说对所有人都非常有益,但事实上这种竞争压低薪资,让资本受益!
-
Zophiel2024-01-18个体化私有产权制度,是支持资本运作的一种基础条件。它是资本运作的一种必要条件和建构:如果没有这种法律基础架构,交换价值和货币均无法以现行方式运作。但是,私有产权制度受各种矛盾困扰,而且一如货币,矛盾是多重而非单一的。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以及货币与它代表的社会劳动的矛盾,波及个体化私有产权制度。首先,最明显的一种矛盾,是以下三者之间的矛盾:个体私有产权的“自由”行使,国家强制监理权力的集体行使(这种权力负责界定私有产权和赋予这些权利法律形式),以及将它们密切联系起来的社会纽带。随着交换关系激增、货币形式兴起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演化,个体的法律定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兴起。但是,除了最激进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以及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所有人都会同意,我们必须有某种形式的国家权力,才能维护个体化财产权和法律架构,像哈耶克等理论家所讲的那样,确保最大的非强制性个体自由。但是,这种权力制度是必须执行的,而我们正是在这时候使用国家机器,镇压和依法管制违反私有产权制度的行为,因为国家垄断武力和暴力的合法使用权。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利用它取得的暴力手段垄断权,保护和维持市场自由运作,进而保护个体化财产体制。我们利用集中的国家权力去保护权利分散的私有财产体制。但是,我们把人的地位和法律上的个体定义延伸至势力强大的公司和机构,这显然败坏了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梦想(基于以民主方式分散的所有权,建立人人享有个人自由的完美世界)。 市场交易领域中的许多问题,促使国家发挥了远远超过“守夜人”角色的功能,也就是政府远非只是负责守护私有财产和个体权利。首先,集体和公共物品(例如公路、港口和码头、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教育和医疗服务)的供给,是国家必须处理的问题。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范围广泛,而且是必需品;国家必须直接创造这些公共物品,又或者委托和监...
-
Zophiel2023-04-28因为是非物质和看不见的,价值需要某种物质表现形式。这种物质表现形式便是货币。货币赋予非物质的社会价值一种实体形式,也是这种价值的一种象征和表现。但是,一如所有的表现形式(例如地图),货币这种表现形式与它试图表现的社会事实有不一致的地方。货币在某些方面很好地反映了社会劳动的相对价值,但也忽略甚至是扭曲了另一些方面(一如地图准确地呈现我们周围世界的某些特征,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可能误导人)。货币与它表现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构成资本的第二个根本矛盾。 首先我们可以说:货币与构成价值的社会劳动是分不开的,但两者也是不同的。货币把社会劳动(价值)的非物质隐藏在它的物质形态后面。我们很容易误把表现形式当成它想表现的事实,而因为表现形式某种程度上总是会歪曲事实,我们最终便相信一些不真实的东西,而且会据此采取行动。同样,我们在任何商品中都无法看到社会劳动,表现社会劳动的货币因此令我们很难看见社会劳动的本质。我们稍后就会看到一些例子。价值与它的表现形式分不开,这一点很重要。这项特质源自以下的简单事实:如果没有货币和它促进的商品交易,价值将无法以非物质社会关系的形式存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物质表现形式(货币)和交易这种社会实践的协助,价值将无法形成。货币与价值是辩证和共同演化的关系(它们一起出现),两者间不是因果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也可能误导人,因为社会价值与其表现形式之间的“差距”,充满潜在的矛盾,具体情况视货币的形式而定。商品货币(例如黄金和白银)的基础是某种实体商品,有明确的物理特质。另一方面,法定货币(国家发行的)、代用的硬币和纸币(民间机构发行的),以及近代的电子货币则只是一种象征或符号。“记账货币”的运用,则让我们不必每次买卖均支付货币,改为每隔一段时间结算,仅支付所欠的净额。公司之间如果有买有卖,多次交易之后,两家公司之间必须结算的账户余...
-
烧烧2020-01-10资本体制当中无法无天的掠夺行为近年四处蔓延,这是社会劳动的规范作用弱化的一个迹象,而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一段时间。这方面的一个关键事件,是世界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抛弃其金汇换本位:自此之后,世界的货币与社会劳动的关系,最多也只是微弱的,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世界各地一连串的金融和商业危机便是证据。
-
烧烧2020-01-10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构想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解决的核心矛盾,是生产力(可大致理解为技术能力和力量)惊人增长但资本无法利用这种能力增进人类的共同福祉,因为资本决意维持现行阶级关系,而且阶级再生产、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相关机制也妨碍资本这么做。
-
烧烧2020-01-10劳动、土地和货币转化为商品,有赖暴力、作弊、强夺和诈骗等手段。公有土地遭圈占,被分割为一块块并当作私人财产出售。构成初始货币商品的黄金和白银,被人从美洲大量夺走。劳动者即使免于被公然奴役或成为契约奴工,也可能被驱离所居住的土地,成为资本可以自由剥削的“自由”授薪工人。这种形式的剥夺,是创造资本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从未消失。剥夺不但是历史上殖民主义的核心手段,直到今天,剥夺的政治与政策(主要是企业与国家权力的邪恶同盟在执行)仍正导致大量人口失去土地、水和自然资源使用权,全球的大规模抗争运动因此获得支撑力量。
-
烧烧2020-01-10价格与社会价值不但有数量上的偏差,也有性质上的差异。我可以靠贩卖妇女、毒品或秘密销售军火发财(这是当代资本体制中利润最丰厚的3种生意)
-
烧烧2020-01-10国家为了打仗而发行公债,总是仰赖虚拟资本的流通而获得融资:人们借钱给国家,国家以税款支付利息,国家不仅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还因为打仗而摧毁了价值。
-
烧烧2020-01-10美国房市曾于1928年、1973年、1987年和2008年崩盘。1986年以来的美国储贷危机,1992年斯堪的纳维亚的房市崩盘,以及1990年的日本土地市场崩盘(终结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荣景)
-
烧烧2020-01-10全球在20世纪70年代完全废弃货币的金属基础之后,我们确实进入货币或许可以无限创造和积累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