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一路读

• 薯数阳光

  2013-10-08
  它们重申了法治的核心原则：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在一个高度自治的社区里，你可以享受高度自治带来的个人自由，但是也必须服从法律的约束。自治社区的“黑”和“不黑”，只有一个公认的标准，那就是法律。法治的体现是，任何人和事，只要是合法的就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只要是违法的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法律是不能图一时之痛快而滥用的，为一时一事而不按照规则行事，会对制度造成长远的伤害。作为所有人共同契约的制度框架，只能完善，不能砸锅卖铁，因为所有人的长远利益，只有在这个制度舞台上才能实现。法律的完善、人性的觉醒、制度的改良
• 薯数阳光

  2013-10-08
  传统的小镇生活方式和小镇文化是一种地方性的社区文化，它建立在人际信任的基础上，也维系着这种十分有特色的人际关系。它是舒缓的、轻松的，感性而浪漫。美国小镇清洁、宁静，如梦如画，十分适合朴素而注重生活质量的人们居住，特别是孩子们成长和退休老人养老。沃尔玛却是另外一种风格。沃尔玛代表了全球化时代的肌肉和力量，它是紧张的、进取的，理性而冷峻。它的满面笑容服务周到的店员们，笑容面具下只有工作规范，没有人际关系。它知道它的力量不在人际文化，而在物质优势：多品种高质量低价格的商品及其服务，所向披靡。沃尔玛的丰富只可能是表面现象，难掩其低价和大众化的实质，有它永远无法覆盖的漏洞，而这些漏洞，就是其他人的机会。
• 薯数阳光

  2013-10-08
  我们周围，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些人是高度兴奋、妙语连珠的，本身就是一个散发着巨大热量的感染源。他们有能力即刻地就使周围的人被调动起来。然而，也有一些人，他们显得沉稳，有时甚至表现得有些木讷和走神。可是，他们将热情倾注在他们的创造物之中。你只能间接地通过一个作品，一个不能言语的物件，感受他们心中的汹涌波澜，甚至天真烂漫。当然，这是两个极端的例子。至于高迪，不是一个极端，可他大概是接近于后一类人的。然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和一个平庸者的区别，是在某一天，或是某一刻，他突然能够把自己的灵魂揉入自己的作品。这个作品表现的内容和形式，都可以是灰暗的沉闷的，但是某种光亮，会在深不可测的地方突然闪现。打动那些能够感应的人们。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悟”。它可能来得早，也可能在很晚才出现，可是，没有它，一定不能算是艺术家。它们升起来，在晨曦中，像是尚未苏醒的生长着的巨木，也像是上帝指引下的高迪那难解的心灵。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着不同的位置和能力，高迪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却不是一个有能力和这个世界纠缠的人。他只能希望这个世界忘记他，留给他创作和思考的清静。它们是浑厚的，有着千年的宗教根基；它们又是现代的，有着最奇特的造型，顶尖缀着高迪式的马赛克，色彩斑斓，在阳光和月光之下，一闪一亮。它们升起来，在晨曦中，像是尚未苏醒的生长着的巨木，也像是上帝指引下的高迪那难解的心灵。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着不同的位置和能力，高迪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却不是一个有能力和这个世界纠缠的人。他只能希望这个世界忘记他，留给他创作和思考的清静。
• 薯数阳光

  2013-10-08
  人们检讨了当时的社会状态，指出清教徒的宗教执着，在相对封闭的社区环境下，会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偏执和狭隘，只承认自己认可的东西，只信任自己相信的东西，不见容于任何不同于自己的异端，并且把一切异端都视作邪恶。法庭必须排斥那些不经呈证程序检验的证据，排斥非法取得的证据。被告必须享有专业律师为之作辩护的权利。宁可放过十个，不可错杀一人。塞勒姆审巫案和麦卡锡主义不同于历史上的民众私刑，它是在制度化的权力运作下进行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是这种制度化的权力手里的工具，用来胁迫和挟持民众，冤枉无辜，迫害异己。塞勒姆审巫案的教训是，必须强调法庭程序，特别是有关证据的程序。麦卡锡主义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也正是因为主持调查的是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而不是法庭，因而回避了严格的司法验证程序。塞勒姆审巫事件警告所有的后人，即使在当时当地看来似乎确切无疑的事情，如果不严格按照独立的法庭程序和证据排斥方法加以检验，那么冤枉无辜的荒唐悲剧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在制度化的权力的参与下，罪名是可以罗织的。
• 薯数阳光

  2013-10-08
  路，虽然在原来的山川河流中穿行，它和车子所经过的环境，却通常是半隔绝的。你坐在车里，会感觉这条道路是排斥性的，它颇为蛮横地一把将周围的村镇城市、甚至风光景致推得很远。高速公路多有一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峻面孔。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哪里都一样。很多阿巴拉契人，就此离开家乡，奔向经济更为活跃的地区。靠近公路，如同靠近水流，失望的人群更容易得到新的信息，也更容易被带走。弃留的小牧场上有一些建筑物，就像一座座旧岁月的纪念碑一样，饱经沧桑地矗立在公路两旁。 克拉克后来还成为一个着迷的旅行者。可是，像只恋巢的鸟儿，离家一阵，他又惦着要回家。他会先寄张明信片回去通知喀特先生，有时写得挺风趣：“用光了钱也用光了漆，我要回家去看我的妻。（Out of paint and out of money, Going home to see my honey）”。他们在做着一件同样的事情，为一方土地描绘一部民间历史。他们都不是专家学者，他们只是热爱自己生活的地方。
• 薯数阳光

  2013-10-08
  除了那个博物馆，小镇只能说是象征性的，因为小镇的街区已经不存在了，作为城镇的生命已经不存在了，那几栋被恢复的房子只是孤零零地站在冬季灰黄的草原上。我们只能在房子中间，依稀辨别那宽宽的街道，想象当年的小镇盛况。
• 薯数阳光

  2013-10-08
  也许，那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也许，那是对栽树的前人的一种敬重，也许，那是对文化积累的一点意识；也许，对于他们，那没有什么，只是自由自在生活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部分。
• 薯数阳光

  2013-10-08
  假如从事件发生的第一分钟起，就容许持有异见的一方公开表达，容许充分的争论。那么，也许，这样的悲剧就只书写在那一页历史中，而不必在未来的历史中，让子孙后代一遍遍地重新记录。
• 薯数阳光

  2013-10-08
  我担任的职责是艰巨的，也是不愉快的。但是，我感到欣慰的是，没人能够为那些我所不能控制的事情而指责我。可是，我却不得不承担众怒。战俘们为自己遭受的苦难而需要发泄复仇。假如忽略人类历史悲剧中的受难者，我们就是在轻践人类和生命本身。战争不知道浪漫。战俘是战争苦难的最大承受者。“人生都有其经验。我的一生如果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我们再也不要战争了，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
• 薯数阳光

  2013-10-08
  在世界各地还有上千名原来南方政府的人在流亡，还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赦免，而现在他是惟一和他们共命运的内阁高官。他在道义上不能把他们扔下不管。这仍然是他的职责！道德和荣誉，高于生命和权力。职责是政治家的天命，权力只不过是完成职责的工具而已。抱持这样的信念，他们有时候表现得几乎是天真迂腐，缺乏算计，毫无谋略可言。
• 薯数阳光

  2013-10-08
  在这宁静的清晨，特别容易体会到：享受了一百多年和平的今日美国人，一定是理解李将军的，他们理解李将军在1865年4月下令投降时，胸中重如千钧的道德担当。游击战的战略，将打破军人和平民在战争中的角色区别，不可避免地出现军人对平民的战争暴力，这是平民遭受最大死亡、伤害、疾病、饥馑的战争形式。看看以往的人类历史，到了战争后期，战胜一方无不使用过度的暴力，滥开杀戒、滥杀平民，用鲜血和死亡来粉碎对方残存的战斗意志，再用杀戮和恐怖来维持胜利。几乎所有的内战，都会滑向军人对平民、平民对军人、平民对平民的混战。怨仇和愤怒，拌和着血污一层层的渗入大地。经历过一场内战的国家，要多少年才能将血污冲洗，才能把怨仇化解？人类自相残杀的血腥，无不化成不祥的怨恨阴云，笼罩在被战争摧残的民族头上，要多少年才能够消散？美国的南北战争却是一个特例。
• 薯数阳光

  2013-10-08
  命运的安排，有时候你不信真是不行。迈克林斯亲睹战争爆发，躲来躲去，还是让他撞上了这结束战争的一幕。
• 薯数阳光

  2013-10-08
  功绩可以不是资本，权力可以不是私产，政治对手可以不是死敌，政治家可以仍然是光明磊落的有道德的绅士，政治理念和实践之对错可以公开讨论，政治可以不是肮脏的交易。杰弗逊在给亚当斯的信里写道，回望一生，“就像回望一个战场，所有的人，所有人都死了；而我们孤伶伶地活着，活在新一代中间。我们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们。”晚年的最后岁月，他们之间的友谊，成了相互最温馨的慰籍。
• 豆腐仔

  2012-03-04
  如果说葛根的行为没有“表达”任何思想，那么就谈不上“轻蔑对待”国旗。如果认定葛根的行为是“轻蔑对待”国旗了，那么这种“轻蔑”正是葛根想“表达”的“思想”，这种表达就必须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言论自由原则的保护。
• contrail

  2012-09-19
  书籍是人类思想的载体。禁书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承认那书本里承载的是“危险的思想。”但历史一再证明，今天看来是危险的思想，明天却会成为常识。一些权势人物判定的危险书籍，却可能是公众知识不可或缺的来源。禁书似乎有理，却从来没有成功。
• Miss红

  2012-03-22
  在研究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历史的时候，费镇谋杀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典型地表现了自治小镇上的民众和国家法律的关系。让我们深感震动的是，美国朝野在面对这样的民间“黑道”时候，表现出的理性和法治观念。法律永远是一把双刃剑。这把锋利的正义之剑，既能剪除邪恶，也会约束正义。这就是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受害者及其家人所表现出的尊严和忍耐，当他们看到由于法律的局限，正义不能伸张的时候，他们寄希望于法律的完善、人性的觉醒、制度的改良。他们不要求政府特事特办，乱世重典，他们不指望在法律程序之外的报仇雪恨。他们知道，法律是不能图一时之痛快而滥用的，为一时一事而不按照规则行事，会对制度造成长远的伤害。作为所有人共同契约的制度框架，只能完善，不能砸锅卖铁，因为所有人的长远利益，只有在这个制度舞台上才能实现。
• 西峰秀色

  2016-06-18
  翻译茨威格的翻译家张玉书，曾经在得到了一本茨威格的原作之后，“如饥似渴地读了这些名篇，还没有敢闪过翻译它们的念头”。不是翻译水平不够，而是当时“《二十四小时》的译者，南开大学的历史学家纪琨先生为此受到牵连，理由是散布毒草，竟和当年在柏林焚烧茨威格的作品时为这位作家罗织的是同样的罪名。”可是，纳粹指控茨威格，再怎么说，“毒草”还是茨先生种出来的，这毒不毒，和译者又有什么关系。著名翻译家草婴回忆说，“1956年读到《一个人的遭遇》特别感动，并立刻把它译成中文，也是因为我对反法西斯斗争有了较深的感受，衷心希望人类不再受到类似的浩劫。但怎么也没想到，《一个人的遭遇》被说成是大毒草，我因翻译肖洛霍夫作品在文革中受尽迫害，两次处于生死边缘。……成了‘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肖洛霍夫的吹鼓手’。”1975年，52岁的草婴被强迫去背水泥，被水泥袋压断脊梁骨。因为他的翻译家身份，被医院拒收，“只嘱咐家属在家里搁一块门板，叫我仰天躺在板上至少半年”。偷偷在家翻译也不行。1945年参加新四军的翻译家金中回忆说，“预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我家又一次被抄，连炕上的席子都被卷走。《风中芦苇》译稿自然逃脱不了厄运。我辛辛苦苦写下的几百页稿纸，被队长们当了卷烟纸，付之一炬，我心疼得差点昏过去”。译者人人自危的气氛究竟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连编写辞书都不安全。学者孙绳武回忆说，“十年动乱之间，即使是编译辞书这类尽力远离现实政治的工作，也几乎全都悄然无声。”1970年，法国文学翻译家袁树仁还是32岁的年轻人，他去北京图书馆借书。“法文书的卡片已经过筛选，许多‘封资修’著作被拿掉了。填了一个条《茶花女》。工作人员接过去一看，立即厉声斥责‘为什么要看这种作品？’把条给撕了。”
• 夕夕

  2013-01-19
  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只知道，看一看世界，对我而言比一切的一切都重要。我对自己说，我要走遍世界走遍已经读过的每一个国家和城镇。心里明知这不可能，我还是固执而不能放弃梦想——我想我会继续这梦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 Miss红

  2012-03-22
  塞勒姆审巫案，人们无法不沉重，为什么会在一个公认有法治的地方，设立了正式的法庭，经过正式的司法程序而处死了几十个绝对无辜的人？　　人们检讨了当时的社会状态，指出清教徒的宗教执着，在相对封闭的社区环境下，会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偏执和狭隘，只承认自己认可的东西，只信任自己相信的东西，不见容于任何不同于自己的异端，并且把一切异端都视作邪恶。当年，清教徒在欧洲受到残酷迫害，他们怀着坚毅的宗教信仰，逃离欧洲，来到新英格兰建立殖民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以后，他们也会像当年迫害他们的人一样，不能容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这种要纯洁自己心灵，纯洁世界的理想主义的执着，一瞬间就会变成残酷迫害异端的可怕动力。对神的追求，会变成同魔的舞蹈。正是基于这一教训，现在的人们把司法独立、政教分离，看作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把多元和容忍看作一种必须的进步。......恐惧和不安全感，是这种制度化的权力手里的工具，用来胁迫和挟持民众，冤枉无辜，迫害异己。塞勒姆审巫案的教训是，必须强调法庭程序，特别是有关证据的程序。......即使在当时当地看来似乎确切无疑的事情，如果不严格按照独立的法庭程序和证据排斥方法加以检验，那么冤枉无辜的荒唐悲剧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在制度化的权力的参与下，罪名是可以罗织的。
• 小雪

  2012-09-24
  美国是一个出了名的没有历史感的国家。可是，你却处处可以感受到一种浓厚的“历史感“。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村镇，都会有他们的历史保护建筑；他们都会在自己的小报馆的铭牌上，标出它起始于18xx年，甚至17xx年；有时，他们建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虽然其中的展品可能只是些旧时的农具，锄头犁耙什么的，他们却因此而认认真真的在那里筹款捐款，做义工。你看了就能感觉出，这个年轻的国家，似乎有什么东西是一直立在那里的，是持续而稳定的。也许，那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也许，那是对栽树的前人的一种敬重；也许，那是对文化积累的一点意识；也许，对于他们那什么都不是，只是自由自在生活的一个自然而然部分。他们的生活里，长久没有别处的那些“争斗“内容，当然就要干点什么其他的事。